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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发布时间：2012-12-29 02:38:0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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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10张)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以长征为主题的油画作品(9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长征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之一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之二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之三进取精神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长征各阶段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长征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长征宣言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部分参与人员

　　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

　　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

　　参谋长左权29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 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萧华1 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 O团政委杨勇22岁

　　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

　　第1 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 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29岁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 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萧克26岁

　　政委王震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四军

　　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 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 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三十一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九军

　　政委詹才芳27岁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13、红三十三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说法的由来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