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学报：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内涵解读

德才兼备的内涵解读——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特点——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功能）原因

于学强

德才兼备作为一种用人标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为统治集团推崇和使用。今天，推进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实现机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推进这一课课题研究与实践工程的重要前提是正确认识德才兼备的内涵，科学总结德才兼备用人标准实现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德才兼备的内涵

首先明确的是，此处笔者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解读德才兼备的内涵：首先理解德才兼备的文本内涵，揭示德才兼备最为一般性、基础性和普适性的含义。其次理解德才兼备的恒定内涵，揭示不同阶级社会中对德才兼备的共同要求，把握不同性质社会中德才兼备用人标准所含有的共同的政治文明。再次理解德才兼备的异动内涵，揭示不同阶级的社会中对德才兼备的不同要求，突出强调德才兼备的政治性。再次理解德才兼备的时代内涵，结合中国当前的具体实际，分析解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德才兼备的基本要求。

1．德才兼备的文本内涵

德才兼备的文本内涵主要是从文字、文献、词源与理性推理的视角来解析这个概念。从文字方面着眼于文字的结构解析，从文献方面主要着眼于经典文献对此概念的解释分析，从理性推理方面则是根据自己查阅情况及相关学者的理论论述，按照人的思维逻辑推演出来相关带有规律性、普适性的结论。无论从哪个视角看，把握德才兼备必然要理解此词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德与才。

“德”是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表示人的大腿、小腿与脚，引申为道路、人的行动，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行动要正，而且“目不斜视”。在金文中，“德”的会意功能表达的更为全面，因为它在“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目正、心正才算“德”。在小篆中，德仍然是会意字：其右边的上方变成了“直”，“直心”为“德”。随着文字的进化与发展，现在德右边的构成又有了变化，为“十目一心”。从中国传统文化解读出发，解读这“十目一心”，首先应理解“一”字。《说文解字》指出“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里的“一”不仅仅是个数字问题，而是万物之祖，是一切东西的始祖和本源。从一中派生出阴阳、派生出天地。所以这一横实际就把天地分开了，上面是天下面是地，而“十”就是“十方世界，四面八方”。“德”在“一”的上面的“十目”就是说满天是眼。“一”的下面的心，当然就是人心，所以老天的眼睛看着人的心。“德”就是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你，有没有法律追究，你的行为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与“德”不同，在甲骨文中“才”是个象形字，上面一横表示土地，下面像草木的茎（嫩芽）刚刚出土，其树叶尚未出土的样子，本义是草木初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才由本义派生出引申义：“草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其中 “人之能曰才”一语，所揭示的就是才的引申义——学识才能。作为与德并列的才的含义，并不是指它的本义“草木之初”，而是指它的引申义学识才能。“材谓可用也”，“凡可用之具皆曰材”，可见，材具有可用性。作为学识才能含义的才，与材是通用的，因而可用性是才的特性。

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是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他指出:“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这实际上是从德和才两个方面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列宁也提出了干部必须德才兼备的思想。他认为担任领导职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是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党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是陈云在1940年写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提出来的。陈云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并提出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46、147页)1943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也提出挑选干部的标准是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此后我们党一直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选拔干部，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从构词上看，为了便于分析可将德才兼备视为兼备德才。如我们经常说某某德才兼备，实际上是指某某兼备德才。某某自然是这句话中的主语，兼备是谓语，德才则是宾语。很明显，从词组类型方面看兼备德才是动宾词组，而其中德与才是两个宾词。理解这样一个词组必然又涉及到德与才这两个宾词的关联性问题，放在词组中看，德才是联合性质的，处于同样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兼备德才与兼备才德一样，德才兼备与才德兼备一样，只所以称为德才兼备主要原因是习惯而不是德与才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是，另一个方面则是，德才兼备标准中对于德与才两方面很可能是并非同步发展的。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具体到一个人所具有的德才素养来看，根据德才兼备中德与才的关系，确实可以分为这四种情况：一是德才都好，二是德好才劣，三是德坏才优，四是德才皆差。如果将一个人的德才素养放在一个坐标体系中，以德为横轴，才为纵轴，就会将人的德才素养分别列入四个象限，德才都好的在第一象限，德好才劣的在第四象限，德坏才优的在第三象限，德才皆差的在第三象限。从四类人对社会的影响情况看，第一、四象限的人至少不会危害社会，第二、三象限的人则不然，尤其是第二象限中德很差才突出的，对社会的危害最大。

