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课综述（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课综述（二）

一、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

经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占重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和，而经济体制是指在经济制度基础上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式。包括以下4部分：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与结构）

基本概念：

（1）基本经济制度是指一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结构，它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构成了一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2）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结合面，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就是人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也是劳动产出的能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

（3）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声场方式的社会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已经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集体成分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形式，他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历史合理性，非公有制经济符合解放和发展多层次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他们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1987年于深圳成立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是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通信科技公司，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以及全球1/3的人口，在2013年，华为员工人数已经达到15万，华为在全球设立了包括印度，美国，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研究所，35000名员工中的48%从事研发工作，截止2005年年底，已经累计申请专利超过11000件，已经连续数年称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2010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前十位的我国内地企业名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居榜首。

在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时，要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二者在竞争中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国家保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和法律面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平等的）

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是有关国民收入如何在不同的经济主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制度总和，是一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是指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与按劳动力分配是不同的，多种分配方式是指允许劳动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在C-D生产函数中，技术是一个变量，而在高级管理经济学中，戴维罗默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列入生产函数中。

首先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依法保障合法的按要素分配收入，其次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更加重视公平问题，要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所谓初次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即劳动者得到的工资，货币资本得到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得到报酬、利润，土地所有制者得到的地租。

所谓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之所以再次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思想，是针对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不公平现象而言的。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以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仍然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益的流失，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突出表现，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加大的重要因素。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为配置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其本质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为商品交换关系的存在提供了基础，还要求我们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失常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为协调重大经济比例关系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这要求我们更好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功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无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的调控和治理功能，都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狡猾、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有事，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张生产力，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

4、走共同富裕道理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应该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之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共同富裕有助于扩大消费，协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能够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和体制确立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在消除贫困和缩小贫富分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实现机制。

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逐渐成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完善。

1、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和骨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求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在企业层面，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在国资监管与运营层面，要实现“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改变国资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资运营服务于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这两类经济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企业内部实现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在企业微观层面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不同所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一方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不同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有利于以资本融合推动产业整合与升级，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2、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件的经验总结。

另一方面，政府不是市场的对立物，而是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赖于一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体制的改革:

一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如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

二是完善主要有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取消政府对价格机制的不合理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改用公用事业、公益服务等领域的政府定价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

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市同价，完善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国有土地的使用机制、完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等。

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机制，如保险经济补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机制、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交换体系与机制、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

3、推动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的基尼斯系数为0.462,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斯系数为0.469，高于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基尼斯系数是194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洛伦兹曲线就是，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以“最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要完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实施机制，一方面要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另一方面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汇报机制。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要综合运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的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护合法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4、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以来形成的财政体制，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也与财税体制不健全有关。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职能。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

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是指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只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从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目的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功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营业税（价内税）和增值税（价外税），是我国两大主体税种。营改增在全国的推开，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将扩大营改增试点至8省市：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范围已推广到全国试行，将将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纳入营改征增范围。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制度将更加规范。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税体制的又一次深刻变革。

三、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0年，在第四十届达沃经济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安使用了“新常态”这一词，用以描述世界经济在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全新常态，其后，“新常态”这一概念开始被频繁的使用，而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新常态”一词则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进行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而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系统的阐述了新常态的科学含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个全面：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1、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具体表现为（1）资源消耗大，资源约束日紧。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2）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现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近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大，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较重。据第二次中国土地调查资料显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增多。（3）生态系统退化。中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大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5）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生产结构中额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前三个季度，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6.7%。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2014年前三个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8.5%。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中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大阵痛：

（1）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

（2）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

（3）房地产调整阵痛；

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6大机遇

（1）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相当于1938年的美国、1954年的日本（现在3%）、1978年的韩国（现在5%）

（2）经济服务化

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经济服务化得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

（3）发展低碳化

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计与，中国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集中力量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绿色经济发展将带动数以几万亿元计的“治大气”、“治水”“治土”的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4）产业高端化

