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黄良成：《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整编北上抗日。"（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或者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继续北上抗日。"（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版，第364页。）三说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推动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全国抗日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继续北上。"在毛儿盖，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红军必须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逼。"（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227页。）显然，以上几说是不同的。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一、 为粉碎蒋敌"围剿"，保存主力红军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

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纠集了一百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结果是根据地愈打愈小，红军愈战愈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缩小，给养更加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因而中央红军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提出了突围转移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十月九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指出"经过整顿补充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红军总政治部提出的这一政治工作任务和政治口号，说明了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突围转移，开始长征。据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回忆，出发前虽然在广大指战员中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但是各部队也分别向干部说明了这次战略转移的目的。黄良成《忆长征》一书记述，红八军团政治部在长征出发前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的紧急会议，"政治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军委转移阵地的命令"强调这次转移"是为了使主力转移到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方面去，是为了机动作战，为了最后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肖锋《长征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述"出发已六天，林政委说，要在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一切为着苏维埃，到无堡垒区去打仗!"。据一九三六年艾平《占领古陂圩》一文记述，红四师十一团奉命夺取古陂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指战员们高唱着胜利反攻的新歌，歌词是："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歌词鲜明地表达了红军突围长征的目的。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第五次战役仍没有定局。它没有能达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个预期目标。红军在瑞金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出，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根据地去。"那么转移到哪里去呢?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而后西进，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肖锋《长征日记》十一月十二日记述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到红三团召开政工会议，"说明了部队到外线作战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提出的口号是：赤化湘西南，与贺龙、肖克部队(按：即红二、六军团)会合，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记述，当中央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有如下判断，认为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可能"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从以上材料可见，红军长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在内线作战遭到失败而被迫转移，目标是沿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南，会合红二、六军团。以后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突围长征的意图在于"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很显然，中央红军长征是开始于被迫的战略退却，而不是主动的战略进攻，目的在于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围剿"。

那么，以被迫转移开始的红军长征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又有何联系呢?应当看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曾经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反革命军事"围剿"，因而红军对日作战无法实现；相反，由于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残酷的反复的"围剿"，"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成为党和红军所面临着的最现实、最突出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红军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转移到新的地区，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前，即一九三四年七月，为了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打乱敌人部署，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命令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行转移。七月十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斗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七军团随即进军福建，并北上和赣东北的红十军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用北上抗日的行动，影响了广大群众，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当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以后，留守中央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发布了六言体布告，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这个布告一针见血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并庄严声明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这个文告毫不含糊地表明红军长征要实现"对日作战"的原则立场。中央红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域后，在所占领的城镇和乡村，利用战斗的间隙，或召开群众大会，或散发传单，或书写标语，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在长征路上，诸如"民众全部武装起来对日作战"、"红军是民众抗日反帝的主力军"、"国民党卖国，共产党抗日"、"红军转移是创造新苏区，救国救民"、"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等等抗日救国的醒目标语比比皆是，有的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很好的历史见证。由此可见，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无疑，这对于鼓舞士气，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都起了积极的政治作用。

　　二、遵义会议前后最紧迫的问题是打破蒋敌的围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脚点，因而未能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到三万多人。红军不仅大量减员，而且极度疲劳，战斗力空前削弱。同时在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蒋介石和湖南军阀何键又集结了十五个师的兵力，构筑了层层碉堡，严密封锁。如果再去湘西就无异于虎口投食，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因而当时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脚点，以求得必要的休整。

　　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求新的出路，争取主动，中央红军在占领了湘桂边境的通道城以后，采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转兵图黔，西进贵州。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去湘西的错误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议提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召开会议，决定打过乌江去，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是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于一月七日晨解放黔北重镇遵义。为红军进驻遵义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这十二条口号的中心内容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等等，其基本精神与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决议是一致的，表达了 红军当前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红军在遵义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遵义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而北上抗日的问题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涉及。遵义会议的决议提出的任务是：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积极活动，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以高度的机动性，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遵义会议决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任务，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合乎实际的。自从中央红军入黔以来，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薛岳兵团共八个师也跟进了贵州，同时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部队，也从四面八方合围。红军所面临的敌情仍然十分严重，而且敌我力量对比也极为悬殊。如果不在运动中战胜这些敌人，则不能取得新的落脚点，无法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跳出敌人重围，选择有利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一月二十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以上材料说明了红军北渡长江的目的在于转入川西北地区，实行反攻，"争取四川赤化"。后来由于渡江受阻，中央红军又不得不转向云贵川边机动作战，遂有四渡赤水之举。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封锁长江，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

　　 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正确领导，运用了高度巧妙的军事指挥艺术，造成红军西出云南，由金沙江渡江北上的可能性。因而四月二十九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于是红军全部人马于五月初旬胜利渡过金沙江，而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

　　从上述可见，遵义会议前后，从黎平会议决议到速渡金沙江的指示，这些规定红军作战方针和基本任务的历史文献均未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问题。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只要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那是不难理解的。从湘江战役以后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这一段时期红军长征所面临着的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取得新的落脚点，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当时，这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如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就会全军覆没，那么抗日救国也罢，革命力量的发展也罢，一切都无从说起。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不能不把注意力的中心集中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军事问题上，集中到选择新的革命根据地取得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这正是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所使然，是历史曲折性的表现。