2．德才兼备的恒定内涵

德才兼备的恒定内涵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作为统治者或治理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所考虑的首先是这个被选拔者是否是德才兼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利于维护阶级统治或家族统治。同时，这种选择同样说明，德才兼备作为用人标准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了其本身的内涵在与时俱进以外，还在于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恒定内容。今天，我们推进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之所以可以借鉴古代和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德才兼备中的恒定内涵。

德才兼备的恒定内涵在德与才两个方面都有体现。就德方面而言，无论任何时代都十分重视用有“德”之人，重视人的政治品德、伦理道德、个性品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开明的政治家就强调，“古者圣贤之为政，列德而赏贤”，“王者之论，无德不贵”。而后的思想界人士也提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纵观历史，不同时期对于德内涵的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一致的：第一，公道正义。墨子提出“举公义，辟私怨”，《吕氏春秋》指出，“士之为人”要“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家之所以强调修身，是为了追求“身正”后的内圣，从而达到外王。这思想直至今天仍然适用，没有公道正义就难堪重任。第二，仁爱惠民。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结合历史发展明确指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为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这种“仁者莫大于爱”，“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的思想仍然是今天对德的基本要求之一。第三，正直厚道。古代非常重视任用正直厚道之人，他们认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唐太宗的开明的重要体现就在于识人与用人，吴兢曾提到“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当前，做人不正直厚道，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很难持续地推进工作进展。第四，忠于职守。忠于职守是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把自己的职业当成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忠于职守首先必须热爱本职工作，明代大儒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在古代恭顺是臣子最重要的品德，今天美国宪法依然规定“最高法院与低级法院之法官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摈除阶级属性这一点与我们干事创业必须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人民是一致的。

古人对“才”的论述不如对“德”的论述那样集中，《周礼》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多数是才的要求。《六稻》讲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孙武讲将有智、信、仁、勇、严五项素质，两者都提将有五项标准，大体相同，只有“智”或称“谋”属于才能素质。《管子·七法》篇提出治国者需掌握七项本领，即则、象、法、化、决塞、心数、计数，可视为治理之才的较为完整的概念。从现代意义上看无论是人才的构成五要素“德、才、学、识、体”还是三要素“才、学、识”都与；才包括了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包括了才学与能力，包括了经验与学历、资历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强调了才的涵盖性，在才的内涵方面有以下相通之处：第一，知识素养。清代张经解释“才”的涵义说：“夫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无才即心思不出。”“才”实际就是人所积蓄蕴涵的深厚的知识学问的潜在力度，没有它的作用，人的智慧才能和思想方法就不能生发。第二，学历高低。从古代学而优而仕到现代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工、公开选拔等对学历的基本要求都体现了才在学历方面的要求。第三，能力水平。才是内在的，能是外显的。一个人有没有才是通过能体现出来的，古代用人中除了强调科举取士之外，也强调有政绩，而政绩就是通过能力转化的。目前，我们考察任用干部也讲通过政绩看德才的问题。

3．德才兼备的异动内涵

异是不同，动是变化。所谓德才的异动内涵是指随着时代的变迁，德才的素养要求在不断变化，德才关系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德才的阶级属性在不断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经历原始社会之后便步入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事务和现象都打上阶级的烙印。用人标准的德才兼备在阶级社会或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仍然有着鲜明的阶级色彩，尤其是反映政治素养的德更是如此。所以，德才兼备的异动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德的异动性，二是才的异动性，三是德才关系的异动性。

首先，德的异动性。德的异动性根源于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品德、伦理道德、个性品德三个方面的异动。其一是政治品德，政治品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专制社会中对于人才政治品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专制秩序，忠于阶级统治；民主社会中对于人才政治品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共和政体，体恤民众疾苦；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才的政治品德还要求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正确的政治方向感与敏锐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方面。其二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要求有些共通性，比如仁爱、孝悌等等，但其中包含的内容与精神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比如，古今都推崇孝道，但古代的孝与当代孝不同，古代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着鲜明封建意识和腐朽的传宗接代观念，如“父母在，不远游”的狭隘同样与现在孝道不相容。比如“女子无才便是德”，让女了缠足，使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贞洁守节，从一而终；嫡长子继承等等都与当前的伦理要求不同。其三是个性品德，个性品德,是指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个性品质、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综合性的系统。人的个性品德是在个体的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下，通过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道德教育和实践以及个人自觉锻炼和道德修养等而逐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在专制社会形态下，个人品德容易表现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在民主社会中讲究诚信，提倡有序竞争等方面的个性品德较为突出。

