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美的客观论与主观论 - 试以柏拉图、休谟的美学观为例

发布时间：2020-04-22 20:09:2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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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的客观论与主观论

——试以柏拉图、休谟的美学观为例

对于美的本质的探索，二千多年来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困难，即：一方面美好像是容易被感觉到的，在日常生活经验中都能经验到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却又非常难以言之成理地找出它的本质。纵观美学发展史（主要指西方美学史）上对美的本质的探索，无外乎“客观论”、“主观论”以及“主客观关系论”三种。在众多美学家眼中，柏拉图与休谟便是客观论与主观论的典型代表，下面我们试着对这两位在美学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哲学美学家的美学理论进行解读。

一、柏拉图：最高的美就是“理念”本身

在介绍柏拉图的“理念（也有译为“理式”）”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他所著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大希庇阿斯篇》讲起，因为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关于美的本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在该篇中，苏格拉底在与希庇阿斯的对话中，列举了“漂亮的小姐是美的”、“一匹母马是美的”、“竖琴是美的”、“汤罐是美的”之后，提到了美的东西的相对性——“最美的年青小姐比起女神也还是丑”。事实上，柏拉图在这里严格区分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两个概念，认为前者仅仅回答了“什么东西是美的”，后者才涉及一切事物成其为美的普遍性质和共同原因，主张美学思考应该超越美的具体事物去寻求美本身。这个美本身，柏拉图称之为“理念”。

说到“理念”，我们不得不提到柏拉图的“床喻”——他以床为例，认为有三种床：一种是自然的床，它是神造的；一种是木匠造的床；还有一种是画家画的床。“画家、木匠与神分别是三种床的制造者。神制造了一个本质的床，真正的床。神从未造过两个以上这样的床，以后也不会再造新的了，因此是床的“自然制造者”。自然的床以及所有其他自然的事物都是神的创造。木匠是某一特定床的制造者。而画床的画家绝非制造者，他只是摹仿神与木匠的作品。”就三种床而言，自然的床代表床的本质或本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式，是神所创造的唯一原型（观念）。天下所有的床，无论大小、形状、功用与材料，都是木匠在凝神观照这一原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专门的技艺，仿造出来用以满足人类特定目的的人工制品。这类制品看得见摸得着。神所造的床之理式，作为一种隐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本体性的存在，属于理智世界的可知对象，是世间所有床的本源。木匠所造之床，作为一种实物，是普通感官所及的东西，属于现象世界的可视对象，是摹仿原型理式的产物。画家所画之床是以木匠所造之床为蓝本，所摹仿的只是床这一器物看上去的样子。如此说来，木匠所造之床是神所造之床的摹本，画家所画之床是木匠所造之床的摹本；相对于神所造之床而言，所画之床就成了摹本之摹本。

总之，柏拉图在“理念”的支撑下，划分了三个世界：理式（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是先验的、第一性的、唯一真实的存在，为一切世界所自出；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是对它的摹仿；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它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理念）隔了三层。“理念”作为最高的美，“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是表现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种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美……。”“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如果在美本身以外还有其它美的东西，这东西之所以美，就只能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其它的东西也是一样。”（《会饮篇》）可见，柏拉图对美的本质和美的现象作了严格的区分，并认为正是由于最高的美——理念本身使各种美的现象才成其为美。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由于艺术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因此诗人包括荷马所书所写的都是不真实的；从《理想国》卷三我们还得知，柏拉图对当时流行的戏剧非常不满，认为它迎合了群众的低级趣味，伤风败俗。他攻击荷马和悲剧家们把神写得和人一样坏，以致决定把那些模仿诗人和艺术家驱逐出他的“理想国”。很显然，这样一种基于形而上的摹仿论是一种否定艺术的观点。而实质上它却深刻地指出了艺术的巨大功能，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艺术的性质和特点。艺术从此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政治、社会伦理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展示出了它自身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二、休谟：“每个人心中见出一种不同的美”