产业结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应在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创新，要通过创新使中国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涉及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

（5）社会信息化

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低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品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新的产业革命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6）经营国营化

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2.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也是实现有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外，还包括了发展理念的变革模式的转型路径的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将有利于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协调推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改善的基础上。

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重点。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区域的竞争互补关系等。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实行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个转变：

（1）强化生产的需求导向，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积极发展第一、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3）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健康发展，以信息化促进我国经济从工业化想新型工业化转变。新型工业化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

3.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2年底召开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它一方面顺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历史大潮，另一方面也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进行时是下的必然选择，是我们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突破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两层含义：

一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驱动；

二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驱动发展，而不是为了发表高水平论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抓住重点，形成合力。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进一步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让企业成为技术需求选择、技术项目确定的主体，成为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其次，高校、研发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政府、金融机构等应与企业一起构建分工协作、有机结合的创新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协同创新体系。

（3）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充分发挥引导、调控、支持等作用；建立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使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努力将“大众创新、万众创新”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创新是一个引擎，第二个引擎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改造传统引擎））

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位置，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把握创新的正确方向，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力争缩小关键领域差距，行程比较优势：坚持问题导向，从国情出发，确定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二是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三是建立健全激励体制机制。四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4强化经济金融风险防控，

商业银行的不良资金余额和比率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信托、低信用等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违约金风险加大，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金融风险上升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成长，过度负债和过度投机的风险也在增大，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失衡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重大因素。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逐步显性化，但风险总体可控。

从实体经济部门看，风险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速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结构性衰退，尤其是传统产业部门的衰退风险更为明显。从虚拟经济部门看，风险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两方面。过度债务负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过高负债）和过度金融投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的膨胀）是当前主要的内源性风险，美元霸权和国际游资冲击是当前主要的外源性风险，他们往往结合起来引发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

以有效的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来防控经济金融风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内容。一是处理好增长和转变的关系，在保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避免经济过度失速可能造成的失业及社会问题。二是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强化金融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抑制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泡沫。三是建立和规范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特别要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四是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制度，增进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降低跨境金融风险的冲击力。

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自由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才能突破二元经济结构，从而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二元经济”的说法最初是由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第一个是传统部门：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转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生产方式：“维持生计”的产业。第二个是现在部门：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生产方式即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中国二元经济在沿着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的路径中受到很多的制约因素，中国经济的一元化不能按其途径顺利进行，因此造成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二元刚性的加固不，仅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且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在今后的政策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工业应该支持农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积极扩大城市非正规就业空间；切实转换农民的身份，使其真正的参与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则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是我国农村从土改以后就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农民组织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体系里，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结果。这种城乡二元化结构体制，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限制、束缚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二、三产业方面已经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因为各种原因，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等重要体质还没有改革，所以在农村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体质还在继续进行着，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久解不决的根本原因。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在化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其重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还存在技术含量低、经营方式落后、市场竞争力弱、资源短缺且过度开发等突出问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即从传统的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逐渐转变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方式，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科技贡献率低20~30个百分点，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适度集中土地和强化组织管理等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业生态治理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推动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农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均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具体说，要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业外部增收渠道，大力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大农村基层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2、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使之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包括三重含义（1）城镇化的目的是提高城镇人口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在城镇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城镇化的布局要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规划，要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3）城镇化的建设要兼顾效率、生态和文化的关系，在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的水平的同时，使城镇化发展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符合传统文化传承的要求。

城镇化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English，根据城市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守住耕地红线，划定生态红线，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综合利用税收、债券、政策性金融等手段为城镇化进程提供资金支持。优化城镇化的宏观布局和微观空间治理，综合考虑安全、生态和文化的要求，提高城镇的空间规划的建设水平。

3、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城乡机制体制的改革：

（1）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2）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抵押担保转让试点。

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例：土地承包权：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所有，属于不动产，承包人对其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不得他人侵害的排他性权利）；

