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实行法治，采取王道政策，才能收到使被统治者“心悦臣服”的效果。孟子反对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要求统治者放弃霸道，采纳王道，对被统治者实行仁政。他认为，只有“不嗜好杀人者”才能得到任梦的拥戴。只有这样的统治者才能巩固国基，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应当说商鞅的法治主义与孟子的法治主义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片面性。法治主义看到法律约束的必要性，然而过于强调他律而完全忽略自律，实质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可能在短时期内见效，却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它不可避免
人类也不能成其为人类，可见礼治是不可缺少的。礼是衡量社会上一切人的标准。因此
国家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的政治政策。他不赞成孟子的王道政策，也不赞成商鞅的霸道政策，主张王道杂用、礼法双行。梓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礼治与法治，或者王道与霸道，缺了哪一方面都有王国的危险荀子作为儒家大师，当然不能把王霸等量齐观，它实际上是主张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他强调，实行礼法并重策略的关键是“尊贤”，即让德才兼备的人执掌法令。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法令自己不能化为现实，必须依靠贤人来实行；如果找不到实行的贤人，再好买的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荀子对执法者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他不仅是通晓法令的专家，还必须是道德上的楷模。只有这样的执法者才能把人治与法治统一起来，把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把教育感化与强制约束统一起来，同时肩负着执法与明礼两种职能。只有这样的执法者才能真正做到廉洁公正，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荀子还把儒家的人文精神引入法治理论当中，强调执法者应当抱着“爱民”的态度，而不能像法家那样抱着以民为敌的态度。照荀子看来，执法者绝不是冷冰冰的酷吏，而应当时富有同情心的贤人。只有这样的贤人才能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避开严刑峻法的误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可以说是对荀子“重法爱民而霸”原则所做的艺术化注脚。这一原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清官政治的理论依据。荀子提出的礼法并重，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政治策略，实际上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采纳。汉宣帝直言不讳的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到杂用之。”（《汉书·元帝记》）儒学的礼学经过荀子的阐释，终于从孔孟的理想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荀子提出的礼法并重的策略，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设计无疑已经过时了，但其中包含的政治哲学智慧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他告诉我们应当全面地把握人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教育感化与强制约束的辩证关系，既要反对片面的伦理主义也要反对片面的法治主义。我们仔细品味荀子的政治哲学，对于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对于摆正思想工作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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