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研究【文献综述】
发布时间：2020-04-0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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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研究
专业： 汉语言文学
一、前言部分
《三国演义》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开始描写，至西晋初期国家重归统一结束，以魏（曹操）、蜀（刘备，诸葛亮）、吴（孙权）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形成演变、矛盾斗争为主线，最后由魏的替代者晋统一全国，国家重归一统。小说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军事政治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以多个主人公做线索，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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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通过对史实、传说等进行融合，以历史的真实背景为基础，加上虚构的方式，描绘恢宏的战斗场面，刻画众多人物形象，为人所称道。在人物形象这一块，《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堆形象鲜明的人物，如曹操的“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关于的“威猛刚毅、义薄云天”等等，其中要数诸葛亮的形象刻画得最为成功，在现代人的眼里，他是智慧的化身，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对于诸葛亮的智慧，这是公认的。但就忠义而言，讨论的还是比较激烈的。
“忠” 、“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在儒家思想里面，“忠”是指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 《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按照春秋时代的说法，“道德”就是立德，“知识”就是立言，“政治”就是立功。[1]诸葛亮就是及三者于一身的人物，鲁迅评价“智多而近妖”，这一点是公认的，现在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道德和政治两个方面，道德即为“立德”；政治即为“立功”，换个角度思考，就是“义”、“忠”之争，但是就诸葛亮个人而言，其实这两方面他都做到了。
二、主题部分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人物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所以郑振铎先生就曾认为《三国演义》虽然叙述的是魏蜀吴三国之事，实则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诸葛亮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但最终却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下场，的确令人惋惜。但导致最终的悲恸结局的不是别人，也恰恰是他自己，归根结底还是儒家忠义之观影响下导致悲剧性的发生。
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出山之日起，就开始显现出事必躬亲的特点，这正是导致悲剧性的根源之一。但是，从侧面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诸葛亮对蜀的忠义。因为在蜀后期，幼主根本就是一个摆设，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若不仰仗着诸葛亮的智慧，相信，蜀国也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对诸葛亮的忠义之说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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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给出了相当多的评价，其中绝大部分是持肯定意见的，当然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正必有反。
（一）诸葛亮“忠”之表现
诸葛亮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说他有什么突出的品格，那最突出的就是“忠贞”了，这在他的《出师表》中最能体现。在诸葛亮人生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这一方面日益得到强化。在这些年里，诸葛亮独立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汉室复兴而不懈奋斗。评定南方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尊尊教诲，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巨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令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穰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2]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有一个胜利，也遭受了以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最终因马谡的大意，街亭失守，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上表自贬三等，并叮嘱部下：“自令以后，诸有人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3]在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足见其对蜀汉的衷心。
在诸葛亮的“忠”上，也有评论家分为两部分来分析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习惯上将《三国演义》的故事分为前后两部分来讨论，这样，诸葛亮的“忠”自然而然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忠”就是在刘备在世之时，直接表现为对刘备个人的“忠”，特别是《隆中对》，以其纵观天下大略首见其忠。之后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在为刘备谋求霸业而尽忠尽职；第二部分则是对蜀汉的 “忠”，其实质还是对先帝的“忠”。“白帝托孤”之后，诸葛亮一心辅佐幼主，励精图治，将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出师表》中三次提到先帝，由此可知，诸葛亮此时的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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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对先帝的“忠”，换句话说，诸葛亮“忠”刘备而“忠”蜀汉， “忠”蜀汉而“ 忠”刘禅。
（二）诸葛亮“义”之表现
就诸葛亮的“义”，如果按照先秦以前的理解，那就是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价值观的“义”恐怕还要在 “处理关系”之前加上“公正合理”四个字。先前讲到 “立德”，恰恰就是“义”的表现，不刚正不阿，何以立德？
诸葛亮斩马谡可谓是千古传诵。马谡的伏法归咎于他发的军法，马谡的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伏法。街亭一战对于蜀魏都至关重要，而且领军的人偏偏又是诸葛丞相十分赏识的人，因为当时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在危险中，为了安抚朝野上下，不得不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唯一，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争霸天下。马谡被斩，是必然的，因为蜀国的势弱和他自身的重要性，这两点注定了他失了街亭被斩得必然性。
诸葛亮总结此战失利的教训，痛心地说：“用马谡错矣。”为了严肃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临刑前，马谡上书诸葛亮：“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这次我违背节度，招致兵败，军令难容，丞相将我斩首，以诫后人，我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只是恳望丞相以后能照顾好我一家妻儿老小。这样我死后也就放心了。”诸葛亮看罢，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要斩掉曾为自己十分器重赏识的将领，心若刀绞；但若违背军法，免他一死，又将失去众人之心，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于是，他强忍悲痛，让马谡放心去，自己将收其儿为义子。而后，全军将士无不为之震惊。在这一点上，由于军令状的缘故，诸葛亮不得不公私分明，而对于马谡之子的事件，也体现了诸葛亮的道德，两方面都体现了他的“义”。
（三）反对者对诸葛亮的评价
对于诸葛亮的反对方，主要集中于他的“义”。比如关于的死，有许多学者都认为是诸葛亮借刀杀人，乃不义之举。诸葛亮与关于不仅有争权夺力的暗斗，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的不同。“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