用益物权的特征：一是只有占有、使用、收益权利，没有处分权利；二是据排他性的权利，表现在，他人不可侵害，同时，变更时（动迁，征用等）享受补偿权利。对于宅基地来说，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的买卖关系，应得到集体组织的批准，所以宅基地属于典型的“用益物权” 。

（3）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层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机制。

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是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

城乡户籍制度是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这一制度制定并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同时也被认定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传统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城市关门”现象出现，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在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下通过人口控制实现社会需求，使城市自我调节控制的功能弱化，市政及城市管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3）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

（4）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的待遇，不仅人为的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5）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过得非农业户口。

（6）户口管理是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分的就业和就学机会，这也是当前户口管理所受非议最多的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经过近一年酝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于2014年7月30日正式发布。意见规定，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五、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为此，可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需要科学地认识其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并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1、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看，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能够引进资本、科技、管理、人才等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创建和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挑战来看，经济全球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控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这可能会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可能使我国产业长期陷入世界分工体系的外围和低端，同时也必然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风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其对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在削弱，这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抬头，发达国家对外输出危机的措施层出不穷，这加剧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核心竞争力最早由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两位教授提出，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首先应该有助于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它应成为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其次，核心竞争力对创造公司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顾客价值贡献巨大，它的贡献在于实现顾客最为关注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些普通的、短期的好处。最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的。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是将技能资产和运作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身组织能力，是企业推行内部管理性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的结果。

核心竞争力可以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即使组织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特色。核心竞争力可以是一种组织能力，即组织能做到其竞争对手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核心竞争力还可以凭借组织的资产和资源（比如沃尔玛先进的信息系统，耐克公司全球知名的商标等）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即组织具有竞争对手所没有的某种资源。

组织可以采用三种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即在狭窄的市场上寻求成本优势或差异化优势，成本聚焦或差异化聚焦）

2、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要内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美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继续推进对外贸易增长。扩大对外贸易，有助于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推进经济现代化，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增强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胡姐互补。

二、深化“引进来”战略。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科技、管理和人才，优化外资结构，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的范围，推进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使之服务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加快“走出去”战略，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和更多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市场和资源，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扩大国际市场空间。完善领事保护体制，为国内企业和个人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四、探索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式，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只有贸易区战略，最终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国际开放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绝对优势：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的原理，当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时，如果刚好一个国家在一种商品上劳动生产率低，另一个国家在另一种商品上劳动生产率高，则两国分别在其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两国按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生产分工并参与贸易，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两个国家刚好具有不同商品生产的绝对优势的情况是极为偶然的，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中国的田忌赛马故事也反映了这一比较优势原理。田忌所代表的一方的上中下三批马。每个层次的质量都劣于齐王的马。但是，田忌用完全没有有优势的下马对齐王有完全优势的上马，再用拥有相对比较优势上、中马对付齐王的中、下马，结果稳赢。

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

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亚投行初期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五大方向，即能源、交通、农村发展、城市发展和物流。

2016年2月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宣布任命5位副行长。这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韩国、印尼。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每个成员在亚投行有正副理事各一名。董事会有12名董事，其中城内9名，城外3名。管理层由行长和5位副行长组成。

3、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丝绸之路经济带围定：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13省（直辖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围定：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直辖市）。共计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带一路的枢纽机场：上海、广州;枢纽港口：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等；核心区：新疆、福建。

北线A：

北线B：

中线：

南线：

中心线：

中国积极开展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规范和建设，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开通公路通路13条，铁路8条。此外，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果。这条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现实可行的通道路线是：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珲春—吉林—长春—白城—蒙古国—俄罗斯—**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规划。

完善政策措施。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10月17日，中国30余条“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在古都开封联合组建“一带一路”城市旅游联盟，共同谱写丝绸华章，该联盟由河南省旅游局和开封市政府发起，*** 等30余家“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参与。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以“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是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博鳌论坛一般指博鳌亚洲论坛（BFA）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于2001年2月27日在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d1cdc97d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