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 - 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

——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摘要】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关键词】胡铨 《戊午上高宗封事》 交游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与李纲、李光、赵鼎并称为“南宋四名臣”，胡铨自建炎二年（1128）高宗“策士淮海”时以万言长策登科甲而入仕途，其后数十年沉浮坎壈，以忠直敢言擅名朝堂，也因此不能全身远祸，屡遭贬谪。绍兴八年（1138），因《戊午上高宗封事》触忤权奸秦桧，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孝宗即位后，其命运才有所转折。对于对胡铨一生影响甚巨的上疏一事，吴宽赞曰：“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读之足以痛快人意，真所谓与日月争光者也。”本文即以此为枢纽考察胡铨的交游情况，以期在特定角度还原作为“名臣”的胡铨的历史面目。

一、师长辈

萧楚

萧楚，字子荆，庐陵（今江西吉安）泰和人，自号三顾隐客，门人私谥为清节先生。据《清节萧先生墓志铭》，他卒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时年六十七，可推知其生年为英宗治平元年（1064），足长胡铨38岁。萧楚与胡铨为同乡，更是对胡铨的为人为学有重要影响的师长。胡铨丁父忧时，从其学《春秋》，一生师事之。此时，萧楚已卓然名家，被推为“名儒”，虽如此，其言行却颇有狷狂之气，更兼有名士之风与林下之概。据载，绍圣年间，他游太学，贡礼部，不第，其时奸臣蔡京方掌权柄，他留书与门人冯澥，“言蔡将为宋王莽”，其后果验，此举可谓颇具胆气与眼力。从此，他自誓不履仕途，隐居三顾山下，筑读书台，传授《春秋》之学，一生不娶，以学者终身。其门人名于世者除胡铨外，尚有赵旸与冯澥等，冯澥尤“以忠鲠名天下”。

胡铨学本《春秋》，登甲科时为《春秋》第一，论策则极重王统，“嘉言谠论，多本春秋义例”，一生力排和议，九死而不悔，又作有《春秋集善》，可见于《春秋》之学，浸淫甚深，为人立论，无不秉持。而萧楚作为胡铨《春秋》学之业师，对胡铨的影响可谓深矣。学者治《春秋》，“自汉唐迄今，家《春秋》者且千概，癖于传”，萧楚则“渐以经”，反重知识，轻伦理的治经传统而行，注重经学大义，其弟子亦多从之。萧楚论《春秋》大旨，盖“主于以统制归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于下”，这一大旨，胡铨始终秉持。萧楚治学非止于《春秋》一端，所学甚博，著作等身，有文集百余卷，“多发明《易》、《春秋》与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氏族、星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博学多闻，著作等身。

萧楚为人刚毅有执，嫉恶如仇。曾有友人被诬陷于冤狱，他“冒盛暑往救，终得不寃”。胡铨登甲科后，归拜萧楚于床下，萧楚曰：“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我《春秋》乃佳。”其言如金石掷地。观胡铨一生，冒死进《上高宗封事》，流落岭海数十年不改其志，其“孤忠谠论，震耀千秋”，果非以登第入仕为极荣，果不以杀身取义为所恶，胡铨“卓然为天下名臣”，萧楚之功非浅。

萧楚不入仕途，隐居林下，又以“隐客”自号，其为人似兼奉儒道，但他其实纯然儒者：他隐居不仕，始于蔡京之乱朝，不求闻达而独善其身，有不屑与之同流合污、匹夫不可夺志之意；隐居之后毕生致力于治学，有弟子百余人，授其业以传其道；著书以明经义，“非徒以口讲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间有胡铨及他弟子所附入”，藉此传之后世，以出世之态，行入世之事。而胡铨亦以儒者终身，其言行出处，颇有乃师之风。“绍兴五年，张浚开督府，辟湖北仓属，不赴”，而一旦入仕，则以国之安危为命，杀身不悔，经历虽相异，心志却并无二致。

萧楚去世之前，自知大限不远，嘱胡铨于其百年之后作墓志铭，后胡铨乃作《清节萧先生墓志铭》，叙其生平大概,于萧楚之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有“士穷义乃见，不幸不生孔子前，与叔肸同卒，可叹也”之言，又作有《祭萧清节先生文》。