其次，才的异动性。严复曾指出过：“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斡济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这说明不同时期对于才的要求是不同的。古今之才差异巨大，古代科举取士重文而轻理，不太关注自然科学知识，目前人才则比较注重技能。这种差异不仅在不同制度中有体现，既使同一制度的不同的体制之下也有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包销计划调配，人按部就班就可以；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必须有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人必须为追求其正当利益最大化而存在，人必须自觉按照理性法则而存在。因为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力经济”、“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才的导向，由追逐权位转向追求自身的发展，此种场景下人才所具有的能力素养与法律修养将远远高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第三，德才关系的异动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才的相关性表现有说不同，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德才关系的异动体现为三种情况：其一重德类。先秦一般都强调选人重德，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廉、谨等道德规范作为选拔的主要标准。周公用人提倡“惟成德之彦”、“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周易》强调领导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进德修业”，孔子主张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二重才类。三国时期的曹操一改先秦以来选人重德行的传统，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他主张不以德行论优劣，曾指出：不管是“被褐怀玉者”，还是“盗嫂受金”者，凡能“佐我明扬仄陋”之人皆“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其三德才并重类。由单纯强调德或才，向既重德又重才方面转化，认为“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诸葛亮在《将苑·谨候》篇中提出合格将领的十五条标准，既有对才的要求，也有对德的要求，但德的要求更大些，反映了他以德为主，德才并重的思想。

4．德才兼备的时代内涵

德才兼备的时代内涵是基于德才兼备中德与才素养的基本内涵、相关性、恒定性与异变性特征，结合当前人才素养的具体要求提出的，主要是从应然视角分析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用人标准的时代要求。

当前，“德”主要指人品之德、职业之德、权力之德、党性之德。人品之德主要指具有豁达的胸怀和气度。要严格要严于律己、勤于反思、善于慎独；要孝敬父母、关爱家人、尊老爱幼；要宽以待人、以人为师、乐于助人；特别要科学分析谗言与溢美之词，对于批评意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认真对照检查，不能动辄打击报复别人。职业之德主要指正确的工作态度。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对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要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严格本行业的职业操守与行规行纪、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要有主动精神、创造精神和敢于为自己忠爱事业的献身精神，能够做到不怕艰险、勇挑重担，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能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身。权力之德主要指良好的政治品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充分尊重反对意见和少数意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贯彻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原则要求，正确处理权力观、群众观、地位观、利益观的关系，并且将这些认识融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使自己在用权之时要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党性之德是指较高的政治修养，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定对党与政府的信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衡量各项事业功过是非的基本标准，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敢于与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当前对德的要求中，人品之德为基础，正是人品之德才使人之为人，才为职业之德、权力之德、党性之德奠定基础；党性之德是最高要求，正是党性之德使我们事业价值的高尚性、利益的为民性、目标的长远性得以充分的体现。

“才”主要指理论修养、学历水平、阅历经验、气魄能力。理论修养是指要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深的专业技能修养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是学好其他知识的前提与基础，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历史知识、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等等，是对通识人才的起码要求，专业技能则是在专业分工日益加大的情况下，适应专业细化与精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知识，必须精通本行业务，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成为内行与专家。

学历水平是指具有一定的从学经历并取得相应的专业认可。

阅历经验是指对自己所管辖的实际工作有通盘的筹划，依据上级精神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按照单位的情况作出合理的份工，提出具体要求；采取动员号召、督促检查措施，保证完成任务;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局，增强工作成功的可靠性。

新时期干部具有较好心理素质，是能否胜任工作的主观条件，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要求高，广大干部心理素质如何对其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心理素质好的干部工作情绪都较稳定，保持良好的心态。要做到：一不因获荣誉而得意忘形，骄傲自满，而应该是在荣誉面前谦虚不满足，以成绩为新起点，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作风。二不因上级批评而沮丧、消极。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不论上级领导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批评，干部都不能因此而消沉，而应找出差距，总结教训。三不因遇到困难而动摇决心。对于面广线长、情况复杂、难度大的工作，新时期干部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理素质，才能推动工作。四不因工作受挫而失去意志，“失败是成功之母”，新时期干部只有百折不挠、敢于迎接挑战，才能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从而提高和完善自我。

