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灋”字探源

“灋”字探源

——以“灋”字含义研究为视角

如果说中国理论法学界有一个“哥德巴赫猜想”，那一定非“灋”字的含义研究莫属。

费孝通先生有句名言：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来对古往今来“灋”字探源的意义所在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灋”（古同“法”），最为权威的解释是取自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多数学者和教材中也引述了此种经典表述。

《说文解字》中的“灋”义：

“氵”水，凖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去” 去，人相违也，从大，凵声。

“廌” 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从豸省。

   中国古代典籍有一个显著特点，往往没有推理步骤与逻辑，而直接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也是这样。更何况该书成书较晚，能否真实反映上古人类的思维值得怀疑。所以，当代“灋”义研究，就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不断批判和继承，并且添加新诠释，进行新论证的过程。

当代学者对古代“灋”字含义的研究，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诠释，同时也进行了新的论证。蔡枢衡提出了对《说文解字》的质疑，胡大展、武树臣、张永和先后给出了既不同于《说文解字》，也不同于蔡枢衡的新解读。

首先对《说文解字》中的“灋”的解释提出质疑的是蔡枢衡先生，他的核心观点在其名著《中国刑法史》中表现出来：“灋”的古义是流。“灋”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与“刑”有关。

蔡先生在其《中国刑法史》中指出：  “灋是廌触水去。解廌触定，放在水上，随流漂去便是法。足见法字本义是流。”“字形既由水去组成，作为刑罚，自然舍流莫属了。很显然，法字的最古义是流，就是水上流去。在法刑合一以前，法字是简册的含义。法刑合一的结果，意味着法和刑两个概念都因丧失固有内容而变化。就法而言，法训为废（禁止），法训为逼（指使、使命），法已成为禁止和使命的概括词。因为禁止和使命是君令的表现形式，君令的内容，原是衡量事物的标准，从此法的含义，变成统治者所规定的治理标准，也就是法家之所谓法。”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蔡先生除了对“廌”的观点与《说文解字》相似，对“灋”字作了与《说文解字》迥异的新解。

蔡枢衡先生对“灋”义的新释读在其 著作《中国刑法史》《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中有所论述：

氵， “平之如水”四字和“法今文省”四字，同样是后世浅人所妄增。画蛇添足，不可为训，无待多言。水去二个因素表明：水流人离，义极明显。因为水平必须水静；流则不平。水以流为常态。水平与流去，不能同时并存。后人不知“平之如水”四字出于补缀，遂误解为法字表示公平。
去 ，谓驱逐也。亦即陆上放弃。灋是水上流去。方法虽异，作用相同。
     廌 ，灋……又省作廌。 狱训触，转训廌；狱训觉，转训觉，转训灋。法是角触定罪处罚制度的名称。

在蔡枢衡先生之后，胡大展先生、武树臣先生陆续对“灋”义给出了既不同于《说文解字》，也不同于蔡枢衡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探索“灋”义第三条道路的开端。

  胡大展先生认为，灋的最初含意应是“判决”。它描绘廌触逼人抱器进入流水，去接受神明(流水)的考验。“氵”系实物水，许慎系以今度古，应当取缔抽象的比喻说。康殷将灋的结构分为氵、廌、人、器四部分，理由是根据灋字的结构要求和造字原理，用廌来决讼断狱，以其触击定罪，必有触击的对象，确定了抱器的人便是触击的对象。这就满足了铭文的整体结构要求，也符合古人造字象形的原理。据盂鼎和克鼎铭文，一个判定为有罪，或应否定，或应废弃(人、器沉入水底);一个判定为无罪，或应肯定，或应佑护(人、器浮于水面)。作者根据东方古代各国圣河审判中以沉为罪、以浮为无罪的通例。认为“法”字的意义从判决引、借和发展，不仅中国一例，古代许多国家的文字发展史中也能见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希伯来最早出现的法律语词都是神判、判决之义）。 胡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注意到了铭文、汉字造字原理以及比较法的材料。

 武树臣先生的观点是，一个世世代代执掌兵刑的部族，在古代法律生活中发挥了持久的影响;水在原始社会中具有禁忌上的和行为准则上的特殊功能;在诉讼活动中证据具有重要意义以及由此可产生严重的后果。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合起来就是“法”。氵，源于远古禁忌和流放，以水为界的部落，把“罪犯”赶到河那边去，江河便同时具有“国界”和“刑罚”的双重功能；水同样起了消灭疫鬼、保障平安的双重作用。廌，是蚩尤皋陶，世代执掌军事和司法之职的部族的图腾。廌非神兽，而是传说时代法律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除了《大盂鼎》铭文，武先生主要运用古代神话传说进行推理和想像。

一切学问皆自怀疑始，关于“灋”义的探源仍在艰辛的探索之中，也许只有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消失之时，此种探索和争论方可止息。但是在这一景象实现之前，应当明确一种态度：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单独的证明，如同诉讼证据上孤证难以让人确信，一定要形成一条证据链条，使得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书证、物证和人证能够互相印证。就像医用无影灯原理，我们对同一事物研究的角度越多，使用的方法越多样，阴影和遗漏就会越少，可信度就越大，也就越接近于历史真实。

同时，研究者应当站在古今融合的立场上，对古人保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系统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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