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歌风格

浅析曹植的诗歌风格及其艺术成就

摘要：“三曹”的出现，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建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歌风格，艺术成就

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钟嵘《诗品》评论其创作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诚然，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父兄之长，达到风骨文采的完美结合。不但具有阴柔美、婉约美、雄奇美，同时充满慷慨悲凉的悲剧性的生命意识。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

曹操的大量诗歌，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曹操的乐府诗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后者如《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

曹丕诗“工于言情”，现存诗约40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有一定地位。

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明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如最著名的作品《燕歌行》，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

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协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约40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兼备。

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燕歌行》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曹丕诗歌中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写理想，抒豪情，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抒情诗艺术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的诗歌创作以曹丕称帝（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社会、个人、家庭等原因，使其作品在前后期创作中，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其前期创作贯穿着强烈的慷慨激昂的格调，充满建功立业的热情，与整个建安风格一脉相承；但现实的险恶使他后期的创作，不得不插入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笔法，传达无奈失落的情调，感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

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

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前期的诗歌虽然有表现他贵族公子的优游生活的作品，但主要的还是歌唱诗人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描写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后期诗歌，由于曹丕登基，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主要抒发诗人被遗弃，受压抑，不得志于时的愤慨和哀怨，表现了不甘被埋没，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可以将其内容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赠白马王彪》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懑。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的悼念。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第三类是述志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壮思激烈的情怀。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感叹时光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情景、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

与文学史上无数优秀诗人一样，曹植也创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在其《诗品》中曾经这样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道出了曹植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我们认为，这种风格特征主要是由诗歌的情感因素决定的。曹植的诗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体现了慷慨赴难的献身精神，贯穿了捐躯为国的爱国情感。同时，也诉说了诗人的人生悲剧，抒发了诗人的幽怨与不平，表达了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受压抑、受迫害的切肤之痛。从而形成了骨气奇高、神采焕发的风格，也表现出情兼雅怨、慷慨悲凉的情调。如果说“骨气奇高”偏重刚健，那么“情兼雅怨”则偏于柔韧，曹植诗歌的总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刚健美和柔韧美的融合与统一。他的作品大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这种风格自然是集众家之长的结果。

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但曹植诗歌在艺术上高于其他诗人之处，正是情兼雅怨、慷慨悲凉的柔韧美与骨气奇高、神采焕发的刚健美相融合的境界。这是曹植诗歌的重要成就，也是曹植对诗歌艺术的伟大创造。

然而，足以使曹植成为“建安之杰”、“古今诗人之冠”的并不是诗歌数量，也不仅仅是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更为重要的还是其诗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与贡献。

但是，曹植对诗歌艺术的创造还远远不止于此，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大力创作五言诗，创新并发展了五言诗。

曹植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今存其诗八十余首，其中五言诗就有六十余首。曹植对五言诗的驾驭十分娴熟，无论悲壮、热烈，还是愤慨、哀怨的感情，他都能用五言的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曹植善于运用民歌传统的比兴手法而又加以创新，诗歌开篇的比兴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往往以居高临下之势笼罩全诗，一气贯注。所以，曹植的诗往往一开头就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另外，曹植的五言诗还颇留意于文句的整饬和音韵的和谐。因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第二，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

今存曹植的诗歌作品中，乐府体诗占一半还多。这表明诗人与曹操、曹丕一样，都很重视从汉乐府特别是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由于着意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滋养，曹植诗歌具有明朗、和谐、清新等特色。但是，曹植学习汉乐府并非仅仅因袭汉乐府，而是在继承中谋发展，在学习中求创新；他继承了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的精神意蕴，而同时又以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去加以改造，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多有创造，从而使乐府诗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大多采自里巷，质朴鄙俚，情趣天然，曹植的创作则多有寄托，从而使乐府诗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完全变为适合文人抒发感情的咏怀诗。词藻方面，前人则多有论述。同时，汉代乐府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声”。汉代乐府诗都是入乐的，甚至曹操所作的乐府诗也全都入乐。但曹植创作乐府诗，多侧重内容的充实和文字的绮丽，对于是否入乐则不甚在意。另外，他创作的乐府诗，大多没有借用乐府古题而是自制新声，无不是作者根据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而自创的新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乐府诗入乐者较少，与其杂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注重抒情。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其次,曹植在诗歌语言的提炼和修饰上,是远胜于汉乐府古辞及《古诗》的。

第三，继承“比兴”传统而又发展了“比兴”传统。

《诗经》创造的“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经过屈原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古典诗词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之一。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曹植同样十分重视“比兴”手法的运用，他在其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名篇佳句，因而“比兴”也就成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然而，与《诗经》、屈骚相比，曹植对“比兴”手法的运用，又显得别开生面。《诗经》、屈骚中所运用的“比兴”更多的是他指，主体意识还不十分强烈。曹植诗歌中所运用的“比兴”更多的是自指，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

第四，创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曹植的诗歌是抒情性的，但在抒情中又常常有叙事的成分，正是在这类诗歌中，曹植创造出极其鲜明的人物形象。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例如《白马篇》：诗中所写的“游侠儿”的形象，不仅英气勃发、武艺高强，而且境界高尚。同时，曹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剖析入微，十分细腻，如“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就把思妇缠绵悱恻的幽情通过浪漫主义的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无穷。

此外，曹植的诗歌也很注重情景交融。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全诗主要描写思妇清夜独居愁思，并非刻意描写月景，然而，这二句景物描写，却增添了全诗悲切凄凉的气氛：月光徘徊，思妇的思心也随之徘徊。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14bc1c46137ee06eff918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