气魄能力是指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干部担任管理工作，常常面临许多复杂情况，处理很多复杂的问题。因此要头脑清醒、思路宽阔;遇事冷静沉着，有准确的判断力，能果断处理各种矛盾;工作有条不紊，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办事负责，不拖拉疲沓，讲求力、事效率。一般才能包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观察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思考力、应变力，尤其是在领导不在或远离领导的情况下独挡一面的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等。较强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和宏观决策能力，能胜任繁重的工作，有果断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理论修养为基础，气魄能力为最高要求。

德才兼备不是求全责备，是在承认人无完人基础上的择优，在德才关系方面强调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科学概括了党的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既要求德与才缺一不可，又突出德的主导作用，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以德为前提、以德为基础、以德为先决条件。干部的德，主要指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等，它决定着干部才智的发挥和权力行使的目的、方向和效果。干部若有德而才不够，虽然暂时难以为党和人民作出大的贡献，但是可以通过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来提高；若有才无德，其“才”往往会成为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工具，能力越强，所起的负面作用越大，产生的危害越多。因此，我们党始终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灵魂。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其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直接决定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决定着人心向背，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强调以德为先，在新形势下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党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互联网的迅猛推进，推动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竞争日益激烈。这样的环境，对干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政治鉴别力提出了严峻考验。第二，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不仅要求干部提高破解发展难题的本领，而且要求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民的价值导向，这就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具备更优良的政治素质。第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注入了强大活力，但市场经济中消极腐朽的东西也滋生蔓延起来，对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和艰巨的任务下，有的干部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迷茫、困惑甚至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产生了疑惑，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产生了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有的干部为民意识淡漠、缺乏责任意识，导致一些地方发生了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有的干部经不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放松党性修养，降低品德操守，价值取向功利化，在各种诱惑面前随波逐流，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暴露出的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其实，德才的标准从来不是抽象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党都给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考察人才的主要标志是具有本职的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才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科学技术知识是一个领导人才能否创造性完成本职工作的重要条件。面对市场经济日臻完善，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如何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 的机遇的挑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是选才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管理科学知识、逻辑思维能力、指挥协调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也都是当前“才”的重要内容。

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强的党性。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述是干部德和才的基本内涵，也是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具备了上述德和才的干部，才是现代化建设和跨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所谓“德”，就是指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政治态度包括政治立场、马列主义水平、政策和法纪观念；道德品质主要是指政治道德、勤政廉洁、个人操行；思想作风是指实事求是的精神、民主作风、进取意识等。在进入21世纪，一个优秀人才的德，应表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武装自已，坚定地贯彻执行“三个代表”的思想，始终站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前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思想、行动的最高准则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群众，当好人民的公仆。三是能克己奉公，严以律己，遵纪守法，一身正气，廉洁勤政、两袖清风。经得起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拒腐防变。四是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光明磊落，公道正派，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主动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周围群众的监督，所干的工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五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

所谓“才”，

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分为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两大典型：特殊能力，如艺术表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发明创造能力等等。

德和才是人才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有德无才不成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所以选拔人才必须全面衡量，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政治上既要坚定更要敏锐

