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与《通典》再认识

杜佑与《通典》再认识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张灵利

一、杜佑生平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据《旧唐书·杜佑传》载: “曾祖行敏, 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 南阳郡公。祖悫, 右司员外郎, 详正学士。父希望, 历鸿胪卿, 恒州刺吏, 西河太守, 赠右仆射。佑以荫入仕, 补济南郡参军, 剡县丞”。杜佑的父亲杜希望，玄宗开元末官至唐西北地区重镇之一陇右道军政长官——陇右节度使，史称其为人豪爽，重文学，好交游，在京师政界、文化界、官僚及子弟中很有声望；杜佑长兄杜信，在文史方面颇有建树，以史见长，曾多年潜心于史料的整理和著述，著作主要有《史略》30卷，《东斋集》20卷，《闲居录》30卷等，曾在国子监为官；杜佑次兄杜位，亦有文才，在京师权贵子弟及士人交游圈子里有一定声望，最重要的是，杜位熟悉礼制，著有《对国公嘉礼判》（见于《全唐文》），曾在中书省和京兆府为官。由于杜佑的父亲常年在外为官，年长杜佑二十几岁的两位兄长就担任了为杜佑启蒙教育的角色，这对杜佑的生长以及后来杜佑对于《通典》的资料收集和撰述都应该会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次兄杜位在礼制方面的专长，对于杜佑完成100卷的《礼典》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杜佑的少年时代正值唐王朝的“开元盛世”，此时的唐王朝制度完备，吏治清明、政治安定、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学术文化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家学背景为杜佑的学习和学术旨趣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杜佑“性嗜学”，“少尝读书”，后来“虽位及宰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时局不同的是，杜佑“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因此，“仕非游艺，才不及人”，但是“徒怀自强，颇玩坟籍”， 唐宪宗曾称赞其：“博文强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可见杜佑的志趣，不是在诗词歌赋，而是在经史典籍，在治国理论。

杜佑十八岁以父荫补济南参军, 先后历仕玄、肃、代、德、顺、宪六朝, 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仕宦六十年，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这样历仕地方和中央行政要职的仕途生涯使杜佑一方面熟习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容易洞察了解唐王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弊病。

杜佑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因此，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作为“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面对藩镇割据、政治衰败、皇权衰弱、财政窘迫等现实状况，为“思理道、探政理”，他“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撰写了《通典》。并且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也即是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礼仪教化的作用，“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二、《通典》体例与内容

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政典》35卷，受其启发，杜佑乃参究历代史志，增其类例，扩其内容，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十七年（801），费时30余年编定《通典》。

1、《通典》的内容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宗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其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

《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

《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

《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

《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2、《通典》的结构

《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3、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

 中国古代的史学，从来没有割断过与现实的联系，不过就史家的意识而言，写史更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所以“秉笔直书”是史家最高的道德追求，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成为史家著述的理想寄托。而杜估的《通典·序》却开宗明义就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明确地讲：“君子致用在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经邦”、“致用”，正是仕佑的学术旨趣。

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产生于明末清初，其实，清人在谈到杜佑《通典》时就指出：“(《通典》)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有可比”。应该说，在史学领域中，明确树起“经邦”、“致用”旗帜的，杜估是第一人，而《通典》正是杜估“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结晶。

4、《通典》编纂学上的创新

《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在《通典》影响下，《通志》、《文献通考》等书相继问世，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总结来看，《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

“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相结合的撰述基本原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概括《通典》是一部“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卓然成一创作”的著作，“专”与“通”的有机结合，正是《通典》的一大创造。

旧的史书体裁，基本上是综合性的。编年体是以政治事件为主，兼及经济、制度、文化诸方面的大事的一种综合性的按年月叙事的历史编撰形式，而纪传体则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体载。随着史学的深入发展，史学的门类愈分愈细，愈来愈专，是一种趋势。因为面对纷繁的历史，任何史家都很难做到对历史的各方面都同等地加以叙述、研究，事实上，即便是综合性的纪传、编年体史书，也还是各有侧重的。纪传体中的“志”是专讲典章制度的，但一方面由于“志”不是纪传体的重点，另—方面“志”的写作较难，司马迁、班固以后的纪传体史书，有的就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这样，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就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这说明，从史学发展的本身而言，就有“统括史志”的必要。

