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早期的五篇文言论文篇篇自成一体，却彼此间层层推进，合起来可看作一本书：从《人之历史》中显示的青年鲁迅“人”的观念开始，在后来的《科学史教篇》与《文化篇之论中》讨论人之精神并开始转向社会，由此在《摩罗诗力说》中讨论中国与西方文学并提出“文艺”在各种“立人”事业中的优先地位，最终在《破恶声论》中以关于宗教信仰的论述结尾。
这些论文的内在逻辑十分符合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关于“弃医从文”的思想。这其中有进化论思想、精神（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包含了进化的思想，这种进化不仅仅是包括人类历史中生理上的进化，也更涵盖了人作为一种处在自然进化的高级阶段,人之所以进化形成,正是因为其“超乎群动”的“人类之能”，强调了人类精神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充分肯定科学的巨大成就,但他更重视科学背后的人的精神因素,以此为科学的“本根”,并强调人类文明不能以科学为终极。科学只是“人类之能”的成果显现,而非其本身,从他对科学的精神根源的再三强调看,其所谓“人类之能”直指此处所强调的“神思”、“理想”、“道德”、“圣觉”等精神因素; 《文化偏至论》以“个人” ——— “精神”双举,着意于“精神” ——— “意力”的重要,在抨击“物质主义”倾向时,并非以物质作为精神的对立,而是认为物质文明只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成果,如果以此为本,则漠视了物质文明的创造性根源———精神,在鲁迅的描述中,“文明之神旨”无疑指其后所提及的“精神”、“灵明”、“主观之内面精神”和“性灵”,自此可以看到他对人类文明本质的理解,即文明的精髓是人的精神;在《破恶声论》中,鲁迅通过剖击“破迷信”,继续张主精神信仰的重要。
既把人放在生物进化的自然论中来考察,同时又充分彰显人之精神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进化论,有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的两个视野,形成了他的生物进化论和文明进化论:生物进化论主要表现在《人之历史》中,人处在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自然进化的系列中,生物进化取决于进化中生物主动的生存竞争,在此意义上,人类作为生物也无时不处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争存”的现实中,其进化的“能”表现为“力”与“战斗”,正是通过这一视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否定“平和”而赞扬“战斗”;文明进化基于鲁迅对文明本质的认识。文明的本质是人的精神,精神是文野之分。因而,文明进化是精神的进化,亦即人性的进化,它同样取决于竞争,即“争存”,但其“争”不复是“武力”的角斗,而是精神的较量,指向人类精神不断发展的方向,指向完满的人性如“诚”与“爱”与“平和”等。鲁迅对文明进化的描述有两种,一是认为文明进化的单元是不同的文明模式,见于《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衰败的解释,在他的描述中,处在文明竞争中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代表一种文明模式,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单位。鲁迅对中国由繁兴到衰败的解释,接近汤因比的文明挑战和应战说。其二,文明进化即人性进化,人性进化是以个人为单位。如前所述, 《破恶声论》通过“人性”、“兽性”和“奴性”的划分,提出了以“人性”为郜的人性进化观, 《文化偏至论》通过“个人”与“众数”的对举,强调“个人”所承担的精神价值和真理价值,人与人在精神进化的水平上是不平等的,人性的进化总是由个别人的超前进化为先驱,这些精神上的超前者即鲁迅所理解的叔本华的“天才”和尼采的“超人”。
鲁迅五篇论文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精神”。从《科学史教篇》对“科学”背后的精神因素的揭示,到《破恶声论》标举“精神”为人性进化的标的,对“精神”的强调贯穿于五篇论文中。在鲁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所谓“文明之神旨”关乎“主观之精神”、“灵明”、“内”、“神”、“性灵”和“本有心灵之域”,此类精神存在即他后文所谓“文明真髓”;作为对“物质主义”的反动,鲁迅举西方19世纪末之“主观主义”和“意力主义”为“精神”的代表。
“个人”,主要是在《文化偏至论》中针对“众数”而提出的,从鲁迅的具体论述看,“个人之所以优于“众数”的价值,不是从社会化、制度化的“权利”角度加以肯定的基本单位,而
在于“个人”所承担的精神和真理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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