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曾用名丰润、丰仁、婴行，号子恺，字慈玉。浙江崇德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十年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积郁成病，于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七十八岁。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对他的思想影响甚大，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

祝允明在《论书帖》中说：“有功无性，神彩不生；有性无功，神彩不实。”功性双栖，自是书法的至境。丰子恺书法的理趣并重，是建立在他对书法的功性双栖的基准上的。书法,书法家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探寻他的艺术综合的包容立场，在时代的多变和人生的际会中，他能永持童真，淡泊应对，以如叙家常的方式，给读者和观众展现一个平民的赤子情怀。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涉足他享誉日隆的漫绘。他的漫绘以水墨线构为表现手段，以稚童场景、诗词意境、民间生活、自然风物、文人心绪为表叙主题，浸淫和播撒着一种个人的至爱。

　　在丰子恺以及他的师友的文字描述里，很少涉笔关于他的书法的文字，甚至他的书名多被漫绘和散文的盛名所掩。但丰子恺的书法一帜独树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漫绘的简静、淡定，一方面得力于他的性情和气格，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在木刻方面的训练和书法上所下的功夫。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说：“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下过很久的功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有长进。”这种描述可以见出中国书画的关联所在，也可以见出丰子恺的个人倾向。

　　丰子恺书法早年临写《张黑女墓志》，后受《爨宝子》、《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影响颇深。对于取法“碑体”，丰子恺有这样的自述：“以前临这些碑帖，只是盲从先辈的指导，自己非但不解这些字的好处，有时却心中窃怪，写字为什么要拿这种参差不齐，残缺不全的古碑来模范？但现在渐渐发觉这等字的笔致与结构的可爱了。”此外，索靖《月仪帖》是丰子恺的毕生至爱。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战时期，丰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购得，倍为丰子恺珍爱的“缘缘堂”已被战毁，逃难期间行物萧条，但《月仪帖》一直伴其左右，走过战乱年月，经历建国后的和平岁月、“文革”的再劫，晚年的再度临写，直到丰子恺辞世。这样的取法路向，使丰子恺多以碑笔入书，参章草和“二王”，侧锋取险势，结字瘦劲峻峭，出锋尖锐，笔力刚健，俊逸洒脱而又富幽默、诙谐和烂漫的童稚，弥散着一种人间温情。无论是丰子恺的艺术启蒙，还是艺术概貌的日趋成形，包括他以居士之实皈依佛门，都深受其师弘一的深远影响。他的博爱于音乐、美术、文学、翻译与弘一如出一辙。但其书风却与弘一有天壤之别。弘一书法初习魏碑，早期书作亦多方笔折锋，但弃俗入佛后，字法则渐退火气，多以中锋行笔，越迈圆融、通脱、空灵之境，有出世俗、远凡尘的静穆之气。两人书风的反差，是其人生观的迥异使然。

因其博雅，丰子恺在装帧、美术、音乐、书法、文学、教育、翻译等领域都卓然大家。他的博雅来自于生活和大众之间，曲高而和众，这源于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同代文艺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了这一点，他的书法的意味是超越点划和墨构以外的，是颇值得玩味的。他扑面摄魂，甚至令我们有爱屋及乌的偏好。所以，便有了“功性双栖，理趣并重”的嘉誉。但我们坚信，我们不会错爱。

丰子恺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延伸阅读（一）

漫画大师丰子恺趣闻：“蜗居”阳台完成巨著

　　在上海市繁华的卢湾区陕西南路上，有一处名为“长乐邨”的西式洋房小区，旧时习称凡尔登花园。在这片闹市中的小屋，正是一代漫画大师丰子恺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从1954年到1975年，丰子恺在此住了21年。2008年由丰子恺后代出资350万元买下故居使用权，经修缮恢复，于2010年3月19日对公众开放参观。这种由政府协助，私人出资出力的新模式，开创了首例名人故居“公办民助”新模式。