 杜佑在撰写《通典》时，首先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进行了分析，从经世致用的主旨出发，抛弃了与“经世”关系不大的天文、历法诸门，选定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为基本内容。这九门中，有的是因袭旧志，如食货、职官、礼乐等，有的是他的新创，如选举、兵；即便是旧目，旧史中也不是整齐划一，如食货，只有《史记》(《平准书》)、《汉书》、《晋书》、《末书》、《魏书》、《隋书》有，其他则无。因而，杜佑要“采五经群史”的资料加以补缀，才能使其成为一本完备的著作。

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贯穿其中。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探《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浇了一桶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惶惶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射向更深远的历史。“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粱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方法

《通典》采取的是分门辑录、以类相从的撰述体例，如何划分门类，杜佑的《通典》大体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杜佑在《通典·序》中阐述了他的“篇第之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札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从杜佑的自序中可以看出，《通典》立分门不是随便的，门类的取舍去留、先后次第，是根据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来安排的，更准确地说，是以社佑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建构的。杜佑吸收了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认识到要管理好国家，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因而他把食货列在了首位，这是杜佑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体现。列在第二位的是选举与职官，也就是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以行使统治职能。封建统治历来是“礼法”并用，在杜佑看来，首要是制礼作乐，即建立起良好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俗，让社会良性运行。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犯罪，所以在礼乐之后，紧接着就是刑。杜佑认为：“大刑用甲兵”，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活动，主要是指叛乱、兵变、割据、外敌入侵，就要用军队去行使惩罚的职能。五刑则是适用于制裁一般的刑事犯罪活动。上述三个层次是从宏观上把握的，具体地治理好一个国家，还要从微观上管理好地方和边防事务，所以把州郡和边防列为第四个层次。社佑概括的这一“理道要诀”，体现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清醒认识，这一认识大体上是与“历史进程”本身相吻合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不仅大部类的建构，即便是子目的结构，杜佑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比如《食货典》，共12卷，依次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田制、水利、屯田，是讲土地所有制形态的；第二个层次是乡党、土断、版籍，是讲对劳动人民的管理的；第二个层次是赋税、历代户口、丁中，是讲赋税劳役制度的；第四个层次是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贴、算缗、杂税、平准、轻重，主要是讲商品货币经济及相关的税收政策的。这个层次的划分，体现了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从封建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为基础，依次揭示劳动控制形式、赋役关系、人口关系和商品货币经济关系，这个逻辑结构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大休吻合，是勿庸置疑的，这不能不说是杜佑的卓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杜佑的“篇第之旨”，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与历史进程本身，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基本吻合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杜佑历史编撰方法的科学性：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三，记事与记言相结合的行文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议论，这一传统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历代正史都无一例外地以“史臣曰”来表达作者自己的历史见解。相较而言，《通典》比其他史书更注重议论，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叙、议相得益彰。《通典》撰述的主旨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其内容以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主，同时又将历代“群士议论得失”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统治者鉴别斟酌。所谓“群士议论”，包括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中之有裨得失者和当朝人关于典章制度的评论。行文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将“群士议论”编于卷后，以《杂议论》、《杂议》的形式出现；二是在卷中夹叙夹议；三是以注文的形式附录议论。不论何种形式，议论都是与典制沿革的叙述相配合，对于读者了解制度得失，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通典》还以序、论、说、评、议、按的形式，表述作者自己对史事的见解和主张，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记事与记言相结合，夹叙夹议，使《通典》成为—部既内容充实可信，又能引人入胜的伟大史著。

《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有其待殊的地位，但作为第—部典志体通史，它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通典》最常为人诟病的，一是《兵典》体例不纯，应讲兵制沿革，而杜佑却用来讲兵法；二是《礼典》过于繁复，全书200卷，《礼典》就占了100卷，几乎把一整部《大唐开元礼》全部抄录了进来，在今天看来，《礼典》又是价值最小的部分。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存在着一些缺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5、《通典》的取材及史料价值

