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狸镇之病--论《古船》中的暴力与人性

洼狸镇之病 ——论《古船》中的暴力与人性

张翠丽

【摘 要】暴力因素和千百年被压迫和奴役的人性的爆发，使土改偏离了历史的初衷，成为了历史的错误。赵四爷和赵多多是洼狸镇暴力土改中的暴力施加者，他们在新的社会变革中人性扭曲。在乡村宗法制度和家族权力机构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使得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暴力具有掩护性和顽固性。《古船》无情揭露暴力事件，批判土地改革运动中人性的扭曲，使得这个作品超越了以往作品对历史事件是非功过的思考层面，直面人性。

【期刊名称】文艺生活·文艺理论

【年(卷),期】2014(000)008

【总页数】3

【关键词】土改；暴力；人性；农民；精神奴役

张炜的《古船》以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作背景，讲述了隋、赵、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古船》是一部隐喻性很强的小说，除了小说中以古船为主所组成的意象群之外，人物所说某些话语也显示了很强的隐喻性，值得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病”的述说，如在小说的第二章写到隋不召喝醉了以后，发酒疯，“他（隋抱朴）告诉叔父是病了，叔父的小黑眼珠却惊讶地瞪圆了，嚷着：‘我病了？是洼狸镇病了！你闻闻他的臭味儿。闻见了么？’”①之后在小说中陆续提及到李其生有狂病，含章有病，隋见素有病，隋抱朴也有病。在小说的第十六章，隋抱朴与见素的谈话时说：“……你没有这个病，可你有另一种病，你的病我眼下还记不出名来，可我敢肯定你有病。咱们都是病人，老隋家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病。我几十年都设法战胜它，默默地咬住牙抵挡着。它和我婚姻的不幸连在一块儿。”②小说中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病”都带有隐喻作用，这些“病”与洼狸镇的人民所受的苦难惜惜相关。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会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洼狸镇之病是什么？本文立足《古船》中有关于土改的内容，试图探究以上问题。

一、土改中的暴力记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普遍的暴力倾向，而四五十年代的有关土改的小说中，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等，都没有直面这种暴力事实。四五年代的土改小说，只是政治的传声筒，着力于对土改运动的宣传，还来不及对土改当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写于八十年代的《古船》中有关于土改的内容不仅不回避暴力的描写，而且还把血淋淋的暴力事件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了《古船》对土改中的暴力的深刻反思。

在《古船》中张炜用了很大的篇幅写隋抱朴这个人物的内心剖析过程，在整篇小说中也只有隋抱朴能够对自己的“病”进行自我剖析。从隋抱朴的自我剖析过程来看，在第十七章当中他说：“我知道病根已经扎得很深很深了。我被病折磨着，又不敢仔细探究这种病……”③之后隋抱朴就开始转入土改中的暴力事件的回忆当中。由此可见，隋抱朴的“病”是与土改中的暴力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隋抱朴的“病”其实就是土改中的暴力记忆对隋抱朴所造成的精神戕害。土改中的暴力记忆不仅是隋抱朴的“病”，也是含章、见素、李其生等人的“病”，也是洼狸镇之病。

随着隋抱朴的有关于土改的暴力回忆的展开，洼狸镇在土改当中的暴力事件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既写了民兵对地主阶级的暴力压迫，也写到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势力还乡团对人民的反抗和残忍报复。正如隋抱朴所说：“镇上的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④在这里，作者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借隋抱朴之口叙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残忍的、血腥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人性的扭曲。无论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暴力，还是地主阶级的还乡团对农民的暴力报复都不具有正义性。作者在《古船》当中所显示的政治立场也是模糊的，他批判的不是在土地改革这一政策，而是对在执行土改政策过程中的人的人性批判。

在建国之初，土地改革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展的，而我们今天看来，土地改革运动却成了历史错误。暴力因素，是土改成为历史错误因素之一。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原因。正如隋抱朴所说的：“我常常想，人哪，你到底能走多么远？就一直走下去吗？让人最害怕的绝不是天塌地陷、不是山崩，是人本身……洼狸镇曾经血流成河，就这么白流了吗？就这么往镇史上一划了结了吗？不能，不能轻易忘记，得寻思到底是为什么。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要寻思，辈分最高的和辈分最低的都要寻思。人要好好寻思人。”⑤所以，洼狸镇之病的病因也要从人身上找。