睡在阳台一米多宽的床上 完成《护生画集》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漫画大师，生前睡过的床长度为一米多一点，宽度不足一米。据杨朝婴介绍，1988年“文革”期间，一楼住进了别家人户，所以他们全家人被勒令压缩，只剩下二、三楼可住，丰子恺就提出自己去睡阳台。因为他常常深夜还在画画写作，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就一个人睡在墙角那张连身体都无法伸直的小床上。在这块方寸的清静之地，他完成了生前最大的一个愿望。

　　1940年11月抗战期间，他与恩师弘一大师已经合作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一、二集（分别为50、60幅字画）。弘公提出70岁时完成70幅，80岁时80幅，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百幅，并称“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据此发愿：“世寿所许，定当尊嘱托。”到1973年，丰子恺预感自己在世时间不长，但师嘱必要完成，于是他与好友朱幼兰冒着风险分别作画题词。为了避开“造反派”的注意，他每天鸡未鸣即起身，在黑夜昏灯中伏案作画，终于艰难地提前定稿，完成旷世巨作《护生画集》，此时离弘一大师百年还提早了五年。“越二年，丰子恺西逝。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终于圆满完成为慰。”这一段文字，如今就挂在“日月楼”的隔间小门上。

　　八根金条换来日月楼 “外公纸”至今保存

　　这片由著名的华懋公司投资建造的联排式花园住宅，位于陕西南路39弄1-103号，1925年至1929年间建造，总体结构为西班牙联列式。其中“长乐邨”93号的门前就挂着“丰子恺故居”的牌子，而“长乐邨”三字正是由丰子恺当年所提。据如今管理故居工作的丰子恺长女丰陈宝之女、丰子恺的外孙女杨朝婴介绍，他们一家是1954年从福建省厦门市逃难到上海的，刚来是住在福州路，后来是丰子恺用多年积攒下来的八根金条顶下了这幢位于陕西南路上的小楼。

　　二楼的阳台处，即是丰子恺的书房兼卧室——著名的“日月楼”。“日月楼”因阳台中间房顶处有一个天窗，在此可以看日出，赏月光。当年，丰子恺顺口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对联后，国学家马一浮马上对出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的下联，“日月楼”由此得名。

　　现在“日月楼”里的陈设就如同丰子恺当年在这里作画写字时一样，桌子、小床以至头顶的那盏吊灯都是1954年他们刚搬进来时保存至今的旧物。杨朝婴回忆说，当年新买来桌子时，丰子恺为了不占用太多的空间，就要求木匠锯掉一部分桌子的右半边，大家都劝说他不要破坏新家具，丰子恺回答：“别担心，它的寿命比人长。”现在看到的桌子，的确是左右不对称的样子。“你看到桌上这一小叠裁成小块的、用过的宣纸，我们叫它‘外公纸’”，杨朝婴说，丰子恺为了不浪费纸，作画剩下的纸，或者废掉的画纸就裁剪成小块，用来擦手、擦嘴、擦桌子、包吐在桌上的骨头，“小时候家里都知道有‘外公纸’。”

　　花生米配古诗词下酒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1948年他去到台北，什么都能适应，就是喝不惯那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到开明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丰子恺的瘾。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杨朝婴说，她记忆中的外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温一壶黄酒，配一碟花生米，身边总带着一本古诗词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下酒的”。

　　“文革”期间，因经济窘迫，但为了一解烟瘾和酒瘾，不得不买来一些劣质的烟酒，这也为日后丰子恺患上肺癌埋下了伏笔。患病之后，一开始丰子恺只觉得右手不好使，等住进医院检查时，方才发现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左脑，很快就在医院病逝了。

朋友遍天下 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

　　故居的三楼从前是丰子恺的儿子和幼女丰一吟居住，现在改成了照片陈列室和接待来客看书、留言的地方。

　　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师徒情深，和同为漫画大师的张乐平的互相欣赏，和梅兰芳的促膝长谈，和广洽法师的深厚情谊……在一张张旧照片中都能感受到丰子恺广交善友的风范。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回忆，她父亲当年在听了梅兰芳的唱片后，对他的艺术造诣深为认同，于是在1948年的清明过后，携大女儿阿宝和小女儿一吟去拜访梅兰芳。并在和梅兰芳的交谈中劝说他多灌制唱片，多拍有声电影，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则是丰子恺在厦门认识的朋友，而后更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文革”期间，丰子恺被迫害，经济条件窘迫，广洽法师便每个月给他寄生活费，资助丰子恺一家的生活。杨朝婴说，“我外公的这些朋友都是因为他随性和天真的性格换来的，每次有人跟他要画，求字，随便什么人找他要，他都给。这样的性格使他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唯有一样东西，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换的，即是浙江桐乡的缘缘堂。在缘缘堂时期，丰子恺度过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那张拍摄于缘缘堂的照片前，他写道，“缘缘堂……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新模式的新问题 “民办公助”还比较尴尬