《通典》的取材极为广博，包容的史料相当丰富，仅注明出处者就有248种。书中所记唐代部分往往详于两《唐书》之志，收集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当本诸实录、国史），都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唐六典》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诸色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则和他书不同，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

此书还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内容，如“兵典”中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两《唐书》志及以后书目均未著录，估计在晚唐便残佚，但《通典》“兵典”各篇保存了不少，提供了唐代的军事技术，极有价值。另外，“边防典”中也保存了不少佚书片段，如隋《西域图记》、唐杜环《经行记》、屈缪《道里记》、《广志》、《外国图》、《突厥本末记》等，尽管文字不多，也很宝贵。

6、《通典》的版本

《通典》在宋、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以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国外有朝鲜活字刊本。今存最古版本为北宋刻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以其原版影印刊行，其缺卷部分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刻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补齐。

《通典》现存版本：

（1）宋刻本，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200卷44册，标注"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每卷有经筵印，高丽国十四叶印"，当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据原影版印行，书后附解题、各种版本研究、异同对照表以及字迹不清句读表。

（2）南宋刊本，全本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

（3）元刻本，原为皕宋楼旧藏，后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4）明嘉靖刻本多种，其中李元阳刻本增入诸议论。

（5）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另附考证1卷。

（6）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中《十通》缩印殿本，附《十通索引》。

（7）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

（8）1988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系集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力等学者精心校理而成，书后所附王文锦所写《通典考证核实》一文，颇见功力。 ”

（9）1992年，岳麓书社点校本，集于民、王文谨、李扬、吴龙辉、易玉娟、郭飞平、颜品忠等学者点校，在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基础上，改繁体为简体，改竖排为横排，并重新标点而成。

三、 杜佑的历史思想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1、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关键因素

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典》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2、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

杜佑的《通典》是一部专门阐述历代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通史，他在探究历代典章制度兴废损益的机制及原因时，也从某些侧面探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杜佑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历史观。

第—，反对“是古非今”

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古时的中华与当时的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杜佑主张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野蛮、落后、简单不断向文明、开化、复杂进化的过程，杜佑在考察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变化、前进的。他在研究职官制度的时候，发现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官僚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官职的名称由朴野而不断典雅，官员的人数在夏商时不过一二百人，到唐朝增加到了三十六七万人，国家选拔考核人才的考试铨选制度，也是愈来愈完善；他研究风俗礼仪的变迁时，发现正统儒家所讲的三皇五帝“黄金时代”，实际上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以人殉葬，同姓婚娶，说明人类当时还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阶段。他还说明，这一落后阶段，在“中华”与“夷狄”的历史上，是都存在过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一个普遍规律。由穴居野处到“易之以官室”，由“不封不树”到“易之以棺椁”。表明社会是不断进化的。

第二，反对“宿命论”、“天命沦”

杜佑认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形势驱之”。 杜佑不仅注意到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还着意探讨发展变化的原因。他在写《通典》时，摒弃了历代正史中关于阴阳五行、祥瑞符命的记载，他喜欢征诸人事，从社会现实来说明历史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杜估继承前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朦胧地认识到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具有了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但在探讨社会变化的具体原因时，杜佑更多地是从分析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入手。杜佑注意到“中华”、“夷狄”都经历过原始的野蛮阶段，在说明“中华”礼俗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超越了“夷狄”的原因时，杜佑认为是出于“中华地中而气正”，“四夷诸国地偏气犷”，也就是从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历史发展快慢的原因。杜佑在讨论分封制与郡县制时认为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诸侯兼并，秦朝一统，废分封行郡县，乃势之必然。后世“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他认识到：客观形势变化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杜佑还否定了秦因废分封孤立而亡的简单历史结论，认为秦亡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穷兵默武、滥用民力，秦二世腐朽荒淫，失去了民心。这种从具体历史环境去分析历史变化原因的方法，显然也是进化论史观的—个重要方面。