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导致土改偏离初衷成为历史错误的人为因素有二：其一是陈思和所说的土改干部当中混入了坏人，⑥这类人在《古船》以赵四爷为代表；此外，笔者还认为在土改运动中，在利益和欲望的推动下，农民压抑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爆发，并且被某些反动分子煽动和利用，这类人在《古船》当中以赵多多为代表。同时，这两个人也成了洼狸镇土改中暴力因素的核心。

二、不倒的“精神领袖”——赵四爷

《古船》中的赵四爷是一个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人。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时代变迁，无论是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赵世爷都是以一个权威者、领导者的形象出现的，可以说是这些政治运动的操纵者。尽管作为党员和族长的他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玩弄权术作恶多端，是陈思和所提到的“干部中的坏人”，赵四爷在洼狸镇的威望和地位依然稳如泰山。

赵四爷“何德何能”能够抵挡得住时代的变革和浮沉屹立不倒？

首先，“精神领袖”身份是赵四爷在社会浪潮中屹立不倒的根基。

洼狸镇作为一个有着古老城墙和古老传说的乡村，它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不吝笔墨地描绘洼狸镇的历史和风貌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及乡村特有的宗法伦理制度难以被彻底清除。在土改时期的洼狸镇，农村当中的宗法伦理制度以及血缘家族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正是基于这一点，由于辈分高且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赵四爷成了洼狸镇德高望重的“族长”式的人物。

表明赵四爷这种不倒的“精神领袖”的例子，在《古船》中比比皆是。当有人来挖洼狸镇的城墙时，“四爷爷当年不过三十出头”“在老赵门里辈分最高”，镇上人第一时间就要找赵四爷来作主。“四爷爷听了，轻轻哼了一声，吩咐道：‘闲话没有，先把领头那个人的腿砸断。’”⑦然后，镇上人真的可以不顾安危去打挖墙的人。如此轻松发号施令，镇上人就言听计从，足见赵四爷的地位。又如，洼狸镇疑似地震，镇里人不敢回家，“四爷爷说，老少爷儿们都回家吧，没有‘第二次’了！”⑧事关自身安危的事，只要出自四爷爷之口镇上人就相信了。足见赵四爷的权威性。即使是镇上的重大决策，赵四爷的宗法地位似乎也越过了政治地位的干部。例如，洼狸镇要安装发电机，“高顶街主任栾春记和书记李玉明跟四爷爷商量过”，⑨四爷爷说好，这事才能实施。四爷爷真的“成神了，管天管地”。⑩

正是由于赵四爷这种“精神领袖”地位的迷惑作用，那么由赵四爷带领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具有了权威性，很少人在当时能去反思这个政治运动的合理性，尽管知道不合理也未必敢反抗。

其次，干部身份是赵四爷作恶多端却依然“德高望重”的掩护。

像赵四爷这样“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利用权术成为党员，混入干部队伍中人是最难提防和剔除的。这种没有接受过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没真正认识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只是想趁国家变革之时混水摸鱼，谋取个人私利。“族长”式的人物再加上干部身份，使赵四爷身上集中了许多权力，他有权力为所欲为。同时，为了维持他高大尚的形象，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正派分子的干部形象作为掩护。表面上，他是老隋家三十余年的守护神，然而实际上，对老隋家的守护是以牺牲含章的青春为代价的。他曾经为救被民兵殴打的李其生而没能见妻子最后一面，而正是赵四爷本人派民兵殴打了李其生。他就是这样一个狡猾而恐怖的人。正是像赵四爷这样的腐化的“伪干部”，使土地改革偏离历史正义的轨道，而成为历史错误。

最后，利用农民被压抑已久而爆发的扭曲的欲望是赵四爷为所欲为的手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是备受压迫、奴役的阶级。在专制的社会当中，他们还不足以反抗封建专制的势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的反抗意识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水浒传》中所反映的英雄好汉思想，《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帝王将相思想，《西厢记》中所反映应的自由恋爱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表达了农民不想被压迫的愿望，但没有跳出封建专制的窠臼，只知道自己成了帝王将相、英雄好汉才能摆脱这种压迫和奴役，却不知道如何让整个社会达到民主、平等和自由。所以，当这些思想遇到一定的社会契机，就会爆发，激发成一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成为一种“扭曲的社会狂想⑪”。在《古船》当中，洼狸镇里的农民正是深受专制度的压抑和奴役的人。新中国成立，让人民当家作主，土地改革运动，让农民有权利分得地主的财富。这正是一个促使农民爆发这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和扭曲的狂想的社会契机。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次土地改革的目的和意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盲目听从指示。赵四爷利用了农民的这一弱点，让农民成了他为所欲为的棋子。

