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认识

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认识

黄 昊1 张荣珍2（通讯作者）

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部 芜湖市中医医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本文从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病名、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三个方面对急性酒精中毒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综述。为临床中医治疗急性酒精中毒提供参考，并提出了制定急性酒精中毒中医诊疗指南的迫切性。

关键词 急性酒精中毒 病名 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

急性酒精中毒（acute alcohol poisoning）是指一次饮入过量乙醇（酒精）或酒类饮料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由兴奋转为抑制的状态，并伴有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系统损伤的过程，严重者可发生呼吸及循环衰竭而导致死亡，轻者无需特殊处理，重者以清除毒物、纳洛酮配合对症支持疗法为主，有研究表明，患者通过西医上述方法治疗后，醒酒较快，但患者仍存在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不适症状，而中药则能很快改善这些不适症状[1]，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更佳[2]。近年来，随着中医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加快，通过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逐渐认识到中医药在防治急性酒精中毒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本文就中医对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病名、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的认识综述如下。

1.急性酒精中毒中医病名的沿革

急性酒精中毒在中医上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病名，但祖国医学古籍中就饮酒过度致病的记载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灵枢》：“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首次提出“酒悖”之名，描述了酒精对神经系统的兴奋作用，而导致这种兴奋作用的原因，陈凤春[3]认为是酒精引起人体气和气机改变导致的。《黄帝内经》之后，汉代张仲景提出“酒疸”病名，指的是饮酒过度，湿热淤积体内，熏蒸胆汁泛溢肌肤而致黄疸[4]，同时期由谯县华佗元化撰的《华佗神医秘传》提出“酒毒”的病名，发展到晋代，王叔和在《脉经》中第一次将饮酒过度所致的疾病统称为“酒病”，并记载“酒病”之脉为“短疾而滑”。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经济、政治及文化等诸多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此期间，涌现出很多著名医家和著作，如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一书首次提出“酒癖”的病名，并指出“夫酒癖者，因大饮酒后，渴而引饮无度，酒与饮俱不散，停滞在于胁肋下， 结聚成癖， 时时而痛，因即呼为酒癖。”另外，该书还记载了22种与饮酒相关的病名，如酒瘕、酒注、恶酒、留饮等,到唐朝时期，关于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病名以沿袭前人为主，而治疗酒病方药在此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金元时期，我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流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最具代表性的有李东垣、刘完素、朱震亨和张从正,被称为“金元四大家”，李东桓在著作《内外伤辨惑论》中首载“酒客病”病名，并提出发汗与利尿为最佳治疗方法；而刘完素则在其著作《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第一次提出“酒积”和“酒禁”；元代朱震亨在《格致余论·醇酒宜冷饮论》中指出饮酒多度可导致消渴、臌胀、喘哮、癫痫、失明等16种病证；张从正作为攻邪派代表，继承了张仲景汗法、吐法及下法，在《儒门事亲》中记载有“又如宿饮酒积在上脘，亦当吐之。”提出使用突发治疗酒病，对于酒厥，他认为病机乃“气逆之所为也。”同样主张采用吐法治疗[5]。

明清时期，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把“酒后四肢厥冷，不省人事的病证”称之为“酒厥”，这一病名到清朝仍被引用，如清·李用粹《证治汇补·伤酒章》：“大醉之后，忽然战栗，手足厥冷，不省人事，名曰酒厥。”在这之后，对于病名的创见不多，重点转向对于饮酒所致疾病辨证论治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我国第一部详尽阐述酒病辨证论治的专著—《万氏家传点点经》。

