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愚忠思想与“天皇情结”
自从公元七世纪以后，中国的伦理体系一再被日本吸收借用， 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孝观。“忠”、“孝”原来也都是中国字，但中国人并不把这类德行看成是无条件，中国人有一项最高的德行－－－仁，它是忠孝的先决条件。“仁”的核心意义包含了一切西方人所谓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儒家的“孝”，其基础是“父慈子孝”，而领导者若无“仁”的德行，人民也可揭竿而起，因为它是人民尽忠的先决条件。
但“仁”这一项中国伦理的要件，却并未被日本所充分吸收， 这样就使“忠”、“孝”成为无条件的义务，个人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日本人在吸收儒家思想时,特别强调孝道，《孝经》更是被视为“百王之楷模”。相对于“孝”的家庭化,"忠"则是全民化的。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 而到了明治时期，政治家们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日本的精神统一－－－而作了很大努力。他们把天皇孤立成为“神圣首领”，使他远离俗世的骚扰，只有这样，他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尽忠。逐渐地，天皇成为超于国内一切政争之上的象征，"忠"的对象单一化了，把天皇视为神的观念也成了一种宗教传统。“在象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于是，“这是天皇的命令”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唤起无限的“忠”,它所具有的强制力和支配力，是在其它国家所无法想象的。在一般行政中，“忠”具有强制从死到纳税到从军各种义务的力量。“日本人惯于对一个特定的个人抱绝对效忠的态度，他们对国家元首抱这种态度时，就成了帝王崇拜。”
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时，全世界目击了“忠”的力量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一次发挥。许多西方人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而许多日本部队也仍在为所谓的正义而战，日本本土诸岛也多的是主张拼到底的人，但天皇一开口，说停战就停战了，所有人都服从，无论是海外的指挥官，还是在本土的东条英机，谁都未加反对，美军在机场登陆，受到了礼貌的迎接，一周前还矢志决一死战的日本竟完全地平静了，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使在战败中，最高的法则也依然是“忠”。
总之，日本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发展神道教，宣传神国思想，神化天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成为天皇忠顺的奴仆，使之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报答仁慈的天皇的“大恩”，否则就是最大的犯罪。“所谓天皇，就是把日本人的生命活力、赤诚之心以及道德信念溶为一体的精神支柱，它也是使得世俗政权具有神圣的权威以及一切荣誉产生的源泉。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天皇就是自己之所以能活在人世的依靠，又是一旦需要时不惜粉身碎骨的动力源泉”。
应该说，日本人的这种“天皇情结”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团结起来共渡难关，重建辉煌都是有益的，这也是战后天皇被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幸的是，日本人的这种“忠”的观念和“天皇情结”却如双刃剑般伤了自己，也伤了他国人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正是“高踞于官僚、军阀、警察、监狱之上，对外以军国主义作为唯一政策的天皇制” 把日本引向了军国主义即对外侵略的道路。
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使军部和军队处于特殊地位，天皇制政府一直把扩军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其大力经营下，日本军队1936年达到38 万人，坦克从1931年的120辆增1000辆，飞机亦从600增至1500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军队加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育，竭力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使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的精神支柱。国内的危机和日本军部的影响，使日本政府选择了发动对外战争以解决国内日益深刻的统治危机的方法，并把日本最终引上军国主义道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反物质主义与“武士道精神”
与西方不同，战前的日本人更看重精神，用历史学家陈舜臣的话说， 就是追求“心灵的感动”。日本人倾向于直观地认知世界，同时也倾向于原状地承认和表现人类的自然的欲望和感情。“古代日本诗歌最喜欢的主题是恋爱。古代日本人的恋爱是侧重感官享乐而无拘无束的。他们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恋爱。” 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日本人是有着纵欲倾向的，就连日本佛教也倾向于享乐主义（日本人是几乎完全抛弃佛教戒律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这使得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日本文化心理和宗教意识的主流。
在日本社会，精神高于物质，这就使得日本民族总体上少理性而多狂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武士道精神”的蔓延成习。
滞留日本的明朝医生许仪俊在其报国书中就曾提到日本人，“以病终为辱， 以阵亡为荣”。而三百年后明治时代，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更是看到为出征士兵送行的旗帜上大书着“祈战死”，并为之震动，这种重武轻生的精神令人感叹，但不幸的是，这种尚武精神在近百年来一次次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对外侵略的精神武器，为了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为了所谓的“大和魂”，献出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并使邻国人民遭受涂炭。