第三，“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杜佑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既承认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当然也就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那些不符合客观形势的旧制度必须改革。他在《通典》叙、论中，多次讲到要“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随时拯弊，因物利用”，“随时立制，遇事变通”，也就是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典章制度，必须与客观形势的要求相适应。杜估对历史上的多次改革都给以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他赞扬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他称赞杨炎的两税法为“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这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对落后于现实需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进行变革，才能维持封建统治。

第四，重人事而非天命

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杜佑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裨益的。

四、《通典》和杜佑的研究及评价

《通典》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最早的研究为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著、江顺成译《〈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1：8，1937）。60年代出现研究论文，集中在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对《通典》的评价等问题上。

1、历史进化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

（1）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1963年删订），载于《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认为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古今既异，形势亦殊”，不应“非今是古”；②发展进步的原因不在“冥数素定”，而在“形势驱之”；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革统治的方法——“欲复古道，势莫能遵”，“ 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穷”

（2）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1）指出，杜佑《通典》的巨大功绩：①融合政书和史书志的优点，改造和扩大了“政书”这一体裁；②摆脱正统儒学思想束缚，把儒学中重实际的思想和《管子》重经济的思想结合，明确的提出“食货为首”的见解，力图将史学和政治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发挥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作用；③有着比较明确的历史进化思想。

（3）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通典》所反映的逻辑体系是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关于杜佑著书的旨趣，十分重视把历史经验跟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都有相当的准确性和突出的针对性，这是他“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经世致用旨趣的反映。

（4）王锦贵《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报》1987.4）分析《通典》问世的历史必然性，为繁荣典制体史书带来活力；剖析《通典》经世致用的指导原则：①“将施有政”的著述宗旨。②“富国安民”的实学。③联系实际的学风。④古为今用，“度其古”旨在“行于今”。

2、《通典》的性质

（1）《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问题，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分析其在史书编纂方面的价值：①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②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③保存了古代的珍贵史料。叙述其在史学思想上的进步性：①着重阐述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②批评是古非今的思想倾向。

（2）柴德赓《史籍举要》认为，杜佑对于每类都有序论，很多是精辟的见解；其“各类中常有小注，及有用，不仅解释文义，也是补充并考订材料”；它的成书在《唐会要》和《旧唐书》之前，是研究唐天宝以前典章制度的第一等史料，书中还时时体现出杜佑的朴素的唯物观点。

（3）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其优点为：①从《食货典》的各地贡物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地理情况；②《兵典》是《孙子兵法》的实际运用，但对兵制却不系统论述；③关于六朝至隋的侨置州郡情况记载较详；④《边防典》所保存的古史料很多。

（4）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分析《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①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通史，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②对历代文物典章制度作了大量的探本穷源工作，第一次有系统的进行了加工整理；③所引用的书都是较早的版本，对于校勘十七史及其它一些史书有重要价值；④正史以外的材料，原书大都散失，被《通典》所保存下来的唐代材料，比两《唐书》更为确切可靠；⑤把《食货》放在全书之首，一反过去史家轻视经济的传统，对此后的史学有深远的影响；⑥各门和各细目大都有序或评论，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5）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认为，《通典》是“有用的实学”，在史学史上评价很高：①研讨礼法行政，分门别类，不但给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统考》，而且给《续三通》、《清三通》起来先导作用。②保持了中国史书详今略古的优良传统，文字简朴。③所用资料，三代以上，文出经传的往往加注释；三代以下，不能贸然删去的则加旁注。④引用资料不但融汇群经诸史，搜罗文集奏疏，给后人研究典章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礼典》中保存的古经旧诂，还为后世研究经书提供了方便。

（6）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对《通典》持基本否定态度和批评的见解，认为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周礼》出现后的封建制度以相因为主，人们将《通典》 称颂为“有用之学”是将缺点说成优点。

（7）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认为此书不足之处：①文采胜于晋书以下诸史，但与司马迁相比，则瞠乎其后；②杜佑的政治经历和地位决定了他只能非古，不敢忤时；③此书只叙历朝战略、战术而不及兵制，不能说不是一缺陷；④杜佑重视经济和政治，而忽视文化。

