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的负效应

发布时间：2018-08-14 15:20:4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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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的负效应

　　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制度，直接决定着考生能否进人大学，进入什么层次大学。在异常激烈的高考竞争中，每个微小的分数变化都关系着成千上万学生的切身利益。在分数分布密集区域，10分与20分的加分将可能超越数万名学生，领先进入重点大学。因此，学生及其家长都对高考加分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我国高考加分政策自1950年实施至今已有60年历史，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从1980年实施，迄今也有30年。但随着政策的实施，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逐渐被异化为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加分教育”，违背了弥补高考制度不公平、推进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政策初衷。同时，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各个方面的沉重负担，使高考加分政策陷入合法性及正当性危机，并造成更大的区域之间及阶层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

　　一、微观层面：对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效应

　　1　对学生的负效应

　　在高等教育资源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国情下，各种社会竞争高度浓缩为高考之间的竞争，这是高考考生压力大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独生子女社会的中国家长们不惜花重金为孩子报各种各样高昂加分辅导班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并非每个学生通过各种昂贵的“加分教育”之后都能获得高考加分机会，也并非每个学生都适合各种“加分教育”。以“?数”加分为例。一直以来，家长热衷于给孩子报“?数学习班”，希望通过报班学习，保障孩子顺利进入重点学校。但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却指出：仅有5％的学生适合学奥数。换句话说，如果不加辨别就把孩子送去学“奥数”，意味着将有95％的学生都是作为陪考生；意味着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在学“奥数”中获得加分利益，而绝大多数都将成为“奥数”的失败者。然而，这种陪考后果对学生的影响远比没有获得“?数”加分的后果更可怕!

　　陪考，使大多数学生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挫伤、失败感，甚至是“习得无助”状态；并可能将这种挫伤、失败感和“习得无助”等心理状态在整个学习过程、受教育期间，甚至是生活的各个阶段中不断“泛化”或“强化”，从而在内心深处逐渐形成自卑感以及对生活对社会的整体性失望。此外，再加上学生意识到父母为自己不惜代价却血本无归，从而内心深处背负着深深的愧疚感和自责感。这些心理状态的影响后果不亚于高考直接失败或未能进入重点大学深造的后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杨东平教授向社会各界呼出：“?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完全违反教育规律的。”

　　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被异化为功利的“加分教育”，不但背离了推进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导向作用，违背了高考加分政策所持的社会正义价值取向；同时，拉大了与自身健康成长相比的纵向距离，也拉大了与同龄群体健康成长相比的横向距离；还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精神负担和情感负担。

　　2　对家长的负效应

　　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除了给大部分陪考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外，也给大部分学生家长带来许多难言之隐。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心理负担及精神负担，减少了家长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特长生高考加分获得者，几乎都是“加分未到，金钱先行”者。因此，学生家长必须为各种昂贵的“加分教育”埋单。然而，正如只有5％的学生适合学习“奥数”一样，只有少数家长能够轻松愉快地解决昂贵的辅导班学费问题，大多数家长交完相应的辅导班费用后，往往选择拮据地过日子，此为家长的难言之隐之一。

　　实际上，正是因为经济的缘故，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几乎是被城市学生所垄断，农村地区的学生几乎无缘于此。仅靠着一亩地三分田过日子的农村家庭，即使孩子在某些方面有过人的特殊能力，也无法让孩子报辅导班进一步学习和培训。如果农村地区家长对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不了解或压根就没意识培养孩子特长能力的话，也许错过就错过了；但如果农村地区家长了解并意识到应该为孩子提供学习条件和争取特长加分，但却迫于自己的经济能力而无法实现时。往往给农村地区家长内心深处形成极大的负罪感及自卑感。同时，这种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导致农村地区的家长对高等教育进而对基础教育形成群体性失望，甚至对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公极度不满和仇恨。