　　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张富强所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私人出资维护开发的方式，是一种名人故居发展的新方向，应该予以鼓励。他同时也表示我国现今针对“民办公助”的法律条文尚有缺失，所以这种模式未来的发展前景尚不清楚。

　　在花费350万元买下房屋使用权以及事后装修维护花费的六万块钱后，如今每日的水、电、网络、房租以及值班人员基本工资开销、每月5000多元的费用，却是杨朝婴他们在故居二楼卖书所得收入难以持平的金额。杨朝婴说她整个冬天都舍不得开空调，网络四点准时关闭，因为四点以后就开始双倍收费。成立丰子恺研究会的宋雪君表示，他们也打过报告到区政府，但至今仍没有费用批下来。张富强所长就此表示，他们将通过相应的官方呼吁以及其他的活动行政，予以一定的补助。在每年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以及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这些活动期间加大对丰子恺故居的宣传力度。

　　丰子恺的外孙，即丰子恺二女儿丰宛音的儿子宋雪君说，丰子恺研究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也将作为故居维护费用支出，这部分自愿缴纳的资金是他们目前为止很重要的收入方式。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他们曾经和在杭州的一家公司谈过合作事宜，由他们授权，出品牌，合作的公司可以利用丰子恺的品牌形象去做艺术品开发，再通过第三方的风险投资方注资，但由于当时没有谈成功，此事就搁置下来了。宋雪君说他日后还会继续尝试类似的运作方式。

　　名人故居开发 “越单纯越好”？

　　国家文物局政法司副司长、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发起人何戍中在谈到这种“民办公助”的新模式时，表示他反对这种“模式化”的说法。他表示在故居的保护上不仅涉及产权的关系，还涉及故居这种文化的价值的特殊性，“比如有些名人故居的‘名’是曲高和寡的‘名’，有些是通俗大众的‘名’，不同的情况对于故居的处理也是不同的。”同时产权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喜好也会对故居的保护产生影响。“民办公助”的“公助”的权利与义务的分界点在哪里，政府的干预度到底有多大？这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坦率地说，在现在的社会情形下，我更加喜欢单纯一点的方法。总之，大前提是先‘保住它’，‘保住它’是第一位的，第二再来想这柴怎么个烧法，我觉得烧得越纯粹越好。”

（据《广州日报 文/巩一璇》）

延伸阅读（二）

丰子恺：“艺术”的逃难

1937年，抗战爆发，画家丰子恺带领一家十几口，颠簸流离，直到抗战结束，才又回到家乡。

他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学生，与“生而知之”的马一浮相交莫逆。

泰戈尔说他的漫画是“诗与画的具体结合，也是一种创造”。

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

巴金说他是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

他有一所举世闻名的房子：“缘缘堂。”

她是他最小的女儿，在众多兄弟姊妹中，唯有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1937年，抗战爆发，侵略者打到他们家乡，丰子恺被迫停下了画笔，那一年，九岁的丰一吟跟随父亲，开始了逃难之旅。

去逃难

如今的丰一吟有一大堆头衔：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但是在她晚年，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父亲丰子恺的研究。

说起逃难，丰一吟一声长叹：“唉呀——”

但是，当年只有九岁的丰一吟，并不懂得大人们的忧愁，“小孩子并不害怕苦难，吃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倒是觉得游山玩水很好玩。”

1937年的那一天，丰一吟还在学校上学，日本人的炸弹从天空丢了下来。

“吓死人了，我一边哭，一边赶紧往家跑，”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就有炸弹掉下来，“那时候的炸弹威力没有那么大，否则根本跑不过。”丰一吟向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