2.急性酒精中毒的病因病机

2.1急性酒精中毒的病因

饮酒过度是急性酒精中毒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病因，而古代医家对酒性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酒性苦热”的记载，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记载：“酒性有毒，而复大热,饮之过多，故毒热气渗溢经络，浸溢脏腑，而生诸病也。”提出酒的毒性，并指出饮酒过度会导致机体诸病发生，除此之外，“酒性湿热”的观点在古籍中也屡有记载，王好古认为：“按酒之为物，气热而质湿，饮之而昏醉，易狂者热也，宜以汗去之。”《万氏家传点点经》同样认为：“酒毒湿热非常，肆意痛饮，脏腑受害，病态不一。”综上可以看出，酒性湿热、味苦、有毒，饮之过多，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除了上述饮酒过度这个最主要病因以外，急性酒精中毒的另外一个病因就是机体的虚损，历代医家对此论述也颇多，如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有：“夫虚劳之人，若饮酒多，进谷少者，则胃内生热，因大醉当风入水，则身目发黄，心中懊痛，足胫满，小便黄，面发赤斑。”指出了机体虚损也是引起急性酒精中毒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宋太医院编著的《政和圣剂总录》记载：“论曰胃弱之人，因饮酒过多，酒性辛热，善渴而引饮，遇气道阻塞，酒与饮俱不化，停在胁肋，结聚成癖，其状按之有形，或按之有声，胁下弦急胀满，或致痛闷，肌瘦不能食，但因酒得之，为之酒癖。”将人体虚损更为细化，提出脾胃虚弱为急性酒精中毒的易感因素，到明朝，龚廷贤对此持有相同观点：“伤酒之病, 虽为酒而作, 实因脾土虚弱, 不能专主湿热而发。”认为急性酒精中毒的外因是饮酒过度，而内因则是脾胃虚弱，运化能力失常，酒性湿热，脾胃失调而发；同时期的张景岳则更加丰富了急性酒精中毒的病因，在《景岳全书》中记载：“若以阴虚者纵饮之，则质不足以滋阴，而性偏助火，故热者愈热，而病为吐血衄血，便血尿血，喘嗽，躁烦狂悖等证，此酒性伤阴而然也。若阳虚者纵饮之，则性不足以扶阳，而质留为水，故寒者愈寒，而病为臌胀泄泻，腹痛吞酸，少食，亡阳暴脱等证，此酒质伤阳而然也，故纵酒者，既能伤阴，尤能伤阳，害有如此，人果知否。”说明了阴虚和阳虚也是其病因之一。综上，急性酒精中毒的病因主要在于饮酒过度和机体虚损两个方面，而机体虚损中以脾胃虚弱、阴虚及阳虚为易感因素，另外也有古籍记载酒后“房劳”耗伤人体精气，更加易于导致急性酒精中毒。

2.2急性酒精中毒的病机

如上文所述，酒性湿热，有毒，自口而入后，如何导致急性酒精中毒的发生古籍早有记载，《灵枢·论勇》记载：“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懔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认为酒“其气懔悍”的特殊特性导致疾病的发生，后来，清·李用粹《证治汇补》对此进行了补充：“酒循经络，留着为患，入肺则多嚏多痰，入心则多笑多言，入肝则善怒有力，入脾则思睡，入肾则思淫，及其久也，伤肺则变咳嗽消渴，伤心则变怔忡不寐，伤脾则变痞满疸胀，伤肝则变胁痛吐血，伤肾则变腰软阳痿，此五脏之受病也。”指出酒自口而入后，首损及脾胃，再累及全身脏腑,这与我国第一部酒论专著《万氏家传点点经》中“脏腑染毒始脾胃”观点相一致。当代医家观点观点也不尽相同，解维刚[6]认为酒毒侵袭，助湿生痰，痰蒙清窍，扰乱神明，下阻于三焦通道导致气化及气机运行逆乱而发本病，杨柱[6]认为本病从发生到发展过程中，病机是不同的，初期病在脾胃，酒毒蕴结中焦，导致脾胃运化失值，气机升降失常，以气滞、气逆为主；中期病位由脾胃损及肝胆，肝失条达，气机不畅，血行瘀滞而致气血同病；后期则累及全身脏腑，本虚标实同见[7]。

