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觉金陵梦

可怜一觉金陵梦”

“可怜一觉金陵梦”

——吴晗谈片

施京吾 少年时，正逢改革开放，父亲带回一本《朱元璋传》，作者吴晗，正是本文传主。《朱元璋传》大约是我与“学术著作”的第一次接触。

　　我从未削减过对中国史之兴趣，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筚路蓝缕，最终令我投身于欧洲史——对于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需要在另外一个可参照的世界里寻找现代文明的缘由——这是一条惯常路数：从晚清第一批留学生闳容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寻觅。

　　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也是寻觅者之一，当他坚定信念、献身事业的时候，他的信仰不仅粉碎了他的信念，也剥夺了他的生命。1980年，其好友、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音容犹在，吴晗却早已化骨成泥。

　　师法胡适

　　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其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生，家道颇严。而吴晗少年聪慧，自小钻营历史，对明史产生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还早熟，十二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又学会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来，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时，其家道衰落，吴晗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在未经父母许可下，他于1928年夏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但一年后该校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吴晗求学时最重要的履历是与胡适的交往，胡适以自己的热情、真诚、豁达，深深影响了吴晗的学术成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就他就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于是，他于1930年3月19日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于1930年8月来到北平，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到吴晗信的第二天（1931年5月6日）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家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私淑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门功课，在参加北大考试时，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新生录取规定，有一门零分是不得录取的。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的是同样成绩：文史、英文满分，数学零分。但清华却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到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胡适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信中，胡适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胡适对吴晗不可谓不恩师。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信件中，对这为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并要求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则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厚，入骨入髓。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其大事为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所辖东三省沦陷，以致群情激忿，吴晗显然是一个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信中尖刻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眼光具有远大的历史性，可在那特定时代，又有几人能够接受？

　　有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他求学之需，他始终把胡适视为“恩师”，并承认“受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年轻的明史专家

　　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胡适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

　　1934年吴晗清华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其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经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其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对官修历史产生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到：“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是，二十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年鉴学派也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家，如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弗朗西斯·傅勒，一直影响至今。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可以见得的是，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相比欧美学界，虽不能并肩而立，但追赶已不是遥遥无期，中国学术界在各方面都拥有相当杰出的人才，如，宪政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费孝通、心理学家潘光旦，等等。

　　婚姻与革命

　　正逢其时，年轻有为的吴晗开始了自己的婚恋生活，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的落花流水。

　　在我看来，胡适在中国倡导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民主、自由、宪政、宽容，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才能普及全民。而此时中国内忧外患，虎狼环伺，吴晗年轻，一腔爱国热情是等不及的。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离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他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袁震，一来二去，便生出几多情愫，两人变成了情侣。

　　袁震在病榻之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能考取清华历史系，说明她学力不浅，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她取笑吴晗：“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吴晗对袁震的倾心，实在是性情中人。后来吴晗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爱情总是法力无边，吴晗不仅抗拒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终与吴晗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两个月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云南成为历史教授，此时吴晗年仅28岁。

　　抗战爆发，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学校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三年的吴晗重回母校，吴晗的思想开始全面左转。此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被宣传的沸沸扬扬，诸如孔祥熙用飞机抢运私产、带狗上飞机之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这些帐一股脑儿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其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批判越来越激烈。查吴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他选择了左翼道路，便开始抨击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吴晗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同时还拥有一颗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又是要大加疑问的。他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尽管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但毕竟已处现代化前夜，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采用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循序渐进，怎么还能寄托于古代的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包公式的清官以治世手段呢？

　　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而到了六十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化约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

　　爱国民主教授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特别在经历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后，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成为著名的民主爱国教授。他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

　　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听到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吴晗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到，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

　　在7月17日和18日晚上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吴晗更是巨大鼓舞，他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个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此时已成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中共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

　　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上了被抓捕名单，经地下党安排，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所感染，不久就心悦臣服地接受了。

　　1946年他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吴晗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是耶？非耶？这就让历史作答吧。