回到家，家里没有人，丰一吟哭着到处找人，发现一家人都躲在桌子底下，头上顶着棉被，父亲把棉被挑起一个角，把她叫了过去。

两个小时之内，丰子恺居住的石门镇上，被炸死三十多人。

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石门镇不能再住了。“爸爸又懂日文，如果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宁可带我们去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也不愿当亡国奴。”

傍晚，凑齐了的家人被亲戚家的船接到了离石门镇不远的南圣浜。也就是在南圣浜，“爸爸收到了马一浮先生的信，邀请他到那里去。”

这封信让丰子恺有了方向——去桐庐投奔马一浮。

“一家老小，六个孩子，爸爸妈妈还有外婆和离婚的姑妈，十个人。”丰一吟说。

“可是并不止这些人，还有一些亲戚，还有我们祖上染坊店的学徒章桂，他在我们逃难的路上起了大作用。”她随后对记者补充。

船是南圣浜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人的，那家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跟着我们逃，一个留在家里。爸爸说：这就好像两笔财产，一笔存在银行里，一笔用来投资，总有一笔可以保住。”

第二天

傍晚出发，第一夜，一群人在船上度过。

半夜里，丰子恺忽然想到身上带的《漫画日本侵华史》的画稿，这是在缘缘堂的时候就打算画的，没有画完，稿子一直带在身上。“爸爸觉得，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他死还不要紧，还会连累家人和亲友。就忍痛把画稿扔到了水里。”后来丰子恺对女儿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把自己的画稿扔掉。”当时，几个孩子还在梦乡，几十年后，丰一吟这样回忆：“我想，把在仍画稿的时候，是非常心痛的。后来有几次他想把扔掉的画稿画完，但是都没有成功。”

第二天清晨，到了杭州的拱宸桥，然后到六和塔去换船。拱宸桥到六和塔，30里路。丰一吟和外婆，一老一小，成了问题。

丰子恺去找人挑行李，找不到，只好让一个亲戚把行李带了回去。难得的是，兵慌年月，竟然让丰子恺找到一顶轿子，“外婆的问题解决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章桂哥就背背我。”丰一吟告诉记者。

到了六和塔，在一个茶馆里暂时歇息，丰子恺开始想办法找船。茶馆老板推荐了一条船，但是价钱贵的不得了。

一家老小在茶馆里等，自己出去叫船。

丰一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茶馆里的人就有些讨厌我们啦，说要关门了，赶我们走。结果只让外婆这样年纪大一些的留在茶馆里，没办法，我们只好走出茶馆来等爸爸。”

幸运的是，丰子恺碰到一位姓赵的巡长，那位赵巡长，并不知道丰子恺的名字，只是心地善良，听丰子恺说又有老又有小，就给了他一条已经查封了的船。

“爸爸回来得时候，觉得茶馆的老板人太凶，有些可恨，可是走的时候，看到茶馆老板的棉袄也是破的，爸爸又很同情他。”

找到了船夫，又开船了。

开始讲好的价钱，但是走到一半，船夫就把船停了，说船费不够，要加钱，凭空加了一半。丰子恺很恼火：“怎么能这样？”

船夫不管，不加钱便不走。当时一起逃难的封平玉跟着船夫，一边跟着船夫说好话，一边答应他的条件，船夫才继续开船。

丰子恺问：“你要拿那么多钱给他？”

封平玉悄悄说：“我有计策，到桐庐发表。”

夜里十一点多，桐庐到了，旅馆都是驻兵，丰子恺一家人找不到地方住，只好去找马一浮。

“这个时候，又这么晚了，而且又是这么一大家人，去打扰马一浮先生，爸爸很不好意思。”马一浮并不介意，立刻安排丰家一行人住下。

当地国民党的官员知道马一浮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派了人在马家门口站岗保护。那个船夫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有些发怵。

这时候，封平玉一下子抓住船夫的衣服，对马一浮说：“这个人敲我们的竹杠。”