3.急性酒精中毒的辨证论治

3.1 急性酒精中毒的辨证分型

如前所述，急性酒精中毒的发生发展是一正邪相争的过程，各期的病机不同，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医尚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但对于酒病的辨证，古代医家主要以脏腑辨证为基础，以八纲辨证为主导，如我国第一部酒病专著《万氏家传点点经》立酒门30证，辨证均在脾胃损伤的基础上，根据病程的长短、邪正的盛衰等再辨表里、寒热、虚实及阴阳的不同，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医家对于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辨证分型多为个人经验总结，并无广泛共识，且缺乏循证医学的证据。武晓青等[8]通过中医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的临床观察将其分为：痰火扰心型、毒闭心包型和气阴亏虚型。曹青山等[9]根据心神是否受影响，分为：中腑型和中脏型，中腑型根据酒后时间长短分为胃气上逆证和蓄水证，中脏型根据酒后神志状态再分为热扰神明证、热扰心包证及脱证。陈娜等[10]将其分为痰热上蒙型和肝胆湿热型，更为简单明了。

3.2 急性酒精中毒的治法方药

3.2.1急性酒精中毒的治疗原则及治法

历代医家对于急性酒精中毒的治法颇多，但急性酒精中毒病程变化多端，病机复杂多变，故对于本病的治疗，须严格把握各期病机，正如明代医家周慎斋于《周慎斋遗书·卷八·伤酒》云：“酒客初病，发不甚重，解酒足矣，续自病重者，以内伤法立方，少加醒酒药味。”提出了急性酒精中毒的治疗原则：疾病早期以解酒为主，后随病情发展，与其他内伤疾病治疗类似，配合醒酒药物。与之同时期的《万氏家传点点经》认为本病的产生始自脾胃，治疗当以脾胃为本，遵守先治其标，后固其本，同样强调分期论治的原则。在分期论治的治疗原则下，历代医家提出本病各期的治法，现将代表性的治法归纳如下：初期，以解酒为主，以发汗利尿为治法，此即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桓提出的“上下分消其湿”的原则，他认为“酒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则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此最妙法也，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湿，何酒病之有？”中期病位由脾胃损及肝胆，此期治法以攻为主，兼顾人体正气，攻邪派张从正治疗酒病，采用攻下消积法，正如其在《儒门事亲》中记载：“酒积，目黄口干，葛根、麦之类，甚者甘遂、牵牛。”后期病位则累及全身脏腑，以补益为主。

3.2.2解酒方药

中医有关解酒方药的记载颇多，既有单味中药，也有复方解酒方，《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我国最早的解酒中药—水萍和腐婢，书中记载水萍“胜酒”，腐婢，即赤小豆花，主治“酒毒头痛”，随着中医的发展，古代医家不断丰富具有解酒的中药，宋·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记载了葛花和枳椇子等30味中药，分布于草、木、虫鱼、果等部类之中，到明朝，李时珍全面总结前人记载，于《本草纲目》中记载有解酒中药达107味之多，宋哥[11] 等对古代解酒方用药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常用的单味中药有：葛根、枳椇子、砂仁、白术、白蔻仁、半夏及神曲等，且以祛湿作用的药物最多，与酒为湿热之邪的病因相吻合。除了单味中药以外，解酒方也数不胜数，中医第一个解酒方泽术糜衔散载于《素问·病能论》：“帝曰：善。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 糜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宋朝《太平圣惠方》将解酒方分为5类：治饮酒大醉不解诸方、治恶酒诸方、治饮酒腹满不消诸方、治饮酒后诸病诸方及断酒诸方，基本囊括了之前历代的解酒方，共42首，期间最著名的当属李东桓创立的葛花解酲汤，此方记载于《脾胃论》中，方中以葛花、白蔻仁及砂仁为君药，并配伍干姜、生姜、神曲、白术、茯苓、青皮、陈皮及人参等，到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著作《普济方》全面总结并收集了之前历代解酒方达百余首，同时期的我国首部酒病专著《万氏家传点点经》载有五花解酒汤、白蔻散、破滞回源汤及分香丸等众多解酒方。