胡铨终生以萧楚门人自居，为学则领其要旨，注其文章，登第则去往拜会、听其教诲。萧楚“身可杀，学不可辱”之言，胡铨终生铭之于心，志之于行。高宗绍兴七年（1137），胡铨除枢密院编修官，宰相张浚，参知政事张守、陈与义闻萧楚之名，欲读其书不得，后来张浚得其《战辨》一书，乃感慨胡铨得先生真传，“可谓切中时病矣”。绍兴八年戊午（1138），胡铨进《上高宗封事》触忤权奸，由是开始了漫长的流徙贬谪生涯，“险阻艰难，食有并日，衣无御冬”，颠沛流离中，不忘砥砺名节、研磨学问，“先生之书未尝一日去手”，不仅以此自励，更教子授徒，朝夕不辍，成《易》、《礼记》、《春秋传》，凡十七年不改其志。萧楚离世四十余年后，胡铨入经筵，论及经学，“则谨对曰：‘先生实臣之师’”。其后罗泳、罗泌欲刊刻其《春秋辨疑》以传世，嘱胡铨作序。可见其交往之笃。

二、 朋友辈

张浚

张浚（1097 -1164），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宋徽宗时进士及第，高宗朝官至宰相，并都督诸路军马。著名抗金首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均其部下。后被封为魏国公，人称“张魏公”。卒谥“忠献”。著有《易解》及《杂说》各十卷，《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宋史》有传。

张浚与胡铨年岁仿佛，同朝为官，政治观点亦相近，都主战反和，也都因此被人排挤猜忌。绍兴年间，张浚位列右丞相，后又因和战之纷争去官。而高宗一朝，胡铨亦仕途蹭蹬，流落江湖二十余年，二人政治主张、人生经历相近，难免有惺惺相惜之情，《澹庵文集》附录中有杨万里的《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其文云：

此帖十二纸，皆紫岩先生魏国忠献公答澹庵先生忠简胡公手书也。绍兴季年，紫岩谪居于永，澹庵谪居于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书还往，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患也。万里时丞零陵，一日并得二师。今犬马之齿七十有六，夙夜惧此身将为小人之归，复见此帖，再拜三读。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绍兴末季，胡铨被贬已届二十年，二人皆年近六十，往来书信，互为慰藉，犹“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患”，二人对国家社稷用心之深、于逆境困苦中持身之正、面对魑魅魍魉时胆气之坚，令人肃然起敬。绍兴三一年，高宗放张浚、胡铨自便，胡铨自衡州出发，访张浚于零陵，二人谈话间，“忠献从容谓公曰：‘秦太师颛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可谓相知矣。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张浚、胡铨被重新起用，且皆为孝宗倚重。张浚力主恢复，与孝宗之雄图正相契合。孝宗曾对胡铨说：“朕忧魏公，旦旦吁天，期公寿隆”，“边事倚张魏公”，又言曰：“澶渊之役，当时有劝幸蜀及江南，惟冦莱公决断。”胡铨则称道：“今张魏公，陛下之莱公也。”二人相惜如此。

张浚去世，胡铨作《祭张魏公文》，其文曰：

公尝谓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子韶已矣，铨独在此，怀禄不去，其颡有泚……矫首望云。涕泗沾裾。

陈刚中

陈刚中，字彦柔，福州闽清人。建炎二年登第，与胡铨为同年进士。这一年虽然因允状元李易之请，免赐闻喜宴，但殿试唱名之后，按例有朝谢皇帝、拜黄甲、叙同年、乡会、谒谢先圣先师、游西湖、名园等一系列庆贺、宴会、礼仪活动，尤其是“拜黄甲、叙同年”的活动，给进士们提供了彼此认识的机会。胡铨和陈刚中作为同年进士，大概由此相识相知。

陈刚中“性慷慨，有志事功”，官拜迪功郎。绍兴年间上书言事，论及国是，忧心于国库匮乏、民生凋敝，主张“罢冗食、去虚文以足邦” ，而胡铨的对策中也言道“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师老而费财也，以生寡而食众也。三者今之大弊也”，面对这一痼疾，二人的倡议相近，都主张罢冗而去繁，废虚而务实。其后，陈刚中迁太府寺丞，“上封事，主议恢复”，而胡铨一生亦排和议，主恢复，《上高宗封事》、《上孝宗封事》、《上孝宗论撰贺金国启》等奏疏无不以此为纲领，由此观之，二人可谓同气同声。