这种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要求人们做出自我牺牲，包括剖腹自杀。对日本军人而言，荣誉就是战斗到死。“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 武士道认为，武士应当只关心战斗，只知道服从，这种毒害使许多武士和后来的军人远离了独立思考，并进而制造出无数没有人性的战争机器。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的日本军人，在战争中表现得极为疯狂。在西方国家，一旦战亡人数超过1/4，投降便是很自然的事。但日本军人却几乎很少这样，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也仍会血战到底，这无疑加剧了二战的残酷性。这部战争机器所到之处，都血债累累。
还有一种与武士道孪生的复仇的风俗，也多次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锁国时期，作为殉死风俗（仆从在宗主死亡时应当随之而死）基础的忠诚原则得到广泛的传播。这项原则也决定了复仇的风俗，即武士在宗主或家中长者死于暴力时，应当为之报仇。“复仇和殉死一样被视为忠义的表现，且不为幕府所禁，江户时代成为一种习俗。武士阶层的复仇影响到百姓与町人，逐渐美化成一种正义行为。” 这种风俗的广泛传播，也使相当多的日本人具有报复心理，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多次编造谎言，声称日本人或日本军队受到了别国的侮辱或袭击，从而激起了日本人的复仇情绪，堂而皇之地发动侵略。“七七事变”就是一大例证。
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突出地表现在战争中。“日本对非物质资源的利用，就象美国之执着于物质的充裕一样，是贯彻始终的。日本人认为，精神即是一切,而且永恒不朽。他们的传统口号是：“以我训练有素之寡可敌彼之众，用我肉体之躯以克彼之钢铁”。在战争中，他们更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高呼将赢得一场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在战时的日本广播中，甚至可以常常听到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样一种生理上的现实。日本士兵经常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即便是已遭到挫败，日本人仍坚信物质力量终必失败。当老百姓被问及是否曾因为工厂24小时劳动以及彻夜的轰炸而疲倦至极？日本人的答案是“身体越沉重，意志与精神就越高昂。”这也可以从战时工人与士兵甘愿降薪以支持所谓的圣战中得到验证。
“轻视物质的精神主义，不只是轻视武器，也轻视弹药和粮食的供给。在南方战场上阵亡的130余万人中，恐怕有近一半的人是饿死和因饥饿引起疾病以及因缺乏药品而病死的。”〈10〉
当听到大战开战的消息时，东京大学教授（战后任该校校长）南原繁写了如下的一首和歌：“超越人间之常识，妄自向世界挑战。”〈11〉
山本七平在其名著《气氛的研究》中指出，日本人是深受“气氛”支配的民族。据说，“气氛”足以推动事物，足以主导一切。“日本人行事深受当时的人际关系、状况或环境所支配。”〈12〉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在某种气氛的影响下，做出非理智的冲动和盲动。
日本人的这种反物质主义，不仅使狂热的情绪弥漫全国， 更使其无法保持客观而现实的态度，无视国小资源乏匮而自以为可以靠精神获胜，无视被占领国人民的反抗而自以为可以永久治之，即便失败了也振振有词，死不认错。这使其终于难逃失败的厄运，并在心灵上留下永久的伤疤。
“日本人过分强调个别事实或特殊状态的倾向使他们陷入了无理论或反理论的非理性立场。结果是蔑视理性思维，崇拜不加控制的直观主义和行动主义。这里就存在着过去日本遭到失败的思维方面的原因，而且今天的日本仍然有这方面的危险。”
三、民族中心主义与“大和魂”
日本的民族中心主义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它是由民族起源的特点、日本的地理情况和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远离各种大陆文明、经常担心对外入侵使日本人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愿望，民族发展的独立性和不安全感，加深了民族主义的倾向。
日本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并不是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的新事物， 宣传日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夸耀古已有之。这种夸耀最初只是一种单纯的之于国家的热爱，并无扩张的野心。传教大师最澄最早使用“大日本”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是相信日本是最适合大乘佛教发展的国土，后世的佛教徒也普遍认为日本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一些。而“神国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日本人的优越意识，日本儒家也坚持认为自己比其他的外来思想体系更优越。从此，浓厚的民族优越意识逐渐渗透到民族的体肤和内脏，并进而发展为民族中心主义。
“日本人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民族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其民族的脆弱性。在外国人眼里,日本人有时强大得令人嫉妒，因为它有世界上最高效率的经济,有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而日本人自己却总感到受着众多灾难的威胁。” 台风和地震的不断袭击,日本沉没的危险，地域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都使日本民族充满着相当程度的恐惧感和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同时也形成了个人对集体极端负责的民族心理。这一切都对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日本人的排外倾向，也加强了日本人的扩张意识。
应该说有一些危机感和自卑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因为它还是促人进步的酵母。"中国人就由于没有自卑，所以长期以来吃了不少苦头。” 但凡事都有个度，自卑过头就会变成自大，甚至无理。“从崇拜外国急转为国粹主义。自卑感一下子可以变成唯我独尊。这种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反映出日本人只注意蜗牛角大小的利益，使自己处于井底之蛙的角度。”
人们习惯把“大和魂”与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 殊不知大和魂与武断的军国主义的结合仅仅是近百年的事。最初使用大和魂一词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当时问世的《源氏物语》乙女卷提到了“大和魂”，其意是指自主的气魄、处世的才能。 在以后近八百年的岁月里，大和魂保持了平和的含义，只是到了幕府末期，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平田笃胤的“大和魂论”是在日本幕府末期面临深刻社会危机、“黑舰”侵入日本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立论基础是“尊王攘夷”思想，