船夫马上求饶。

丰子恺看到船夫的衣服一下子就被破了，心里又很可怜他，就说：“算了算了。”按原价付了船费，让船夫走了。

欢乐与别离

在马家住了一夜，不好多打扰，丰子恺拜托马一浮为他们租个房子。

在离桐庐不远的河头上，马一浮的门人帮丰子恺找到房屋。

离开的时候，还是坐船。船上的旗子是马一浮写的字。“父亲是很崇拜马先生的，他说他恨不得把那个旗子拿下来收藏了。”而丰子恺名片上的名字，就是用马一浮给他写信时的字印上去的。

不久，马一浮搬到了离河头上很近的汤庄去住，丰子恺三天两头到汤庄去，和马一浮谈天说地，后来丰子恺专门写了一篇《桐庐负暄》，记述那段时光。

“我们小孩子在那里过得很快乐，我和两个哥哥，常常跑到山上去，采一些果子，把果子放到水缸上，两个哥哥用弹弓射击水果。”丰一吟回忆。

丰子恺在那里遇到很多崇拜他的人，比如房东就坚持不肯收房子，还说：“要不是日本人作乱，我们如何能请得到你们来住。”

他们请丰子恺喝自己酿的酒，彼此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在桐庐，丰子恺收到了长沙开明书店朋友的来信，邀请他去长沙。说起开明书店，丰一吟亲切地对记者说：“那是我们的‘外婆家’。”

“爸爸和开明书店的关系是非常深的，哪里有开明书店，我们到哪里就有招待我们的地方。”丰一吟解释说。

日本兵打到了杭州。丰子恺又不得不离开了。

2007年，丰一吟又去了桐庐，七十年后，那个房子竟然还在。

离开杭州时，学徒章桂派上了用场。

因为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丰子恺让章桂到杭州的银行去取一笔还没有到期的存款。但银行说存款没有到期，需要一个保人，“那时候，章桂哥到哪里去找保人呢？他只好回来。”

章桂回来时，杭州已经非常混乱，顾不了那么多，只好不管存款了，先去逃难。

听说我们去长沙，大家都说带着七十多岁的外婆无法成行，劝我们把外婆留在那里，由他们帮我们照顾。争得了妻子的同意，丰子恺决定暂时把外婆寄宿在桐庐。

孩子们年纪还小，不懂得大人们的忧虑和难处，但是对外婆都是有感情的。丰一吟记得：“那一天，我们很悲惨地就分别了。”

相遇曹聚仁

离开了桐庐，一路走到兰溪。

到了兰溪，发现交通并不困难，“妈妈不停地落泪，我们小孩子们也都觉得缺少了一个人。”在旅馆住下，丰子恺决定把外婆接来，“是章桂哥去接的，妈妈和大姐到车站等他们回来。”

当时的旅馆，旅客登记之后，旅店会把旅客的名字挂在柜台上方。丰子恺为了避人耳目，就用了曾经在学校中用过的名字“丰仁”。

碰巧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那家旅店，看到丰子恺的名字，就去房间找他。据章桂回忆，曹聚仁不赞同丰子恺怕暴露身份的做法，反而劝他把“丰子恺”的名号打出去。最好再印些名片。

丰子恺听了，觉得有道理。在曹聚仁的帮助下，丰子恺加急印了名片。果然，章桂拿着丰子恺的名片去兰溪的银行取钱，没用保人就取了出来。

当天晚上曹聚仁请老同学吃饭，不想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却翻了脸。

原因是曹聚仁在饭桌上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坐汽车，结果汽车不小心开到了湖里，一家人全都死了，这样很好呀。

也许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丰子恺那样的情形，听了这样的故事，觉得老同学在暗示自己什么，非常不高兴。

后来曹聚仁又问：你们家的孩子有几个是学艺术的？

丰子恺回答一个也没有。曹聚仁说：这样很好，很好。

这又让丰子恺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艺术是可以救国的。

后来丰子恺还专门写了文章反驳曹聚仁，“爸爸说是击鼓骂曹。其实曹先生说那些话，也不一定是有心。”丰一吟说。

老同学不欢而散。

告别了曹聚仁，一家人一路流离，到了江西。路过萍乡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查票，章桂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引来了站长。