陈刚中与胡铨的交谊还远不止如此——绍兴八年，胡铨进《上高宗封事》，请斩秦桧等人，于是议论汹汹，海内震惊。胡铨亦因此被贬，“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全身远祸，人情之常也。然而陈刚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撰启以贺胡铨，其全文已不可尽睹，据史载，文中有“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之言，又云：“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知无不言，愿请尚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乗下泽之车”，其文慷慨激扬，可以想见其人。世人昏昏，我独昭昭——胡铨本因《封事》遭贬，前途不测，陈刚中却撰启以贺，这不仅是对胡铨的支持，更是对权奸的蔑视和怒骂。他作此文时，必已将前途安危置之度外。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陈刚中果然“与张九成等七人同谪” ，被谪往赣州安远县，安远地处偏僻，“瘴疠特甚”，乃至于“汲水置器中，湏臾墨色”，时人有“龙南安逺，一去不转”的谚语，意谓去者多死于此，是名副其实的“畏途”，而这个谚语成了谶语，陈刚中果然“感瘴而没”，身后，其妻子扶柩葬于杭州龙井山风篁岭之沙盆。

陈刚中与胡铨之交游，见于史册者止此数端，然二人同科进士，同时力排和议，同遭贬谪，而陈刚中又卒于是，令人扼腕。“嘤其鸣也，求其友生”，其斯之谓欤？

三、 后学辈

杨万里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有《诚斋集》传于世。他为人刚正耿直，心性活泼跳脱，又是著名的儒者，有承接道统的自觉意识，而在学术上对杨万里影响最大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张浚，一位便是胡铨。

胡氏与杨氏为世交，胡铨曾为杨万里的父亲杨芾做《杨君文卿墓志铭》，胡铨去世之后，杨万里为之作《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戸食实封一百戸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并为胡铨文集作序。

从《诚斋集》所存相关资料来看，在朝堂讲坛之外，胡杨二人亦多有山水胜游、诗词唱和。杨万里对胡铨极为敬重，如《诚斋集》卷六十五《与胡澹庵书》云：“属者客里落寞，乃得望见玉立之容。于东湖之西、西山之东（前诗之验），一听谈间之淙琤，便觉满面康衢之埃，拂拂吹去矣。”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其书又云：“虽然，语离之际，远送之情，此古人所以登山临水黯然销魂者也。某独无情哉？情生于中而不可制，势禁于外而不得逞……惟遄归修门，得吏民见信者，不曰自澹庵门下来乎”，他以身为澹庵门人为荣，并因此而自我约束、高自期许。而他对胡铨，亦有勉慰之言：

先生是行必居中，必得政，必尽言，必伸道，必尊主而芘民，必强中国而弱夷狄。天下所以望先生，先生所以许天下者。

敬之如师，念之如友。二人情谊之深，毕见于此书。

杨万里自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入仕凡三十八年，“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见他的性情人格，与胡铨颇有相近之处。他曾从胡铨受学，乃其门人。胡铨的为人和为文，对杨万里影响甚大。胡铨力主恢复，而杨万里也痛感时事，存有恢复之心，他曾有诗云“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休言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心志是契合的。杨万里《跋忠简胡公先生谏草》云：

澹庵先生之孙规，寄示先生谏草凡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见敌人入门”等语，其痛次骨。万里读至此，不觉涕泗之沱若也。

　 其痛切骨，其言切心，胡铨虽逝，但两颗心依然可以托文章而共鸣。杨万里敬重胡铨，以身为其门人为荣。在他晚年胡铨已故去多年之时，他依然敬奉如其生时：

今犬马之齿七十有六，夙夜惧此身将为小人之归。复见此帖，再拜三读。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杨万里与胡铨子侄辈亦多有有交往。淳熙三年（1176），胡铨长子胡泳去世，杨万里痛而悼之，有《胡季永挽词二首》，其诗云：