作为党政干部，政治上必须要有坚定性，这是政治上保持正确方向的基石。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伟大理想，思想上行动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是我们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对党政干部政治品格的基本要求。但仅仅如此还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形成了短兵相接的隐形战场，披着变色外衣的伪科学和封建迷信不时地沉渣泛起，等等，所有这一些，要求党政干部更要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首先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保持警惕，又不能被来自国内的封建残余势力和伪科学、反科学、封建迷信的一套所迷惑，在大是大非面前，头不昏，眼不花，不迷失方向。第二要见微知著，防患未然，要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原理来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识别事物的萌芽，正确的加以引导，错误的及时加以纠正。第三要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的思想来把握事物，把握方向，来衡量工作的成败，随风倒、见风使舵，不是敏锐，而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观念上既要解放更要创新
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仍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事实上，信息传递不受传统和区域级别层次所限制，党政干部很多信息往往与基层干部群众几乎同时得到，提前获取信息的优势日益减少，如果靠照本宣科地指导工作，群众已经不能满足，不能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的党政干部，就难以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有效地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这就要求党政干部不仅要跳出传统的圈子，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加强学习，深入实践，提高素质的基础上，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首先要高度重视学习，创新的基础在于有效的学习，要有充分的知识积累，并且会灵活地加以运用，除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学习任务以外，还是搞好自学，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真正地把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适应时代要求的当务之急；其次要切实改善提高思维能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破除迷信，打破条条框框，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从更宽广的视角和系统、全局、战略的高度审视问题，在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上创新变革；第三要有预见性和超前性，在深入调查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能有较为科学的准确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知识上既要专业更要广博
从一般要求来讲，党政干部必须要有与自身所从事的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以便有效地开展工作，完成本身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即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但是，现在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导要素是知识和人才，当前，知识更新换代加快，新的知识不断涌现， 新形势发展对党政干部的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只满足于本部门本单位的知识要求，满足于当本行业的“技术权威”、“专家”，势必要落伍。因此党政干部必须要有加强学习和更新知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工作上既要务实更要灵活
党政干部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勤奋工作，务实扎实，富有牺牲精神，甘当“老黄牛”。但是仅此还不够，随着体制的变换，人们观念的更新，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党政干部如果还运用老的方式方法，老的管理经验，就很难在实践中开展工作。笔者认为，一方面必须找准上下结合点，要学会把党的大政方针与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学会把上级的要求与群众的承受力结合起来。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只顾上或者只顾下，都开展不好工作，也不能算一个好的党政干部。另一方面要会做群众工作，干部工作的对象是人，是所属的职工群众，其关键就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会说服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入情入理的方式灌输给群众，成为群众的自觉认识和行动，大而化之、简单粗暴、急功近利，群众是不可能心悦诚服的。再一方面要增强自身实际工作的能力，包括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信息采集运用能力，面对复杂的环境、复杂的事物排忧解难的能力，统揽全局的驾驭能力。
自身上既要言传更要身教
一个高素质的党政干部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健康的意识、睿智的才能、宽阔的胸怀、正直的为人和文明的言行，要追求积极向上的高格调的生活方式，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决不能沉湎于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党政干部的言行举止一方面反映出自身素质的高低，反映出是否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对部属将起到引导示范作用，“坐而论道”，或者言行不一，言行相背，将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党政干部不仅要积极引导教育下属及周围群众，更要用自身实际行动和良好形象影响下属及周围群众，增强人格力量，增强非权力因素的影响。不但要做“好人”，更要有好的“官德”，使“好官”与“好人”得到有机的统一。

