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精神胜利法

另一种“精神胜利法”

——从三篇悲剧作品结尾析圆满崇拜心理

浙江慈溪中学 黄孟轲

《孔雀东南飞》、《窦娥冤》、《促织》三篇诗文一直被收人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它们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所阐释、传播，也一直为广大师生所喜爱。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从总体情况来看中学教材中悲剧作品的选编过少过窄，悲剧作品的教学也存在不少缺陷。对悲剧作品的教学不只是了解作品中所蕴含得悲伤、怜悯、恐惧及对黑暗对暴力的批判与控诉，主要是让学生感受悲剧作品的美的毁灭及崇高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悲剧作品的学习过程中提高审美情感与审美品质，使其心灵不但得以感化，更是使灵魂得以净化，从而提高审美素养与人文素养。只是对这些悲剧作品的教学确实比一般的的文章的教学难度大，因为其悲剧的思想内涵，尤其是文化审美及文体性特征较难把握。由于中国悲剧与一般西方悲剧在悲剧冲突与悲剧人物的选择上的差异，所以在审美特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与一般学生心目中的悲剧意识有较大差异，特别这三篇诗文悲喜糅杂的情节、大团圆的结局就更难把握其主旨及艺术特征。本文想就三篇悲剧作品结尾对圆满崇拜心理的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征与人们的欣赏习惯加以剖析，并从中结合这类作品的教学实际来探讨悲剧作品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一、

悲剧人物的美好善良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屡遭阻遏或毁灭，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抗争与追求后，终于在现实世界或冥界虚幻世界中得以实现与伸张这除了这三部作品以外，另外如《琵琶记》《长生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我们可称其为“悲喜交杂”。这写古典悲剧作品其审美特性如王国维所说是“始困终享”、“先离后和”。所以在教学中常有学生提出疑问：古代的一些叙事类文学作品主人公总是历尽艰难，而结果为什么总要添上一个喜剧的圆满的结局？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但这些作品在美毁灭以后，总要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我们读《哈姆莱特》等西方悲剧及当代作家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悲到底，这种的差异怎么理解？学生的这些问题一直引起我的许多困惑与思考，觉得这不仅仅是对几篇文章的教学与分析，而是涉及对这一类传统悲剧作品的人的本质理念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王国维认为：“人生之命运固无以异于悲剧。”他又说：“生命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原生于不足，不足状态，甚痛也。”王国维又对传统悲剧作品中以圆满结局的悲剧极为反感，在《红楼梦评论》与《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中对此有过不少的评击之语。他认为，古典戏曲中“先离后和”“始困终享”是违谬悲剧性质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着之一例也。”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叙事诗的代表作，它所叙述的故事是汉代又是整个古代常见的由封建礼教造成的婚姻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男女主人公一“举身赴清池”，一“自挂东南枝”，两人以死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关汉卿的《窦娥冤》（课文节选部分）我们可深刻地感受到女主人公既是崇高的道德化身，又是永不屈服的反抗的形象，她使道德精神与反抗精神融合起来，与不合理的“人道”与“天道”作了悲壮的斗争，这构成了中国悲剧的基本特征，贯穿人物行为的往往是人物的儒家伦理人格，主人公往往是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的化身，强化了中国悲剧的精神内涵。《促织》及《聊斋志异》中许多作品，蒲松龄以“孤愤”的胸间意气为主导，以未受意识形态污染的民间的自由想象为基础，以万物有灵的观念为引发点，以突破灵魂栅栏的深情的诗化幻想的方式展现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促织》一文不仅细腻的反射了时代的黑暗的现象，还以奇特的方式蕴含了这样的深刻的悲剧性的寓言：是残酷的现实把人变成非人！这些作品中悲剧人物的苦难与毁灭不是人物本身造成的，而是邪恶势力对正义的力量的摧残与毁灭，如就这一点来看，从审美的特征来看与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的悲剧理论没有大的差异，学生在学习中一般也不难理解。