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休谟的美学理论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的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论人性》第二卷、《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以及《论怀疑派》中。他主要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去探讨他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美的本质，一是审美趣味的标准。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休谟坚决反对美是对象的属性的看法。在他看来，美不在外物而在人心。这一观念在他不同时期的论文中反复被强调：“美恰当地说不是任何客体中的一种性质，而只是心灵中的一种激情或印象。”“各种味和色以及其它一切凭感官接受的性质都不在事物本身，而是只在感觉里，美和丑的情形也如此。”他更是直接指出：“美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每个人应该默认他自己的感觉，也应该不要求支配旁人的感觉。”概言之，美不是客体对象所拥有的，不是它们中的任何性质，而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只是观赏者对客体情感的表征。在此基础上，休谟认定，审美趣味的统一标准只可能在于人人都有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并不是圆的一种性质……美只是圆形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人心的特殊构造使它可感受这种感……”“……这种情感必然依存于人心的特殊构造才使这些特殊形式依这种方式起作用，造成心与它的对象之间的一种同情或协调。”另外，审美感受是由一种特定的客体形式在一个特定的心智中根据其独特的结构而产生的一种快痛褒贬感受，而这样的感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心智与客体间有一种同情共感关系，这表明休谟意识到了审美感受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在情感上先行后续的一种协调一致的关系。休谟指出美感的根源在于心智的特定结构，但他并没有将这种结构剖析开来，也没能深入展开它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这应算是他在很大程度上被推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代表的历史事实吧。当然，美的主观性容易导致的后果是对美的不同的反应，这在很多时候是必然的，因为诉诸主体，而主体的状态常常是不同的，这也就难免会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嫌疑。

休谟关于审美趣味标准的观点，基于人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的共识，这种观念不仅是当时心理科学影响的结果，也拓展了心理学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无怪乎，康德说休谟曾使他“从独断论中惊醒”。

三、小结

柏拉图创造了理念世界，并将其作为美的标准，美就是理念本身，从而建立了一种美的本体论。他在哲学美学方面的功绩是不能忽视的，但他的客观主义取向对主体不够重视甚至轻视（因为美是自足的），以致绝对美压抑了相对美，这样的后果是感官或感性是没有地位的；再者，就人文思想而言，他将美归功于一个虚无飘渺的理念世界，难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实践证明这种关于美的标准最终是靠不住的，这也是后来的美学家们都在不断的探索美的标准的原因。柏拉图之后的客观美学也没有探索出一个能够准确定义美的标准，他们或是提出很片面的看法，或是归咎于神学目的。这样无休止的探讨直到主观美学的出现才有所好转；主观美学扭转几千年以来对于美的本质看法，提出了感官这一重要的概念，但却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美的标准，反而更能说明美的标准是不可确定的。由此可见，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依然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主题。

《理想国》第十卷；

《会饮篇》

三模仿——生产说

传统的美学和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中，谈到柏拉图的模仿说，都是从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着眼，因而大多对柏拉图的模仿说持否定态度。朱光潜先生认为，由于柏拉图“否定了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否定了艺术能直接摹仿理式或真实世界，这就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他所了解的摹仿只是感性事物外貌的抄袭，当然见不出事物的内在本质。艺术家只是象照相师一样把事物的影子摄进来，用不着什么主观方面的创造活动。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极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看法”。[18]1999年出版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在柏拉图的专章中也称：“柏拉图的模仿说从整体上说是错误的，其中不存在任何积极的因素。其所以错误，在于其赖以确立的理论基础的理念论，从整体上来说也是错误的道理是一样的”。[19]通观柏拉图一生中对模仿说的各种看法，我认为对于这种完全否定性的结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柏拉图在“线喻”、“洞喻”、“床喻”和三个世界的划分中，从“相”论出发谈诗歌和艺术的模仿问题时，他得出的结论：诗歌和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两层”。由此说柏拉图是反艺术真实性，他的观点是唯心的、错误的。这种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谈柏拉图的模仿说是远远不够的。
柏拉图本人的思想是发展的，同时他思想中又存在着矛盾。当着他面对古希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史诗、抒情诗和悲喜剧的实际情况时，他又是以一个诗歌的爱好者和鉴赏者的角度提出和论述他的一些诗学观点的。他的诗学理论，不仅与他的认识论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宇宙生成论、他的历史观、教育观、伦理观紧密相联。

柏拉图虽然反对模仿诗人，不准他们进入他所构想的理想国，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从小就学习荷马，“对荷马怀着热爱和敬畏之心”，称荷马是最优秀的模仿诗人。是“所有悲剧的第一位教师，首创了悲剧之美”[23]

注释〕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7页。
〔19〕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20〕（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106页。
〔21〕（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2页。《柏拉图全集》第2卷，《国家篇》中的这一段译文，与朱先生的译文基本一致，表述上又有所不同。如“诗的摹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句，“全集”中译为“模仿性的诗歌模仿人们被迫或自愿的行为”（见全集第2卷第625页），我们采用了朱先生的译文。
〔22〕（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3〕《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