现代医家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对古代经典的解酒中药与解酒方药进行了临床及实验研究。在解酒单味中药方面，葛根、葛花和枳椇子一直沿用至今，葛根和葛花为豆科葛属植物野葛的不同药用部位，目前国内外对葛根和葛花的解酒功效做了广泛的研究，并对其解酒做作用给予了肯定，葛根的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葛根素[12]，葛根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清除酒精中毒后产生的大量氧自由基，促进酒精的分解和代谢[13]，临床在西医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葛根汤辅助治疗均起到明显的解酒效果 [14-15]，而葛花则是通过提高乙醇脱氢酶（ADH）和乙醛脱氢酶（ALDH） 的活性，加快乙醇的代谢而起到解酒作用[16]，高学清等[17]通过随机分组动物实验证明了低、中剂量的葛根和葛花均能够延长小鼠的醉酒潜伏时期、缩短睡眠时间和醒酒时间，中、高剂量则能抑制乙醇的吸收，另外还发现葛根的解酒疗效比葛花更好。枳椇子为鼠李科植物，其药用部位主要为其种子和果实[18]，且不同的药用部位，各化学成分和含量也不尽相同[19]，徐方方等[20]运用现代硅胶和Sephadex LH-20等色谱技术，从枳椇子中分离出7种化合物，以黄酮碳苷为主，除了分析其化学成分，吕国红等[21]以小鼠为试验模型，研究发现枳椇子能够明显缩短醒酒时间，降低血乙醇浓度,王文香等[22]通过动物实验做病理学观察发现枳椇子能够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减少肝细胞坏死和纤维组织增生，起到保肝护肝的作用。

在解酒方药方面，葛花解酲汤和葛根散是经典的解酒方剂，陈萍等[23]将临床120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对照组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加用纳洛酮，治疗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葛花解酲汤，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较高，意识恢复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有研究发现葛花解酲汤对肝功能指标，如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及γ-谷氨酰转移酶（γ-GT）等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对酒精性脂肪肝有显著的临床疗效[24], 高景莘等[25]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复方葛根散饮酒前给药可以降低醉酒率，延长醉酒时间；饮酒后给药可缩短醒酒时间，降低死亡率，杨柱等[26]将经典的解酒方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葛根散解酒效果更为明显，葛花解酲汤效果稍弱。现代医家在古代医家的经典解酒方的基础上，根据临床经验，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解酒方和中药复方制剂，如养肝解酒方、解酒护肝方及久肝胶囊等等，养肝解酒方以葛根、枳椇子、丹参等为主要成分，研究发现，解酒护肝方能显著延长醉酒潜伏期，缩短睡眠维持时间，具有明显的解酒作用[27]；解酒护肝方由葛根、枳椇子、栀子、山楂和五味中药组成，郑立发等[28]研究发现解酒护肝方具有良好的防醉和解酒效果；久肝胶囊乃由枳椇子和葛花等名贵中药材的提取物配伍组成的复方制剂，与解酒护肝方具有类似的效果[29]，综上可以看出，现代解酒方仍然以我国传统的解酒中药和方剂为基础进行加减配伍组成的。

4.结语

综上，现代医学对于急性酒精中毒的治疗缺乏特效药，一般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而中医对急性酒精中毒的认识历史久远，不管是对病名、病因病机还是辨证论治，对其研究侧重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但在临床辨证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缺乏公认的客观辨证分期分型标准，因此，对于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诊疗指南的研究迫在眉睫，通过确立统一的、规范的、量化的及客观的中医诊疗指南为临床中医治疗急性酒精中毒提供依据，为中医的标准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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