二、

这三篇诗文的作者无不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对邪恶与黑暗现实的抨击是相当深刻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其另一面，即他们时代与思想的局限性。就此我主要想提出的是上述三部作品的作为悲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的研讨。这同传统文化伦理有关；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角度来看，伦理本体型的文化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面，进步性一面，但当它“内化”为日常生活心理时，就会暴露出其不足与缺陷，即不敢正视深层的悲剧社会因素与人物自身的缺陷，而加以曲意修正、美化，如因果报应及轮回意识，消极退隐意识，或是“精神胜利”等俗文化意识相融合的种种鄙陋。这种虚幻的承诺最主要是表现在非现实性上，生死轮回，报应不爽，此生不谐，来生可得。且与佛教“首尾圆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如李泽厚转译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理论后所提出的“积淀”说，他认为：个体生命只能作为集体实践活动的补充形式。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必然首先反映在这文化的实践者——艺术家身上。

我们教学《孔雀东南飞》、《窦娥冤》、《促织》等三篇作品，也可以看到作品的结局其实也反映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审美情趣。

首先，当落魄的文人士子（《孔》虽是乐府民歌，但它也是汉代文人创作的成果）无法真正直面其人生的社会悲剧与命运悲剧。他们所目睹的种种丑恶与人民的悲剧命运，又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只能用虚幻的美丽的“谎言”对现实的悲剧进行消解，给人以宽慰，使人沉迷在“精神胜利法”的虚幻的愉悦当中。长期以来，慢慢的积淀成一种中国式的“团圆”的悲剧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复式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长期的时代文化的积淀，必然会在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凸现出来；

其次，是作家的“伤创性记忆”的反映。像汉魏时代的文人及关汉卿，蒲松龄其人生悲剧不可能不在其作品中得以直接印证，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孤愤心态，其人生的失落、痛苦、酸楚不能不在其作品中露一点“温暖”的色彩，以自慰。

第三，这些文人士子不能也不愿清醒的、深层的去思考现实，因此而阻断了人们清醒、理智的思考现实、历史与人生，阻断了人们对悲剧命运的反叛与抗争。

这几面因素所构成的“精神胜利”的结局，具有迷惑和麻醉的作用，使全体民众对生存状态中的悲剧消释与弱化。它以鲁迅深恶痛疾的“瞒”和“骗”的方式教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作驯服的奴隶。胡适在“五四”后不久也曾指责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有一个美满的团圆。”鲁迅在谈到《红楼梦》那些没出息的续改之作时愤慨地说：“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坟.论睁着眼睛看》近来，有论者认为这种团圆的结局模式是人们对现实烦恼甚至是悲剧人生的一种审美心理的补偿，大团圆是对中国悲剧精神的有强化作用（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对此，我不敢苟同。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抨击的“瞒”和“骗”文学就是这一类靠精神胜利来回避现实苦难的逃避模式。这一模式贯穿了中国文学的古今，尤其是明传奇以降。鲁迅终其一生时时提醒民众并为疗救它而熬尽心血，他借狂人之口高喊“救救孩子”，要救的也有这些“迷醉”的人们。

三、

观照《孔雀东南飞》等三部作品的团圆结尾，从其悲剧性的程度而言，偶然之中有一个不断递进的关系：《孔雀东南飞》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到了后来的《梁祝》“进化”为“合坟化蝶”）；如果说《孔雀东南飞》的这个结尾还有警示后人的微薄“药效”，到了《窦娥冤》中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了。中学课本中只是节选，我们看看全剧的结尾，窦娥魂魄托梦给父亲，终于惩罚恶人，为其申冤，昭雪冤案，这也是传统悲剧中最常见的一种团圆模式，“破镜重圆”，“善恶到头终有报”。《促织》“不数岁，田百亩，阁楼万椽，牛羊蹄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都是因为“天将以酬长厚者”。另外如《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行》的玉烛调和，《鸣风论》的献首祭告；《娇红纪》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民，《长生殿》的蟾宫相见；《雷峰塔》的雷峰佛园等等。