丰子恺递上名片，站长一看，非常客气。攀谈中，站长得知丰子恺有学生在萍乡，学生家在当地属于望族，站长正巧认识。在站长的帮助下，丰子恺和他的学生见了面。

那时候，已经是1937年的春节了，丰子恺一家被挽留在萍乡过了春节。

就是在萍乡，丰子恺的同学从家乡带来消息：缘缘堂被烧毁了。丰子恺非常气愤，一连写了三篇文章，以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在萍乡只有短暂的逗留，然后是武汉，也是短暂的逗留，武汉也紧张起来。

正好此时桂林师范学院邀请丰子恺到那里教书。

在桂林

广西当时号称“模范省”，所有的公务人员都穿制服。丰子恺还曾经买过一套穿。

开始，一家人住在旅馆里，但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搬到桂林的泮塘岭去住。丰子恺教书的学校在乡下，从泮塘岭到学校，还要走很多路。这时候，丰子恺的妻子已经有了身孕，丰一吟和大姐陪着妈妈。

有一次丰子恺去上课，回来的路上，碰到正去叫他的章桂，妻子要生了，是难产，要丰子恺赶快赶到医院去签字。

也算幸运，正好碰到了一辆小汽车从那里路过。但车上人已坐满，“爸爸挤在司机的靠背上，屁股靠着司机，人弯成S型。”丰一吟事后听爸爸给她讲赶来医院的故事。

到了医院，医生问丰子恺：如果不能全保，保大还是保小？

丰子恺没有犹豫：当然保大。

结果大小平安。孩子生出来了，脚先出来，被医生拉了一下，生出来脚是瘸的。医生说没关系，以后会好。

后来果然没事。

“可惜这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比我去世的还早。”丰一吟有些惆怅地告诉记者。

刚出生的弟弟回家了。

房子的条件很差，弟弟和妈妈住的那一间房子是用牛棚改造的。

对于儿子住牛棚，丰子恺说：“很好，将来他的气力大的象头牛。如果笨的象头牛，也不要紧，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

60年之后，杭州电视台和桐乡电视台要拍父亲当年逃难的路，丰一吟和大姐故地重游。当年住过的房子，已经不在。但是隔壁人家的房子还在，布局和他们当时住的房子完全一样。也有那样的一间牛棚。

丰一吟想起过去的时光，还拍了照。

苦难不值得怀念，但值得铭记。

又是一次分离

因为战争的缘故，浙江大学当时迁到了宜山，邀请丰子恺去教书。一家人就到了宜山。

宜山的警报依然多得不得了，丰一吟曾经写文章回忆：宜山用警报迎送我们。

有一次警报特别厉害，丰子恺看到有的人刚刚还在身边，转眼就被炸弹炸死了。

为了安全，丰子恺干脆每天早上起来，带着一锅稀饭，还有报纸和书，抱着小儿子，跑到很深的山里去躲。

但是外婆年纪大了，没有办法跑警报，宜山的警报又实在太多，丰子恺把外婆和几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转移到思恩（现在的环江），他自己带着几个大的在宜江。

宜江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后来桂林轰炸的厉害，浙大之前本来就打算迁往云南，但是形势紧急，来不及组织了，只好与教职员约好在贵州都匀集合，“大难临头各自飞”。

丰子恺又要带着一家人流浪，“艺术”的逃难再一次开始了。

在思恩的孩子们忽然得到爸爸带来消息：已经找好了车，明天经过德胜，让我们从思恩出发，一家人第二天在德胜会面，继续逃难。去贵州都匀。

当天晚上，大人带领着孩子们，收拾好了行李。

第二天到了德胜，但是丰子恺却迟迟没来。

见了面才知道，找好的车虽然收了订金，但是第二天却失约了。丰子恺和另外一家的行李都都已经收拾好，在路边等了很久，眼看警报马上就来了。

没有办法，丰子恺决定化整为零，分别给了三个大一点的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各自赶去都匀。让他们无论谁先到了，就在车站和邮局贴纸条，以便后到的人可以找到他们。

三个孩子陆续都搭上了车，剩下丰子恺一个人。

再等，没有时间了。丰子恺步行逃离宜山。

丰子恺后来告诉小女儿，一开始他打算走到怀远，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代步工具。45里路，丰子恺一路走过去。