而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出来的国家宗教－－国家神道， 则在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为止的八十年间，对日本人民进行了精神统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家神道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旗帜和工具。按照“宗教团体法”，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被动员起来为法西斯战争效力。并“公然提出国家神道的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为前提，说日本是神国、侵略战争是圣战的，所谓八紘一宇的思想成了国体教义的根本。国家神道在这一阶段达到最盛期，作为对国民进行精神统治的武器,彻底发挥了作用。"
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书着就日本对美国开战问题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看一眼日本的战争能力，就会立刻对日本下决心与美国作战产生‘日本精神正常吗’这样的疑问。”〈21〉而“精神不正常的内容即‘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与普通国家不同、不会失败’这种信念、信仰，总之是迷信。”〈22〉
这种国体教义的核心是，夸大“神国日本”在现实世界的绝对优越性，灌输领导世界的虚妄的使命感，把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无条件地美化为圣战，进而将日本人民和无辜的别国人民拖进了罪恶的侵略战争之中。日本人把神道作为日本之道，进而把日本之道当做唯一之道。“把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导向极端时，它对有限的人伦组织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民族中心主义乃至国家至上主义，它对时间的特殊性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机会主义，即导致与特定的状况相妥协。这很容易转变为忽视各地人类均须遵守的普遍法则的倾向。任何倾向于无视普遍法则的思想体系不可能在人类的各种思想体系中获得一种永久的地位。它不可能在其他民族中找到共鸣者。
只要日本思想强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是优越性的基础，那么它就极难在其他民族中找到真诚的朋友。” 这种民族中心意识的膨胀,使日本民族经常做出一些完全不顾他人感受的事情来。在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找侵略借口，声称什么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使东亚、东南亚共同繁荣,日本士兵更是为此而鼓舞，全然无视对他国的践踏和蹂躏。战败之后，更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拒不认错，编造教科书，说什么是应邀进入，是为荣誉而圣战，极大地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形象。更为危险的是，由于不能正视历史，正视现实，由于民族中心主义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而扩散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成为世界和平的一大“心病”。
“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事物的人，才能实现国际化。” 不顾及对方感受不能够平等待人，便难以真正被他人接受。作为一个国家，便会偏离和平共处的政治航道，并很可能重蹈覆辙。“甚至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在亚洲诸国传播其宗教神道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因为神道教是日本人的民族宗教，打算用神道教取代其他民族的民族宗教，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
值得一提的,是地理环境对日本民族的影响。 日本列岛处于季风区域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每逢台风季节，台风暴雨猛烈袭击列岛。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这种大雨、大雪的双重自然现象可称为“热带”、"寒带"的双重性格。而台风那种季节性的、突发性的双重性，则形成了日本人生活的双重性。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日本人感情丰富而又易变，热情而不失冷静甚至冷酷的民族性格的形成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这使得日本人经常会作出一些反差极大、出人意料的事情来，比如人们就很难把平时谦恭有礼的日本人与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人联系在一起。
“战争只是表象,文明的冲突却是永恒的内核。”〈27〉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覆灭以及今日的死灰复燃，都与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上追求片面性，爱走极端的特点，对自身、对世界都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无论是其不讲条件的愚忠思想和反物质主义倾向，还是过度自卑和不安导致的自大和排外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都说明了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不完整和偏差，是日本人应该加以平衡和克服的。
正如许多日本人所承认的那样，日本人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 欲要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孽根，就得清除其滋生和寄生的土壤，这就需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很好地总结历史和反省自身，真正象日本学者梅原猛所说的那样“复眼看世界”、客观看自我，从文化心理上消除军国主义的隐患，走出历史和自身设置的阴影，走进阳光灿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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