　一、德、即道德、品行、政治素养、新时期干部，德之内涵丰富而深刻，其内涵主要是：
　　（一）坚定的政治立场。新时期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思想性强的重要标志，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独到鲜明的思想观点。如果干部自己都不能认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谈不上率领群众胜利前进。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作风正，无形之中就是一面旗帜。实足证明新时期干部只要始终如下地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够在关键时刻，高屋建瓴，精辟深遂地提出正确的思想观点，统一群众的思想，保证群众在根本问题上有相同方向，进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当前，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推动改革和发展不断向前迈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要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具有不迷失方面的油察力，二是在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乡镇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要有不偏离方向的引导力；三是在各种错误观点的思潮袭来，部分群众情绪不稳定时，要有消除错误观念，稳定民心的凝聚力，四是在外界干扰较大、困难较突出，形势较为严峻时，要有不动摇方面的感召力；五是在形势比较平稳，工作比较顺利时，要有不被成绩冲昏头脑的自控力。新时期干部不仅自身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远大的政治抱负而要善于用自己的理想、意志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去影响和感召群众，使之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激励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创造政绩。
　　（二）宽广博大的胸怀。新时期干部应该胸怀宽广、有气量、宰相肚里能沉船，能容世上难容之事。一是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在非原则问题上能让，作为新时期干部，在原则问题上应当是非分明、毫不含糊，但在一些非原则的小事上，对同志之间的非原则摩擦，要从大局着眼，以事业为重，有理不妨让三分。战国时期蔺相如对廉颇的无礼一再忍让，最后促成“将相和”，留下了千古美谈，这就是宽宏精神的体现。那种斤计计较人个得失，对一点小事也耿耿于怀，则是心胸狭隘的表现。二是不计前嫌，能与从前意见不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共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的干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总要遇到一些犯过错误的人，特别是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的是反对错了的人，公正地对待他们，不计前嫌，与他们一道携手工作。三是在对待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态度上，甘居人后，举贤任能。改革潮头，人才济济，我们的干部必须具备宽宏大量的气度，敢于重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否则，武大朗开店不许别人比自己高的气度，嫉贤妒能，凡是有才能的人就排斥、压制、甚至打击，就是心胸狭隘。
　　（三）廉洁自律的品质。廉洁自律向来是人们尊崇的一种美德，就时期干部只有廉洁自律，才能受到群众的拥戴，在社会（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只得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在这样的历史变革中，廉洁自律就成为人民群众评价党的干部形象的重要标准。孔繁森同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性坚强、理相坚定、廉洁自律的楷模，身为地委书记，他把每月多元的工资用来接济藏族同胞，自己却经常吃榨菜、开水、馒头、方便面、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一具地委书清贫到生活困难竟然不顾自己多病的的身体去卖血，清贫到遇难后在他遗物中只有元钱，这是何等的清廉！相反，解放以业起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最多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涉案人员共人，其中公职人员人，检察机关立案人，其中有市委书记、海关关长等党政要员，他们与走私者狼狈为奸，大肆受贿经检察机关查获的赃款赃物达亿元，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湛江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建设一支廉洁的干部队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必须解决的迫切任务。
　　（四）勤政务实的作风。一个干部没能威信，也往往决定于他是否勤政，“勤于行则事治，勤于思则理行”，这是古人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期干部树立公仆形象的有效途径，勤于政事则能成就大业，取信于民，勤政才有德政，勤政才有实绩。一个领导干部固然不必事事躬亲，越俎代疱，却是新时期干部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群众心中有杆“称”，你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办了几件好事、实事，群众就信服你，跟你来。你饱食终日，养尊处优，清淡议论，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解决问题不疼不痒。群众就会对你嗤之以鼻，你在群众中也就没威信，没有好的形象，孔繁森同志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愉快地接受组织安排，三次赴藏历时十载，他怀着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的老西藏精神，克服高原缺氧，语言不通，生活艰苦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幸福做了贡献，他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公仆形象，新时期干部就应该以孔繁森同志为榜样，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联系，做到勤政为民。
　　二、才、即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人类社会即将告别世纪，迈进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干部的才能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干部才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态的知识结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量密集且更新速度加快，知识老化周期从年一周期缩短为年一个周期。因此，新时期的干部要不断地“充电”，顺应时代潮流。具体讲应该系统掌握新时期党的基本政策和市场经济知识。具备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心理科学方面的知识，具备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除了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外还要不断学习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这主要是指具有计算机基本知识和熟练的操作能力，以便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驾驶员。作为一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新时期干部应在通晓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掌握新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中员工的心理状态，这样才能在管理过程中，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提高效率。只有不断地钩筑自己的动态知识结构，才能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新情况，促进事业的发展。因此，终身学习，将是新时期干部生存的资本。
　　（二）勇于创新的思维品质。所谓创新，就是主体综合各方面信息，形成特定目标，进面产生有价值的新成果的过程。这种成果具有新颖性、进步性和综合性等显著特点。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创新能力是提高效益和创造财富的基础和源泉。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干部素质的客观要求。它是由他新意识、创新思维、足够的知识信息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勇于否定旧思想，旧事物的批判能力。新时期干部不是以前人的成就为追求的权限，而是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前进；不是因袭别人的经验，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既有所取又有所扬弃；不是盲目地迷信权威，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如果不转变观念，弃旧图新，仍对旧的东西恋恋不舍，是必将使干部在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无法跃上新的台阶。（）敏于认同新思想、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做为新时期的干部，应是掌握朝代脉博的人物，只有时刻追踪社会的新动向、新趋势，才能胸有成竹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一个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的干部，当一种新观念、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它所隐含的巨大价值，迅速产生认同感和向往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善于独立思考的思维能力。新时期干部必须克服从众心理，凡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经过分析作出判断，多问几个“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要迷信任何人，也不要依赖任何人，要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长于综合多种信息的综合能力。信息科学表明：对信息的合综合，能产生新的信息。创造就是对信息更新组合，在信息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得出新的结论，找出新的方法。新时期干部应具有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熟练地通过多种资料，利用英特网了解外界信息，为我所用。（）巧于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突发事件具有偶然性、紧急性、危险性等特征。一个具有应变能力的干部，无论遇到多么危急的情况，都能做到沉着冷静，随机应变、反应迅速，处事自如。作为新时期的干部，不仅需要摆脱旧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而且要有欣赏而不是压抑他人创造性的气度和胆略。因此和积极参与创造性实践，不断发掘自身的创造潜能。
　　（三）稳定的心理素质。新时期干部具有较好心理素质，是能否胜任工作的主观条件，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要求高，广大干部心理素质如何对其工作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心理素质好的干部工作情绪都较稳定，保持良好的心态。要做到：一不因获荣誉而得意忘形，骄傲自满，而应该是在荣誉面前谦虚不满足，以成绩为新起点，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作风。二不因上级批评而沮丧、消极。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不论上级领导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批评，干部都不能因此而消沉，而应找出差距，总结教训。三不因遇到困难而动摇决心。对于面广线长、情况复杂、难度大的工作，新时期干部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理素质，才能推动工作。四不因工作受挫而失去意志，“失败是成功之母”，新时期干部只有百折不挠、敢于迎接挑战，才能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从而提高和完善自我。