总之，“精神领袖”身份是赵四爷在社会浪潮中屹立不倒的根基，干部身份是赵四爷作恶多端的掩护。再加上，赵四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善于利用洼狸镇人长期被压抑而膨胀起来的扭曲的欲望，不顾及“左”的错误，给洼狸镇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精神领袖”地位对洼狸镇人的思想麻痹，干部身份的掩护，善于利用农民膨胀的欲望，赵四爷作为暴力土改中的幕后黑手，他对洼狸镇人所施加的暴力行为是具有遮蔽性的，是不动声色的。这种不动声色的暴力连同赵四爷丑恶的人性一同掩盖。这就是土改暴力因素难以剔除的原因之一。

三、压抑与爆发——被利用的赵多多

前文已述，赵四爷善于利用农民被压抑已久而爆发的扭曲的欲望在洼狸镇里为所欲为，且使得他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而赵多多正是被赵四爷所利用的农民当中的一员，成为赵四爷手中的重要棋子。

首先，赵多多也是苦大仇深的被压迫和奴役的一员。他是无产者，是孤儿，从小流浪为生。“人们印象中他还一直是个躺在乱草堆里的孤儿，可怜巴巴。那会儿他像鬼魂一样在街上飘游，连老赵家族里的人也不怎么管他。他是靠吃乱七八糟的东西长大的，肚里装的最多的野物大概就是蚂蚱。他胆子很小，不敢看杀猪的。”⑫这个“躺在荒草堆里的孤儿”甚至胆子很小，连杀猪也是不敢看的，一次杀黄狗的经历使他的内心渐渐发生了变化，当了民兵之后“慢慢的胆子才大了起来”。他一生都缺乏安全感，即便是睡觉，也离不开床头上的一把刀。同时，赵多多也是流氓，也是混入干部中的坏人。他最早加入民兵团，并日渐进入高位；他以职位之便，做过无数伤天害理之事，例如在土改期间因贪恋茴子的美色不得而对茴子残忍虐待和杀害。

作为残忍与暴力化身的赵多多，读者无不对他咬牙切齿。然而，必须承认，他的大奸大恶并非与生俱来。作为地位地下受专制社会压抑的赵多多，当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地开展时，农民翻身作主人，顿时获得了阶级性的权利，于是内心的反抗意识也激发成一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成为一种“扭曲的社会狂想”。曾经是被压迫者的赵多多觉得在这个时候有机可乘，滥用权力，把这种压迫、奴役别人的欲望发挥到极致。赵四爷正是利用这一点，使赵多多成为他的走狗。张王氏称赵多多是“老赵家的的一条公狗。”实际上应该说他是四爷爷赵炳的走狗。他是在赵炳的庇护和默许下完成了对洼狸镇的掌控。

赵多多作为“流氓无产阶级”与其他普通的无产阶级区分开来。他们都是属于土改中被保护的对像。对于他们的暴行有时很难防范。这也是洼狸镇土改中暴力因素之所以顽固的原因。

赵多多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也是传统小农文化滋生出来的一种人格变态，扭曲，非人道的倾向。《古船》直面人性，对土改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和人性扭曲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四、结语

洼狸镇之病正是人性在千百年来的专制社会压迫、奴役之后，面对新的社会制度，自由和民主开始露出苗头之时，农民的反抗欲望异化成一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和一种“扭曲的社会狂想”，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悲剧。土地改革运动之所以偏离历史的初衷，成为历史的错误，也正是因为这种人性扭曲而爆发的暴力运动。《古船》无情揭露暴力事件，批判土地改革运动中人性的扭曲，使得这个作品超越了以往作品对历史事件是非功过的思考层面，直面人性。

注释：

①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4页.

②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19页.

③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20页.

④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15页.

⑤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23—224页.

⑥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J].南京大学学报.2010.4.第80页.

⑦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7页.

⑧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11页.

⑨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34页.

⑩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12页.

⑪吴培显.“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7.第153页.

⑫张炜.古船[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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