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臣如何左右皇權：以北宋「癭相」王欽若為例
王瑞來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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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
人的活動構成了社會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歷史就是人的活動的歷史。然而，為歷來研究所重視的，大多是被視為正面的精英的活動，而對所謂的反面人物，僅僅是作為正面人物的陪襯來加以點綴的，並沒有認真地研究他們的活動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如此說來，迄今為止的歷史文本所敘述的大抵是正人君子的歷史。這不免讓人覺得有些缺憾。且不說歷史家應該更多地講述精英治下的老百姓的歷史，即使是講述精英的歷史時，也應當包括所謂「奸雄」的歷史。他們也是不可忽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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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筆者君臣關係個案研究之四，曾在2000年保定國際宋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三位不具名審稿人提出寶貴意見，給予筆者啟示良多，並使文章避免不少錯誤。關於宋代皇權研究，中國國內以錢穆的〈論宋代相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2期〔1942年〕）提出的君強相弱說為代表，國外則以日本內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1922年〕）提出的君主獨裁制說為代表。二十餘年前，我先後在《歷史研究》發表了〈論宋代相權〉（1985年）與〈論宋代皇權〉（1989年）二文，提出了與通說基本相反的新皇權論。我的文章，在國內被認為「在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使得對皇權與相權關係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桂始馨：〈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研究綜述〉，2005年，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638.html），在日本則被認為「全面否定和顛覆了迄今為止的君主獨裁制說」（富田孔明：〈宋代史における君主独裁制說に対する再検討〉，載《小山義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1995年〕，頁225–55）。不過，我的觀點也受到一些批評與質疑。主要的批評就是認為我過於強調皇權與相權的對立。接受批評，作為觀點的補充與修正，我此後的研究更為注重君臣間的互相協作。同時我感到，對於皇權在政治體制內如何作用的問題，僅憑一般性的泛泛而論是難以解決的，而且也缺乏說服力。因此，我決定深入到政治活動的細部，來考察權力運作的具體狀態。本文選擇了宋代第一個正常即位的真宗，把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的活動作為考察對象，以期明瞭在君臣協作下宰輔專政的實際狀態，並以管窺傳統中國皇權走向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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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應當儘可能不囿於傳統的敘述文本的局限，對這類人物做出客觀地評說。就是說在研究善的歷史的同時，也不應忽視惡的歷史。
然而，對於所謂的善惡，實在是缺少一定的評判標準。儘管人類有共通的基本道德規範，但具體到某個人的評價時，則往往是因時而異，見仁見智。而對於歷史人物，傳統的評價往往就成了千古不變的定盤星。在舊有的基調之下，為後人一遍又一遍地複述。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此語誠然。我們不可能超越今天的認識高度去評述歷史，臧否古人。能做到的僅僅是重新檢討史料，審視舊有的結論，做出今天的認識範圍內的客觀評價，提供給後來者。
歷史的一面是豐碑，另一面又是恥辱柱。歷史人物最倒霉的莫過於成為正面人物的對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釘上了恥辱柱，萬劫不復，難以翻身。而後世的歷史家所喜歡做的，不是錦上添花，就是雪上加霜。結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醜惡的愈加醜惡。這也是顧頡剛所說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一方面吧。我們今天研究歷史，研究歷史人物，目的並不是再涂幾層油彩，或是再潑幾盆污水。而是應當在認真地辨析史料的基礎上，剝掉附加的油彩，清除污垢，還歷史、還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
根據上述認識，我想從被稱為真宗朝「五鬼」之首的王欽若入手，分析他的鬼蜮行徑，考察他被忽視的正面業績，並將他置於政治鬥爭的背景之下，探討他被稱為鬼的原因，以及他在皇權象徵化過程中的作用。
對王欽若其人，儘管迄今為止尚無專文研究，但稍為了解一些宋史的人，對王欽若其人其事肯定不會陌生。其人在宋代被並稱於「五鬼」之列，以奸佞聞名。元人編纂《宋史》，沒把他列入〈奸臣傳〉，算是網開一面。王欽若的仕履貫穿了宋真宗在位的全過程，直至仁宗初年去世為止。我閱讀了現存的王欽若主要的傳記資料，發現對王欽若，似乎也存在一個顧頡剛所說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問題。王欽若的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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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齊（B.Croce）（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顧頡剛：〈自序〉，載《古史辨》第一冊（北平：樸社，1933年），頁52。〈王欽若傳〉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二八三，頁9559–64，緊接在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同時代的宰相之後。
現存有關王欽若的主要傳記資料有，夏竦所撰〈贈太師中書令冀國王公行狀〉（載《文莊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卷二八）、〈故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冀國公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王公墓誌銘〉（載《文莊集》，卷二九），以及《隆平集》（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東都事略》（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