　　此外，即便是城市的家长，随着经济上的投入，精神上的付出，却不见孩子在“加分教育”中取得成绩和获得加分，或者不能如愿以偿或事与愿违，再加上有意无意地拿自己的孩子与其他优秀学生比较时，家长往往容易在希望中失望，然后在失望中绝望。而家长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又容易引起家长与孩子之间感情的微妙变化――隔阂，争吵，失望――从而让家长原本引以为豪的和谐家庭变得没有期待，也没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二、中观层面：对高考加分政策的负效应

　　随着中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权力下放，地方获得较大的高校招生权力，其中包括执行和制定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力；但地方教育部门在执行和制定高考加分政策过程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法律程序，从而出现一些不符合法律的操作程序。尤其是对管理宽松、内容丰富的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而言。近些年，媒体不断曝光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执行过程常出现暗箱操作或偷梁换柱的行为、制定过程的随意性行为以及政策制定标准的功利性行为。2006年6月，《中国青年报》曝光湖南省上千名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证书的高考加分考生竟是“水货””；2009年5月，《中国青年报》再次曝光浙江省“三模三电”高考加分考生的权势家庭背景；2010年6月，《中国青年报》又一次曝光湖南省高考状元都是“武林高手”――娄底一中前12名考生均因武术项目加了20分――再次揭露出体育特长生的高考加分政策是“交钱加训练基本上等于加分”的现象。媒体接二连三地曝光特长生高考加分造假事件，表象只是引起公众对以权势谋取特长高考加分的“寻租分子”无不表示愤怒和不满，但问题远非就此结束。

　　媒体曝光的只是个别案例，但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随着公众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的逐渐加强和提高，随着各项特长生高考加分造假事件的曝光，公众开始担心和质疑各教育部门执行和制定高考加分政策的能力、态度及正当性问题；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各项高考加分政策的加分对象、加分标准及加分幅度合法性问题。尽、管不同群体对高考加分政策的认同和理解往往带有自身利益立场和态度，难以形成统一观点；但在目前形成的三种主要观点(一者主张维持高考加分政策，一者主张规范高考加分政策，一者主张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中，主张取消高考加分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一项热点调查：“你认为高考加分是否应该取消”，在3276人的投票中，1885人认为应该取消，占投票总数的57.54％；剩下不到一半的人(42.46％)选择不应该取消。在“你认为哪些高考加分政策项目应该取消?(多选)”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占48.81％)的人选择应该取消“奥赛加分”，有66.06％的人要求取消“三好优秀生”，53.11％的人认为应该取消“运动员加分”，还有近四成(占39.38％)的人认为要取消“科技发明奖”。

　　也许民意调查结果代表的只是投票人一时气愤的选择结果，远不足以让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采取取消高考加分政策的决定，但这足以反映出高考加分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此处的合法性是指合乎宪法等相关法律；正当性是指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的认同程度)正处于认同的紊乱阶段，并逐渐陷入被公众质疑、否定的危机阶段。

　　作为一项具有社会正义的高考加分政策，倘若因为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的非法执行和随意制定危及高考加分政策的合法性及正当性，进而取消或废除高考加分政策，这将意味着对政策所支持的大部分考生是不公平的，尤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少数民族考生而言。高考加分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考生因地理、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因素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且有利于鼓励更多少数民族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身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弱势处境，团结和带动少数民族的发展。自1950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后，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高校大学生比例从0.93％升至2003年的6.55％，人数从1950年的1285人升至2003年的70万人。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每年获得高考加分人数最多的群体依然是少数民族考生。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正视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对高考加分政策合法性及正当性所带来的危机及影响。教育部及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应该加强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的规范和“瘦身”工作，加强政策执行的法律程序和政策制定的法律依据，坚持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同时应该着手引入考生及其家长以及媒体单位等社会群体对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过程的听证制度、监督制度和参与制度。

