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阅读日”引出的作文话题

“国家阅读日”引出的作文话题

作者：傅望华

来源：《作文周刊(高考版)》2007年第50期

        【引言】

        “阅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再度提出了建立“国家阅读日”的提案，这也是他第五次提出相同提案了。同时在提案上署名的还有著名作家王安忆、张抗抗、梁晓声、赵丽宏等人。朱永新曾表示，当前部分国民心态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有着极大关联。然而，学者余秋雨却在其博客上呼吁，“请大家帮帮忙，别增加‘国家阅读日’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言论随即引发了网民热议，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支持增设“国家阅读日”的作家赵丽宏表示，他一定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下面请你读一读持相反态度的余秋雨和钱定平的文章，并分析、比较一下两人的观点。

        【文章展示一】

        阅读浪费生命

        余秋雨

        我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理由有三点：

        其一，我认为现在每年已有“世界读书日”，4月23日。这一天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同时去世的日子，又恰恰是莎士比亚的生日。最早是由西班牙提议以这一天定为国际阅读日的，国际社会同意。我们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

        其二，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用“阅读日”来指导。问题是，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

        其三，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是浪费生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即使充实的全是精华，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营养过剩的死疾。比尔·盖茨曾说他早已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书，今后不会多看书，我很理解。因为当代人太忙，第一线的创造者们不会有时间写书，写成的书就不再是最前沿的了。

        文学书略有不同，但美国作家辛格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不再看什么书。因为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询问自己的心灵，面对无言的自然。现在作家们赞成设“阅读日”可能是为了让读者多多地读文学书。我在这一点上要与他们商榷了：文学的传播要靠文学本身的力量，现在出版信息畅通，书籍流通便利，是好书总不会被埋没，何苦要通过国家的行政立法让全民来关注我们的本职工作呢？如果设一个“国家阅读日”，那么，别人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设立“国家绘画日”“国家音乐日”怎么办？

        现在，全国各地的“文化节”已经办得太多太滥，办得不错的也不少，很多城市每年有“藏书家庭评选”活动，“最佳书籍推荐”活动，深圳每年还举办“读书月”，从全国到地方每月都发布书籍的“畅销榜”，网站、电视上都有大量的读书栏目，很多书店又有“读书会”和“读书俱乐部”。总之，阅读的事情已经闹得过于热闹了。请大家帮帮忙，别再来增加一个“国家读书日”了。

        【文章展示二】

        阅读仍是“第一夫人”

        钱定平

        文化正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更加需要通过阅读以获得结构性知识，并且动态地与体验等等相互作用、互相渗透。

        某甲反对另设“阅读节”，却无端对阅读本身也来了个“连坐”。我好有一比，某乙反对结婚仪式太铺张，于是把婚姻也“痛打一顿”。“文化学者”反对的理由有二。其一，在网络阅读日趋流行的今天，周围已是信息爆炸，阅读不是欠缺，而是成为灾难；其二，在今天阅读不再重要，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其实，去粗取精，问题无非就聚焦在下面两点:

        第一:网络时代还需要书本阅读吗？

        第二:读书和所谓“文化见识”是相互敌对的吗？

        一个人只要真会网络阅读，又向来习惯书本阅读，就一定会承认，后者乃是最愉悦、最方便、最含情的阅读。可以手持数卷漫游天涯，或掩书沉思而心游八极，或仰天默诵而神交万仞。在哪儿都可以读书，既无电源拖线之乱阵，也无桌椅板凳之劳形。再说，几千年来所凝聚而固化在阅读行为里的文化神韵、书页馨香、添香夜读的境界，又岂是他种蠢物所能比得的？英国学人约翰逊在餐桌台布里也卷着一本书，说是吃饭时想“另一种愉悦也近在手边”，令我望尘莫及。比起什么网络阅读、信息爆炸，自以为是重磅出击，实则老生常谈。知否？知否？网络与信息越发达的国家，读书的人越多。去年的人均读书统计，法国人11本，日本人17本，美国人为21本，咱中国人5本不到。更有成例。常春藤名校达特默斯(Dartmouth)学院获得了三千万美元捐款，决定全部用来盖一座新图书馆。须知该学院是电脑科学发祥地之一，对网络的一往情深想来不亚于某“学者”。如果阅读已成“灾难”，那院长不是花大钱引进个重灾区么？归根结底，网络虽然千帆映日，却动摇不了阅读作为“第一夫人”的地位！

