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狂早占晋人先，乱世矜才岂善全”
——三国中的狂人
山东不仅出了个奉儒守礼令后世敬仰的诸葛亮，而且还出过狂妄不羁的奇人——他就是原籍山东临邑县德平镇小祢家村（东汉平原般）的祢衡（173—198）（字正平），至今小祢家村还有一口号称“祢衡井”的古井遗存于世。祢衡表面上张狂，此狂乃是“抱逸韵”的古之狂（这里的逸韵就是汉末党人之风骨气度）。但内心应该是比谁更正统更纯洁更直率，因为他正义在手，又是十分相信儒家“淳则（纯厚淳朴的道德和德行）”的迂顽(特立独行者，怎能不狂妄自大？如鲁迅所说，在那个礼崩乐坏年代大背景下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又说，在言语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在庸众面前往往是疯子，为众人所不容。从祢衡留传至今的“一赋三文”（即：《鹦鹉赋》、《吊张衡文》、《鲁夫子碑》、《颜子碑》）里面依然可以窥见祢衡作为迂顽（特立独行）者的真实思想脉络和心路历程。虽然祢衡在《鹦鹉赋》中对自身处境安危认识很清醒：“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在《颜子碑》里面赞扬孔子弟子颜回“用行舍藏，与圣合契”的德行仁风和安贫乐道，又在《吊张衡文》中把张衡引为知己，赞扬其清和“达机”，但他把汉末党人“直之风”发展到极致，通过以狂卫道、以狂抗权、以狂来张扬个性来完成自己在历史上迂顽者（即特立独行者）的定位。后人郦道元评价祢衡“恃才倜傥，肆狂狷于无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而死，可谓吝悔之深也。”
与祢衡结成忘年交的孔融也与祢衡一样狂，“鲁国男子”这个象征反抗强权的典故就是从他身上来的。一次，曹操要杀在朝野很有威望的杨彪，孔融听到这个消息后，就马上赶来在曹操直言不炜反对之，并且申明，如果曹操一意孤行的话，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就辞官杜门不出了。也许是孔融的义正词严，最终让曹操改变了主意。但有一次曹操给他写了封充满杀机的信，信上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孔融是聪明人，对曹操的用心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于是在写给曹操回信里面言辞切切，恭敬有加，表示对曹操的教诲“苦言至意，终身诵之。”从此直率偏激性格变得收敛些，“宽容少忌”。但内心苦涩只有自己品尝，每日“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被孔融誉为“性与道合”（这里的道就是儒家的正道）的祢衡横空出世了，所以才有了孔融激情澎湃文采汪洋的《荐祢衡表》，从一个侧面看，这《荐祢衡表》多少是对自己苦涩苦闷心情的一种释放，所谓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也。
祢衡“少有才辨”（《后汉书》），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鹦鹉赋》）。但性格“尚气刚傲”，周围一切人和事全不在他的眼中，唯善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这里的“儿”是汉代对杰出男子的尊称）。在黄巾之乱的时候，避乱在相对安宁平静的荆州。时间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祢衡时年21岁。那时的荆州成四面
八方的饱学之士的云集之地，仅荆州官方注籍学生就达千余人，一时经学繁荣兴盛。祢衡是圣人之徒，他是要通过求官好伸展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如他在早年在《鲁夫子碑》颂扬孔子的从政如“飞鸿鸾于中庭，骋骐骥于闾巷”。孔融在《荐祢衡表》里面把祢衡与在政治上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的贾谊、弃繻请缨的终军等人列比，可知祢衡其人其志远大。24岁只身一人来到许都，由于性格的原因，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奈只有碰壁，“才高难入时人眼”。当时那情景让我想到杜甫初到长安一时窘迫失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孔融是祢衡的忘年交和知己，屡次在曹操面前举荐。曹操也想见见他，可是祢衡托辞自己有疯病，不见。这个中原因一是曹操外表长相差强人意，一次匈奴使者来见，为了不失大国风范，曹操就让身边的帅哥崔琰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者，自己权当个“床头捉刀人”立于旁。二是曹操自己的出身寒微。当初陈琳骂曹操祖父是“饕餮放横”，骂曹操父亲是“乞丐携养 ”，骂曹操本人是“赘阉遗丑”。这一骂，骂的曹操头风病马上就好了，真是把吃药还强。最重要的是曹操当政后采取的“唯才是举”等政策，祢衡认为此有违儒家正道，故激烈反对之。曹操是气魄极大的政治家，李白写诗赞道：“魏武营八极，蚁视一祢衡。”曹操听说祢衡擅长击鼓，就让他做个鼓吏以体现自己的知人善任海纳百川的胸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际，曹操命击鼓。这时祢衡神情自若旁若无人在曹操及众宾客面前脱衣解带，直到祢衡那雪白肌肤中泛着灯光的赤子之体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换上鼓吏的服装，再手持击鼓杖徐徐击之，遂有“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的“渔阳三挝”千古绝唱。
不久，曹操同志对祢衡同志说：“好男儿应该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于是，祢衡第二次来到荆州刘表同志那里。祢衡初见刘表同志，“称表之美盈口”，刘表同志也相当重用祢衡同志的，“文章言议，非横不定。”曹操同志在远征乌桓是时候，曹操同志担心刘表同志机会偷袭许都，于是找到郭嘉同志商议。郭嘉同志说刘表同志这人“座谈客”，空有一副架子而已，不值得忧虑。刘表尚且被郭嘉讥为“座谈客”，在祢衡心目中也定好不到哪去，时间一长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用后汉书上话说就是“复悔慢于表”。于是刘表同志对祢衡同志说：“好男儿应该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于是，祢衡来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
这时的祢衡或许有点醒悟点什么了，如他在《鹦鹉赋》里面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