经过思恩，丰子恺很奇怪，以前他送孩子们到思恩时，思恩是热闹的，怎么此时静悄悄？一问人，那里是紧急警报。

车搭不上了，丰子恺一直走，晚上的时候，走了90里路到了德胜。

外婆、妈妈和孩子们在车站等不到人，只好把行李搬到旅馆。

丰子恺到了德胜，一打听就找到了他们。孩子们都睡下了，丰子恺一到旅馆，大喊：“我来了！我来了！”接着又跟旅店老板喊：“快给我烫一壶酒来！”

孩子们让爸爸钻进被窝里，妻子给他打来洗脚水。一家人说着彼此的情况。“这时，从出发逃难时的16个人，还只剩下七个人：爸爸妈妈、外婆、姑妈、二哥元草、我，还有出生不久的弟弟。”

第二天，七个人又到去车站，但是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根本挤不上车。结果碰到有浙大的学生在车上，在学生的帮助下，终于把姑妈和元草挤了上去。

还是老办法：谁先到贵州都匀，就在车站邮局贴条子，以便让后到的人能找到。

“这下子，只剩下了我、妈妈抱着婴儿、外婆、爸爸。一家人又分开了。”丰一吟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

“艺术”的逃难

叫了四顶轿子，妈妈和婴儿合坐一顶。走了三天，到了河池，走不动了。

河池虽然没有警报，但是日本人终究还是要打来的。

河池旅店的老板知道丰子恺，老板对丰子恺讲：“你别急，我们住在乡下，日本人一旦打来的话，你就跟我们去乡下住。日本人不敢到乡下去，那里有山，还有游击队。”

丰子恺，也只好这样，那边的人也管不了许多。

老板听丰子恺留下来，倒是很高兴，趁机求画：“我父亲今年七十岁，您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副对联做寿？”

看丰子恺答应了，老板赶紧去买了纸来，是那种刷金的纸，不吸水，丰子恺写好后，就要拿到茶房门口晒。

老板说：不行，要是给人踩坏怎么办？

没关系，我到门外看着。丰子恺回答。

丰子恺搬了把椅子坐到了门口，有个人在那里路过，一看这不是丰子恺的字吗？墨迹还没有干，丰子恺肯定就住在这个旅馆里。就找到旅店来。

来人自报家门说是加油站的站长，可以帮丰子恺解决车的问题。当天晚上，站长拿了纸笔找丰子恺求画。

丰子恺马上给站长画了一幅。

第二天，站长没有食言，真的来了。站长对丰子恺说，这辆车本来是准备他自己的家眷逃难的。站长让丰子恺他们先走，自己的家眷则晚一点走。

章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丰子恺带领一大群人逃难是“艺术”的逃难，值得就是丰子恺艺术家的名望，给逃难的路上带来非常多的便利。

自己的房子

一路到了都匀，一下车，赶紧在邮局找纸条。

1938年12月1号，大家终于团圆了。

浙江大学在都匀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一个月，之后搬到了遵义。丰子恺一家也就跟着到了遵义。

遵义没有警报。丰子恺一家人在遵义住到1942年年底。

“在遵义，住了两个地方，一个罗庄，一个是狮子桥。”后来丰一吟重回遵义，当年他们住的那些地方都不在了。但是邻居还在，“他们还给我看当年父亲给他们画的画。”丰一吟说。

在遵义住了四年，丰子恺一家人到了逃难历程中的最后一站——重庆。丰子恺的朋友陈之佛在那里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写信邀请丰子恺去教书，因为两个子女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丰子恺就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

到了重庆，一家人先是住在陈之佛家里，后来租房子，最后，丰子恺干脆自己造了一个房子，房子很简陋，是丰子恺自己设计的。

扎些篱笆，涂些泥巴，就是他们的围墙。“泥地，老鼠在里面钻来钻去。虽然跟缘缘堂没法比，但是父亲却很喜欢。”丰一吟还记得当时丰子恺的心情。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却回不来，飞机，轮不上我们，轮船，我们买不到票。直到1946年9月份，我们才回到了家里。逃难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据《中国周刊》 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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