　　吴副市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交接，吴晗随后手中共委托，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先后接管了北大、清华，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10月1日，政权鼎革，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于11月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毕竟学者，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不愿接受，希望能继续明史研究。归国后，在周恩来的劝慰下，他成为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

　　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吴晗念念不忘其本，他主持出版了《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等工作，这都是史学界的重大工程。尤其是在定陵的发掘问题上——不能不说这与他个人兴趣有很大关联，他甚至有全面发掘十三陵的想法，但遭到了郑振铎、夏鼐的坚决反对，他们在发掘完定陵后向周恩来直接建议，短期内不要再开挖帝王陵墓，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吴晗也只好作罢。而在北京古代建筑的拆毁上，吴晗也是积极支持者，不能不说，吴晗在相当程度上丢失了一个史学家的本分。

　　早在1948年吴晗与毛泽东初会时便提出入党要求，1949年1月，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但“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并请周恩来与之面谈。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八年之久。1954年吴晗给彭真写信，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谦卑地表示：“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也没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吴晗在信中表态将“努力工作，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

　　也难怪毛泽东对吴晗不放心，1954年10月，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大多数都表了态，罗隆基、许德珩、茅盾、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顾颉刚、游国恩、王家楫等人纷纷投入到对胡适批判中，而深受胡适影响的吴晗则一言不发，没有写下一个字。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在吴晗多次要求下，直到1957年3月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刚入党的吴晗四面春风、意气奋发，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早由崇拜而迷信。他入党可谓“恰逢其时”，数月之后，“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到来。此时吴晗哪甘落人后？他积极投身运动，7月7日，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报告，报告措辞尖锐、声色俱厉地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盟的老上级、老朋友，吴晗控诉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报告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报告不仅严厉，而且还言过其实地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

　　此时的吴晗充满激情，在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取出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这封信的内容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黄裳认为：“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如此揭露，令人心惊胆战。一副左爷形象冉冉升起，伤害了不少人。

　　反右结束，吴晗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遭遇文革

　　但“极左”的吴晗并没有领会“极左”的真谛，他的“左”不过是对“党”的倾身倾心，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并在这种迷信中自我的彻底丧失。从《朱元璋传》的修改经历即可看出，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什么，到底要达到如何目的，非但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也无法领会。

　　《朱元璋传》有多个版本，最初的底本就是民国时期所著的《由僧钵到皇权》，基础材料相当扎实，但影射色彩相当明显。到1954年的油印版《朱元璋传》时，毛泽东曾倾身相阅，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那么坏。”并且在给吴晗信中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实，这是个委婉而严重的结论。但到底如何才能“写得好点”？吴晗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大量材料实证，虽然在性质上肯定了朱元璋晚年的杀戮行为，进行了正面评价，但材料上却把朱元璋越写越坏，因为资料越多，朱元璋的残暴就被揭示的越多，吴晗最后也不得不指出朱元璋的残暴——他根本不知道，秦始皇、朱元璋才是毛泽东心仪的帝王。而毛泽东之所以犯下滔天错误，不能不说——与他的历史观、价值观有着重大关联。

　　最后一版《朱元璋传》出版于1965年4月，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江青的指责，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要对该书进行批判——吴晗根本不知道的是，江青此时已经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人马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此时出版该书，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姚文元一文的出笼已多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文章出笼后，虽然引起相当不满，但并未引起重视，一方面姚文元本人此时影响不大，另外，刊登此文的《文汇报》归上海地方管辖，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文属“来历不明”，北京市委这种毫无由来的攻击，当然不会转载。这时，谁知道文章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是毛泽东呢？

　　由于没有引起反响，毛泽东利用江青等，采用各种手段逼北京表态，并给吴晗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奈之下，《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人民日报》于30日予以转载。由此，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渐成全国事件，并且扩大、蔓延、尖锐起来。到1966年3月，毛泽东则多次“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而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已经从最初的“辰伯先生”到后来的“吴晗同志”变成了“反共老手”。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吴晗，调门不断升级。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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