　　三、宏观层面：对教育公平的负效应

　　1　对阶层间教育公平的负效应

　　教育是当前公众公认的改变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公平有效的途径，而且能够快速和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困境的有效工具。为此，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但教育和家庭出身对个人的成长或命运的改变具有双重效应：家庭出身较好的学生，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自己在各种竞争中不断胜出，并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家庭出身贫困的学生，不但无法获得优越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且极少有接受高等教育和改变个人社会身份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形成更为低微的社会身份和更为恶劣的生存状况。学者杨东平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调查结果较好地证明了教育与家庭身份的双重性。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干部占27.0％、工人占26.4％、农民占18.7％。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3所不同类型高校的抽样调查是：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子女所占比重为41.6％，工人、农民、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家庭的子女占34.3％，且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几乎是有权势家庭背景考生的竞技，无论是“奥赛培训班”，或者“体育特长班”，还是“科技发明培训班”，都不是贫困家庭条件的学生所能参与的。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参加统一高考时，原本就比家庭条件贫困的考生更具优势，更容易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何况，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往往都会通过参加各种特长培训班的“加分教育”，进一步获得入学机会。而家庭贫困的学生只能接受薄弱和简单且不被重视的教育，即使凭着个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的付出后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还有可能面临被特长加分考生占据或替换接受高考教育的机会，从而失去改变命运及身份的机会。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进一步拉大了阶层之间高等教育入学差异。

　　2　对区域间教育公平的负效应

　　高考加分政策基本划分为两类：一是对少数民族等进行补偿性的高考加分；一是对优秀生和特长生进行鼓励性的高考加分。我国西部有些贫穷落后地区，其基础教育状况堪比甚至远不如少数民族地区，但却没有被列入补偿性高考加分政策的加分范围。这对于同在西部地区生活读书的汉族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尤其是相对于那些居住在东部省会或城市地区却仍可具有加分政策的少数民族考生而言。此外，由于西部地区政府教育投入薄弱，师资薄弱，教学条件简单；加上西部地区家庭经济收入较低，无法支持考生参加各种学习辅导班或特长培训班，所以，西部地区考生基本无缘于鼓励性高考加分政策。西部地区考生要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仅能靠自身勤奋和刻苦。但即便西部地区考生非常努力和刻苦，与东部地区考生――尤其是具备各种优越教育资源和条件，而且有高考加分作为保障的考生――同台竞技，结果不言自明。

　　教育的本质在于传承文明、启迪人的智慧、丰富人的知识、提高人的技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但被异化为“加分教育”的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早已远离了教育的本性。本应是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特长生加分政策，却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不公平竞争的幌子，毫无疑问其后果是十分有害的。在微观层面，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阻碍了大多数学生的健康成长过程，造成大多数考生拉大了与自身成长相比较的纵向差距，也拉大了与同龄人成长相比较的横向差距，并增加了学习负担和情感负担；此外，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增加子家长的经济负担、生活负担或精神负担，挫伤其成就感和幸福感。在中观层面，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使高考加分政策陷入合法性及正当性危机。宏观层面，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加剧了阶层之间和东西部地区考生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因此，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对各方面所造成的负效应不能等闲视之，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加大对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的改革步伐和力度，使特长生高考加分政策真正成为促进人才培养的有力工具成为引导教育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冯菊香，郝琦，高考加分政策对西部教育发展的负效应，探索与争鸣，2009(8)

　　[2]刘海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李颖，专家：仅5％学生适合学奥数，高考可借鉴曰韩，广州日报，2010-06-28

　　[4]杨东平，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FB／OL]杨东平博客：http：／／blog.省略：en／s／blog_492471c80100cn8h.html

　　[5]吴湘韩，等，体育竞赛优胜者是水货，高考加分为何变腐败温床冲国青年报，2006-06-16

　　[6]李剑平，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冲国青年报，2009-05-15

　　[7]叶铁桥，洪克非，高考状元都是“武林高手”，中国青年报，2010-06-30

　　(8)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www，edu，en／php／diaocha／topic_result，php?topic__id=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