　　三、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重申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的懋功县达维镇。两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创造了北出陕甘，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时全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如中国不答应其无理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六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了出卖华北主权的谈判(后达成所谓《何梅协定》)。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可耻的《邦交敦睦令》，宣布取缔一切抗日言论和行动，"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这时，促使民族革命高潮到来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到来。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六月十五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重申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卖国行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穑(祥)等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华北(淮河以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全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变成万劫不复的亡国奴!"宣言接着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最卖气力的开路先锋就是蒋介石卖国贼"，"现在蒋贼等已将等于半个欧洲的中国领土双手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打算消灭反日的工农红军"。宣言说"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老早就公开反蒋贼等的卖国辱国"，"宣布对日作战"。宣言重申："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陆海空军，学生，教员，商人，新闻记者，医师，看护，律师，工程师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统统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宣战，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宣言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重申"对日作战"；它庄严地表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紧接着，即六月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府"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方针遭到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六月二十八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从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出发，联系着六月十五日宣言，可以看出这时提出"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其意义就在于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并接近抗日前线，以实现"对日作战"。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五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接着，决议又分析了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这样也就把在中国西北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地联系了起来。

　　 可是，张国焘坚持其南下的退却逃跑主张，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后，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估计不足，......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由此可见，要不要继续北上，"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乃是党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南下川康藏边，其实质就是远离抗日前线，抛弃党的抗日救国的旗帜，逃避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历史责任，必将使党和红军离开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区域，脱离群众，而招致失败。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集中主力向北进攻"，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尔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迅速达到陕北，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个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转移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接着党和红军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从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四、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率部北上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竟然颠倒是非，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自己向南逃跑的错误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胡说什么"北进显然是不利的"，"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接着(九月十七日)下达了南下命令，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擅自率部南下，公开分裂红军，于十月五日另立伪中央。

　　 南下红军(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先后发起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从而占了以天全、芦山、宝兴为中心的川康边广大地区。但是由于张国焘方针的错误，不可能打开一个胜利的局面；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阻击下，红军攻势很快受挫，百丈关一仗，遇敌十几个旅，反复苦战七昼夜，红军伤亡甚大，最后被迫撤离百丈关。这时，蒋敌薛岳、李抱冰等部伙同四川军阀主力，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军东进、南出均不可能，亻局促川康一隅，处境十分被动。同时，给养也极为困难，无法形成巩固的后方。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所形成的困难局面与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情绪，与日俱增。

　　 在此期间，全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寇加紧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利用汉奸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县，并进犯绥北、察东。在日寇加紧侵略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十二月间，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业已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将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决议案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并责成其转达红二、六军团。

　　 党中央的决议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怀，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感召和南下错误事实的教育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脱离中央，远离抗日前线，长久停留在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敌薛岳部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根据地，部队的兵员、粮弹得不到必要的补充，无法在此与敌人长期周旋。于是被迫撤出川康边区，经懋功向西北转移，退至道孚、 霍、甘孜一带。此时，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缩减到四万多人，减员一半。张国焘控制的伪中央作出所谓《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不得不被迫承认"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尽管这时张国焘仍未停止其反党分裂活动，但是事实已经宣告了他的南下方针的破产；而北上抗日已经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张国焘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准备北上。

　　 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以后，活动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了长征。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占领贵州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在此一带休整二十余日，试图建立根据地，并开始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了黔大毕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广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三月间，红二、六军团退出黔大毕地区后，向云南转移，决计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四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于六月下旬至七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地区。红二、六军团长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县城三十余座，广泛地组织和发动了群众的抗日反蒋斗争，扩大了党的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甘孜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接着，召开了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这时张国焘虽然别有打算，仍不愿与党中央会合，但是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和斗争，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方针。无疑，这是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战胜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重大胜利。

　　 甘孜会议后，七月三日，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各部队分别作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早在六月下旬，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以出甘南为有利，曾电示"日增兵华北达三万人，人心震动。蒋介石进退维谷；南京空气悲观。"二、四方面军"如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七月初，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向甘南开进。部队北上的行动口号曾明确提出："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人等一致抗日!""联合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力量一致抗日!""联合所有抗日武装，组织抗日联军!""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抗日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与所有抗日友军共同抗日反蒋!"等等。二、四方面军经过将近一月的长途跋涉，穿过茫茫草地，于八月初胜利到达巴西、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蒋介石急令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在甘南仓猝布防。为了打通北上道路，红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二、四方面军制定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规定此次战役的纲领是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机夺取岷、洮、西固地区"，"以形成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为着这一政治任务，战役计划提出必须随时注意"尽量争取抗日友军"、"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广泛的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争取下层群众"，等等。显然，这时与阻拦红军北上的蒋敌作战，目的在于实现北上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岷洮西战役后，红二、四方面军占领了甘南广大地区，为进一步北上创造了条件。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九月八日，党中央就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致电朱德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这就进一步为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指明了政治方向。九月中旬，党中央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组织的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进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为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军政治委员聂荣臻写信给朱德总司令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信中说："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无疑的将首先在西北开展新局面，成为团聚和领导全国抗日的中心。"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终于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热烈祝贺"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从此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一结束，党和红军转移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从被迫的战略退却开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积极结果告终，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中央红军从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高举着抗日反蒋的旗帜，开始长征，到转战湘黔川滇地区寻求新的落脚点；从集中全力粉碎蒋敌的围追堵截，到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从此，红军长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北上抗日"也就成为后期长征(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样，也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积极的伟大的战略进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道的："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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