一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勿亲，严者勿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康熙识别和任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他认为：“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论文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二是唯才是举。如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对这两种观点评判时，应注意三点：第一，决不能把庸庸碌碌，无毁无誉看作是高尚的品德。第二，曹操等人主张的唯才是举，决不能认为他们不重视“德”，他们只不过是不重视个人某些操守失检之类的“小德”，决不是忽视忠于其本人和统治阶级统一天下事业的“大德”。第三，唯才是举，一般多在“争天下”时使用；而“坐天下”时期则往往有所改变。对于此，魏征说得很透彻：“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而不可用也”。综上可知，我国古代识别和选用领导人才的根本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德才兼备也就成了领导人才素质修养的最高境界。

准确理解和把握德的内涵，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德的范围。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在新的时期，领导干部的德应当涵盖于干部立身处世的各个方面，是干部在思想、工作、生活和社会中应当遵循的标准，是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综合体现。二是德的标准。德的标准必须明确在理想信念、工作岗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要求，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方面的具体表现。同时，要体现干部岗位职能的差别性、地位的层次性、要求的全面性，对不同工作职能干部的职业道德要求不一样，对不同工作岗位干部在德的要求上要突出主次、职级的差异，使德的评判更加科学合理。三是德的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所不同，德的标准和要求也应当与时俱进，各有侧重。在实践中，我们在把握德的内涵时坚持与干部所处的时代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在近两年干部德的考察上我们把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坚持执政为民，是否求真务实，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清正廉洁等列为评价要点，尤其要注意看干部应对国际敌对势力的立场、看干部在抗震救灾中的举动、看干部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看干部在处理群众问题中的表现、看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行为等。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把握干部德的表现的重要方面。

历来的统治阶级都以“德才兼备”作为衡量和选拔人才的原则和标准.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对“德”和“才”的要求有所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群雄割据、你争我夺，政治和军事斗争都极其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分化、大变革的时期。在这样一种诸侯割据、连年混战的情况下，各诸侯为了战胜对手，扩大地盘，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注意选拔任用那些能够帮他们富国强兵的各种人才，尤其是政治和军事人才.当时所指的“德”，主要指忠于诸侯;“才”，主要指军事人才.例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有这样的看法:“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什么样的人才才算得上军事人才呢?孙武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军事上的人才必须有智谋、信用、仁爱、勇气、严格等五个方面的素质。他还指出将帅还必须具有实际领导能力和指挥战斗的能力。

(二)封建社会时期

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其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内陆农业经济，“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思想主导下的农业模式，人员流动频率极低，社会发展缓慢，呈超稳态结构。地主阶级普遍存在“重义轻利”、“贵德贱艺”、“重道轻器”的思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礼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这些思想和行动反映到选拔人才方面，“德”的标准自然表现为伦理道德，主要是对当时帝王或一定的政治集团的忠诚;“才”的标准，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本领，而不少的数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等科技人才，则往往默默无闻，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重用.