澹庵潜圣学，未许外人传。门里存衣钵，吟边可管弦。

浣花宗武辔，儋耳小坡船。绿鬓成黄壤，从今更问天。

一昨官都下，同时寄客间。相从湖上寺，览遍浙西山。

骏足应千里，彪文未一斑。霜风吹病眼，老泪为渠潸。

　 前者颂胡泳之德行，后者忆往日之情形。“一昨官都下，同时寄客间。相从湖上寺，览遍浙西山”，概写昔日之胜游，暗伤今日之零落。“霜风吹病眼，老泪为渠潸”见出思旧之伤。淳熈六年（1179年），胡铨犹子胡英彦去世时，杨万里为之做《胡英彦墓志铭》。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卒谥文忠。

周必大与胡铨的交游，是胡铨文人生活这一侧面最为生动翔实的写照。在他的文集和史料记载之中，胡铨往往是以斗士、儒者和道德君子的面貌出现，而牵涉到他的多是政治事件。而在周必大的《文忠集》中，我们则能看到另一个胡铨，一个悠游岁月、纵情诗文，仿佛与朝堂政治毫无关联的诗人；一个深于风雅、不乏风流，富有生活情趣的文士。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使得千年之后，透过文字典籍，胡铨的面目还如此生动。

胡铨集中收诗不多，周必大《文忠集》中存有与胡铨交游唱和之诗歌，而胡铨之原作已不可见。但古人之诗题，多记作诗之时间与缘起，故于诗题之中，大致可以窥见二人交往及胡铨文人生活的片段，如《访胡邦衡庭前四菊茂甚因赋二绝（乙酉十月）》、《胡邦衡送酒有酒婢之语次韵 （乙酉）》、《顷创棋色之论，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会，戏成二绝（丙戌二月十六日）》、《向以书戏邦衡，云某自庐山游西山，当就迎公召节。今邦衡有诗督此语不验，次韵》、《胡邦衡相过赏金凤，许诗未送。邦衡复作木犀会二花，殆是的。对偶成韵（戊子八月）》、《邦衡置酒出小鬟，予以官柳名之。闻邦衡近买婢，名野梅，故以为对（戊子十一月）》、《胡邦衡惠淳字韵佳什，回首十年间，不知几往返矣，虽岁月逾迈而格律益高，降叹不足敬用赓和 （己亥）》等，从这些诗题中，我们可以窥豹一斑：第一，胡铨与周必大从乾道元年（1165年）开始到淳熙六年（1179年）的十数年中唱和不绝，其中宴会饮酒、惠赠佳物、往来书信所在多有，而文人之事，又往往付之于诗，多次韵唱和之作，有时甚至一和再和；第二，胡铨与周必大私交甚好，每年胡铨生辰，周必大均作诗以贺，有《胡邦衡生日以诗送北苑八銙日注二瓶（己丑六月三日）》、《去夏邦衡胡侍郎生日，尝因茶诗致善颂，其语果验。再赋一篇为大用长生之祝，且求赐茗作润笔（庚寅六月昆山发）》、《庆邦衡生朝用去年韵（辛卯六月三日）》、《邦衡生日用旧岁韵 （癸巳六月三日）》、《次韵贺胡邦衡除龙图阁学士且为六月三日眉寿之祝（乙未）》，语真情笃，极为庄敬。而平日诗词往来，又不乏言笑戏谑之趣。第三，从中看见出胡铨在政治之外生活的一些片段，他不仅是朝堂之上铁骨铮铮的名臣，也是帘帷之下风雅自赏的文人，周必大在《胡邦衡端明用癸巳旧韵宠赐佳篇，辄续貂为不一之贺（戊戌）》写道：“风流富贵谁能并，未害先生道德淳”亦是此意。

Research of Hu Quan’s Companionship

——Taking The letter to the Emperor in 1138 as the Centre

Abstract: Hu Quan, one of the four most famous officia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o had a well-known reputation, lived a very rough life. In 1138, he delivered a letter to the emperor, thus displeased the powerful minister, and therefore started his twenty-year long demotion and detention. The essay was a hinge of his life. This article observe and study about Hu Quan’s companionship while take the essay as the centr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n the common practice of official circles in the beginni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caused by Hu Quan.

Key Words: Hu Quan The letter to the Emperor in 1138 Companionship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d9d1fef465ce0508763213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