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爱情与笔名的由来

巴金的爱情与笔名的由来

　　“她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年和1941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0，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巴金曾这样形容妻子萧珊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当时是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两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追随巴金来到广州。

　　1944年，苦恋8年的他们在贵阳结婚。一个旧家庭的叛臣逆子，终于筑起新的爱巢。战乱中建立的家，为寒夜孤旅客奉献了无限的春意。1945年，抗战胜利了，女儿小林也出生了。

　　巴金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萧珊没等到巴金回来，她绝望了。1972年7月她因患癌症住院，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3年以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巴金笔名的由来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

　　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无独有偶，“文革”中间，萧军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姓刘，萧红姓张，两人改名萧红萧军是因为仰慕长征胜利的红军，希望成为“小小红军”。不料红卫兵却派定他改名是要“消灭红军”。这逻辑看似荒唐可笑，但这种思维方式却长时间流行、泛滥。比如，你“出身”不好，思想就一定“落后”；你被捕了活着出来，就一定是叛徒。根据这个逻辑，巴金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一定是“反共老手”，一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有永远洗不净的历史污点。那么，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巴金比他的同龄人早熟许多。他有过幸福的童年：灯光下，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和兄弟姐妹热闹地过年节、放花炮，春天用花瓣在花园里摆“春”字……那时，嫩绿的树叶正从一棵充满生命的树上生长出来，一切像梦幻一样美丽。然而，绿叶不曾茂盛繁荣就开始飘落了。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十三岁时，父亲又丢下他们兄妹六人永远地走了。失去父母的呵护之后，他就埋葬了童年。对生活在其中的大家庭的纠葛和倾轧看得更清楚了。这个大家庭在走向崩溃。一些青年被吞噬，成为牺牲品，像他的二姐和大哥。他也很早通过自己的家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身为少爷，他常常和仆人、轿夫接近，了解了他们悲惨的命运和原始的正义的信仰。他发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那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书刊在成都也广为传播开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实社自由录》等等满足着青年们的精神饥渴。巴金的大哥还在“华阳书报流通处”预留定金，每天去取回新报刊，晚上兄弟们聚在一起贪婪地阅读，热烈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敞开胸膛去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东西，他都想一下子吞进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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