        读书与考察体验等等“文化见识”相辅相成，这恐怕也是常识。《论语·雍也》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勿畔矣。”夫子认为提高文化修养的方法之一，就是“博学于文”，即熟读诗、书、礼、乐等书籍。后来，许多西方文化人也讲过类似的话，全强调自己是先读书，然后才能去“考察、游历、体验、创造”的。

        有人说高尔基也不读书，全凭“生活”写作。非也！且听高老自己怎么说：“博览群书之后，我要沿着所有河流漫游，我也将懂得一切。”《指环王》和《哈利·波特》的精神之父、英国文人刘易斯更说：“依靠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如通灵千人又永葆自我。”可见，他们都强调，要把读书这匹马儿，套在体验的车儿之前，而不是相反。时至今日，读书与体验也还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关系。有一本书《失败的逻辑》，专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切尔诺贝利之类的毁灭性失败。书中一再强调，对于世间的“复杂系统”，从事者不但要有知识，还必须要有“结构性知识”，否则就会产生失误。文化正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更加需要通过阅读以获得结构性知识，并且动态地与体验等等相互作用、互相渗透。在曼盖尔的《阅读史》里，这正反两面的趣事更多。这些书对于体验者大有教益，绝非单单体验能自动取得。

        文化人当然更应该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千古不易。中国有两位格外清逸超群，就是二张:史学家张荫麟和文学家张爱玲。张荫麟以一本《中国史纲》享誉天下。我阅读时特别注意到，他常说某某事情“不见于记载”。不要小看这五个字，力敌千军。人文科学有个铁律：“说有容易说无难。”您说某件事情“无”吗？只要找到一个“有”的例子，就可一举推翻。所以，要说“无”，就非读书极多极广不可。至于张爱玲，我在报纸杂志上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论证她小说写得好的原因之一，是她英文文学作品读得多。这里不啰嗦了。

        阅读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促进社会和谐，这也是网络之类不能代替的。孔夫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性”基本是隐藏的，待人处世的习惯作风，也就是“习”，却天天在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碰撞摩擦。这时，如果“习相远”，摩擦系数就一定会增大。我在西欧教书那会儿，常有感于社会的和谐。稍加观察，发现他们是个性相远而习性相近。例如，公共场所看不出腰缠万贯和家徒四壁的人的区别，因为“习相近”也。富婆既不会手戴十七八只钻戒，穷汉也不会动不动恶言相向。再进一步我又发现，就是引车卖浆者流，家里也总有几本书；车船地铁也有人认真读书。也许就是阅读，使得他们达到了一个金钱永远不能买到的修养境界，从而部分地拉平了高低贵贱。环顾我们四周，这个“习相远”的大问题不解决，即使是网络这件利器，也极可能变成开骂的场地，以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讲得远点，官员如果在八小时之外读点书，晓得后汉有个杨震和“幽夜有四知”，一定会加强自律；“学者”如果多读点书，笔下的文学常识错误也会少些……

        网络所带来的真正文化冲击，是世界已经连成一体，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见识和评价准则。纽约林肯中心唱了一支好歌，第二天新德里街头就会传唱起来；东京有人说大江健三郎比不上村上春树，柏林的“文化访谈”就会出现此人头像……在这种全球文化互连之下，以自家门前那口井的是非为是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谈不上有什么眼界了。正像没有坐标系就无从描绘数量一样，“文化见识”也必须摆到世界的坐标系里，才能叫真正的见识，也就不会纠缠不清了。由此不禁想到，为什么一个人均读书量在世界排名靠后的国家里，还会有人如此抛却书本说玄虚呢？

        这也许更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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