《孔雀东南飞》等三文的问世并被历代读者喜爱，从欣赏心理与阅读理论来看，因为读者观众有“愉悦”要求，有一种善的向往，这是这类作品发展的社会伦理基础。用苏联美学家鲍列夫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接受定向”；他还指出：“接受定向”是一种欣赏者预先就有的趣味方向，这种趣味方向在整个艺术感受过程中一直在发挥作用。即使在今天，我们常可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不要说老年一代，就是我们的学生也觉得在观赏悲剧作品时也往往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不然的话，心中总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是愤愤不平。如常有一些老师布置“阿Q后传”、“孔乙己后记”、 “祥林嫂新传”“于勒归来”等一类想象性作文题目，许多学生也常给它们安上个“光明”的尾巴，让阿Q死而复生，让孔乙己中了举人，让于勒成了大富翁荣归乡里，让祥林嫂在地狱中同阿毛、祥林等同享天伦之乐等。这里且不说这些作文的效果，我们可透过这些现象，认识到《《孔雀东南飞》、《窦娥冤》、《促织》这样作品的“团圆”结尾，所以能代代不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观众与读者的“精神胜利”心态给了关汉卿、蒲松龄的创作结尾的“精神支柱”。就连像《窦娥冤》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深刻批判性作品那样深刻揭示黑暗现实的悲剧，也要让窦娥之父为其冤魂昭雪，以求的一个圆满，其他悲剧作品更是不必说了。而且我们可见作品中推动悲剧转化为大团圆结局的主要力量无一不是外在的力量，没有一种来自悲剧人物本身。这就必然出现悲剧性的薄弱，没有悲剧在巨大的毁灭中揭示出社会实践中某些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来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可能达到的精神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超越，给人一种凌然的崇高感。

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欣赏审美心理，也是由于社会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定势，且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宗教观念有关，这正如鲍鹏山所说，“因为我们没有宗教，没有救赎，没有来生的许诺。”我们欣赏这类悲剧作品往往缺少对作品、对人物、对生命本体的理性把握，使悲剧这种以独特方式来净化主体心灵的可能性得以弱化甚至消释，而形成了对“团圆”的盲目崇拜，构成了另一种的“精神胜利法”。日本女学者中野美代子在《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北京十月文艺1989年版62页）一书中直言不讳的指出：“……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对幸福的渴望，不愿直视现实中的悲剧，于是便轻率的给所有虚构的故事安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样的民族是极少见的。”听了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确实感到刺耳，但我们不得不正视事实。我们来看看浮躁喧嚣的今天，当大众文化的潮流冲击着各个角落时，悲剧就自然成了被遗忘的文化，尽管各种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不时出现。

四、

“精神胜利法”与盲目的“圆满崇拜”，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缺损或扭曲；作为一种写作审美心理，是一种偏误；作为一种欣赏心理，则是一种不成熟、一种特殊的“误读”。它小而言之是个人的欣赏特点，大而言之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它会使中国民众对现实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人类的灾难也置若罔闻，对年轻学生来说，可能会使其缺乏必要的冒险精神，意志懈怠，缺少独创奋进，不敢反抗恶势力，感情脆弱，无法承受生命中的悲剧。记得余秋雨在《废墟》一文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历史充满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储存了废墟，自己站立在上，皱眉看着强颜欢笑的民族。

我们学习悲剧作品本来不是为了欣赏苦难，鉴赏悲苦，更不是求的圆满的虚幻的心满意足，而是在苦难中获得教益，让悲剧英雄在困苦中在被毁灭中显示的人格精神感召我们今天的读者。悲剧，作为一种哲学性的诗，其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恩格斯《致敏.考落基》它在对苦难与不幸的展示中，严肃地探求着人在世界中的坐标，提出生命最深邃身的问题并追索着存在的根据，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对人类命运的无限关切，因而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正如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言：在悲惨的深渊中可以跃出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饮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能啜尝生命杯底的甜蜜。身心上的极度摧折苦痛将引导我们走向慰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今天我们学习中国古典悲剧作品，应该要看到：无论文人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圆满崇拜心理的本质其实也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它的局限与消极意义影响了我们民族文化，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痛苦的中庸思想与审美情趣；也是以“圆满崇拜”来回避人类与邪恶与困境的争斗精神，来调和矛盾，削弱冲突，把本是沉甸甸的深刻主题扭变成了光明的尾巴，满足的欣赏心理，削弱了作品本身的质疑与批判现实黑暗的力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古典悲剧的思想与美学特征，正确把握好这类悲剧作品的教与学的本质，以提高悲剧作品特定的教学效率，提升学生的人格精神与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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