(三)“文革”时期

毛泽东曾倡导“知识分子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与专”的关系相当于“德与才”的关系.可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知识界出现过片面理解红与专的关系，人事任用上出现了荒唐的德才标准.“文革”十年，红与专的关系更是被搞得混乱不堪.“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榜样，而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则被污蔑为“白专”典型.

(四)改革开放时期

“德”的衡量标准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在人事制度上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这是我们党一贯所坚持的干部路线.所谓“德”，就是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谓“才”，就是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具有胜任他所担负的工作的业务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在坚持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的原则时，首先要严格把好“德”这个政治标准。但是，只讲德还是不够的，由于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没有专业知识，不是内行，就不能带领群众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就会贻误党的事业.因此，必须强调“德才兼备”.

德才兼备不是今人的创造，而且老祖宗的遗产。自古至今，即便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王朝，主要统治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德才兼备标准，其中因由除了德才兼备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之外，还在于德才兼备中有一些不变的因素。这些不变的因素，德才兼备中的德的含义，原本是专指道德的。我们继承“德才兼备”这个传家宝以来，稍加回顾一下就能发现，在理解和掌握上是极其片面、偏颇的！过去，我们过分地强调了“德”的阶级性，而对阶级性的理解和掌握，又偏于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甚至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决定人才的一切。五八年反右扩大化，根本的一条不是追究人的“阶级根源”么！六十年代以前的大学招生，机密专业是不招收家出身不好的考生的；文化大革命鼓吹“血统论”及以后的怀疑一切，更把偏颇之义推向极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对这种偏颇的否定。人才学的兴起是八十年代的事，对“德”的素质的探讨，可以说尚未取得科学的完全统一。在许多场合下，人们使用“德才兼备”时，往往与人才的具体选用标准毫无联系；某些领导人，选拔起用一个人，就称之为“德才兼备”，不久犯错误垮了下来，又埋怨不按“德才兼备”办事。“德才兼备”空洞无物之义往往成某些徇私舞弊的盾牌。也许由于“德”字的解释过于神圣，不少评论文章，谈及古今中外的优秀人才时，常以“德才兼备”冠之。于是“德”的概念便有意无意地被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使它具备了无限的包容量：无论用于任何历史时期，也无论用于任何阶级都是通的；考察、评价人才能够用它，选拔任用人才也能够用它；可作人才的起码条件，也可作人才的最高标准；适用于过去、现在，也适用于未来，包容量之广，简直达到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提供一种终极真理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我们应当抛弃这种虚幻的目标，把具体化多样化视为自己内在的原则，才能使自己的理论获得蓬勃向上的活力。纵观道德的发展史，其过程大体是：在无阶级社会中，它就存在了，是统一的；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阶级的对立它也一分为二，但规范影响社会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展望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还是存在的，其去向无疑是合二而一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道德来规范影响社会的。那么，社会主义人才“德”的素质应当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这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简要地说，按人与才的相互内在关系，所谓“德”的素质至少有：道德素质、政治素质和品质。关于道德素质。在当代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道德和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个人主义（或称极端利已主义）为其本质特征；后者以集体主义（核心是专门利人）为其本质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才的道德素质的要求是什么呢？五十年代，我们曾提出过“五爱”公德（即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曾起到良好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被群众誉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过来人至于今都还留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想的干扰和破坏，公德被忽视了，被糟蹋了，被空洞的政治口号所取代。五九年春，有的地方闹了春荒，有人企图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去解决实际问题：六十年代林彪搞出“五好战士”后，“五好社员”、“五好家庭”、五好××等等，几乎在全国城乡普及了；也就是在那时，不道德的行为处处可见，打砸抢被贴上“革命行动”的政治标签。现在看来，这不是忽视道德的规范作用的愚味之举么？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新把“五爱”写进“总纲”的第二十四条之中（“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五爱”不仅适应国情，连海外的炎黄子孙都表示欢迎！“五爱”一旦形成风尚，那些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损公肥私的不良风气就将成为过街老鼠。但是，现在还不是“老鼠”，而是某些人手中玩弄的“小鸟”。我们如能发扬“五爱”公德，在教育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改革，无疑将会使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广泛而又坚实的基础。

二、几点启示

1.不同国家与时代的德才兼备具有相通性的特征。可以比较与借鉴。

2.不同国家与时代的德才兼备具有独特性的特点。与时俱进

3.德才兼备自身所包括的德与才是各自成体系的。德系统与才系统

4.贯彻德才兼备标准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德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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