（8）瞿林东《杜佑评传》《中国史学名著评介——通典》等文中，认为《通典》的缺点是：《兵典》的破例和《礼典》的繁复。

（9）谢保成《〈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一文不同于上述各种观点，认为上千年来人们对于《通典》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迄今仍然对其“旨趣习焉不察”。文章从三方面进行论证：①杜佑纂修《通典》并非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而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 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②《通典》的“非古是今”，表明杜佑并非专详“古今制度沿革”，而是把着眼点放在认识社会变革方面。③考察礼仪沿革，反映我国古代婚姻的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很有意义，决不能排斥在“史学范畴”之外。文章的结论：《通典》绝不单单是制度史，首先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巨著。由于它是通过“礼法刑政”沿革来认识社会变化的，才使它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制度史。《通典》的最大不足之处是：“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即没有记载翰林学士高层结构的变化和反映氏族盛衰的姓氏之学；“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即没有为分封或“封建”以及使职增设立目。而这些都是与反映社会变革紧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造成上千年来人们的各种不同认识。

3、《通典》的成书时间

《通典》的成书时间，史料记载虽有出入，但并未引起多少争论。

（1）玉井是博《通典的撰述与流传》（《史学史资料》1980年6月）指出：大历初年起稿，六年即已成书，至贞元十七年进书，这三十余年皆为补充、修订，进奏后仍有补笔。

（2）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列举了三种说法：①贞元十年说，根据杜佑的《进<通典>表》和《玉海》所引《中兴书目》。②贞元十七年说，根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和杜佑本传。③贞元十九年说，根据《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中的记载，《玉海》引《会要》与此同。研究者普遍认可的是贞元十七年说。

另外，国内关于《通典》的研究较有影响的论著还有：陶懋炳《杜佑和〈通典〉》，载于《史学史资料》1980年3期。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7章第4节），中华书局1962年6月出版。 以上论著，都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通典》这部著作时可以参考的。

4、《通典》的评价

《通典》杜佑自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进<通典>表》又云：“将施有政，用乂邦家。”杜佑著述之志，可谓一目了然。这部用力“年逾三纪”的历史上第一部制度通史，以“往日是非”为“来今龟镜”，使“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礼典》一百卷，占全书篇幅之半，后学多有讥议，以为冗赘，实则不然。安史之乱后，纲纪颓坏，社会混乱，杜佑以此巨帙叙述礼制（其中类例《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为三十五卷），目的在于“制礼以端其俗”，“振端末，备顾问”，其用心不可谓不苦。礼乐兴而教化行，教化行而世风清，惜乎君卿不生于当世！寻因革以求变通，杜佑在《通典》中的确体现了高瞻远瞩的史学识见，这对后来马端临“会通沿革”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观点，与章学诚以史学“经世致用”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

《通典》一经问世，就“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赞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李翰序文：“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下自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义得失糜不条载，傅之以事。如人支脉，散缀之体”。  

梁启超书中对杜佑的《通典》评价如下：纪传体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相互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梁启超又云：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历史研究法》23-24页）

钱穆先生可以说是肯定和推重杜佑的《通典》第一人。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史书，最开始是《尚书》中的《西周书》，我们称之为“记事体”或“记言体”。第二是孔子的《春秋》，我们称之为“编年体”。到了太史公的《史记》，我们称之为“纪传体”。以后的史学上只不过在沿袭这三体，一直到了独有的《通典》出现，才有第四体，普通称之为“政书”，因为它专讲政治制度，所以称作“典”。 其次，钱穆先生认为，以《通典》为代表的“三通”，乃至之后的“九通”、“十通”是和五经，十三经等经书以及《史记》、《汉书》等正史一样在史学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读书人应该读，而且，在“十通”之中，杜佑的《通典》是这类史书中的首创！最后，关于最为人诟病的100卷《礼典》，钱穆先生认为其是《通典》一书极大的贡献处，而其中特别贡献在讲凶礼中的丧礼。在丧礼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服制——即丧服。钱穆先生对于《通典》的研究和评价对于启发后来人研究《通典》，进而研究《礼典》会起到相当大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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