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中国教育之现状

论当今中国教育之现状
  光阴流转，一年弹指挥间，我在大学已经度过大一的时光。不得不说，无论生活、学习是否尽如心意，但这一年的的确确给予了我非常多的收获与感悟。
  在中国非常态的教育体制下，在压抑的高考道路中，我终于算是从桎梏中解脱出来了，缘分所定，让我来到了农大。正借此作文时机，我想我有必要谈谈我对中国教育现状的看法，一吐心中愤懑与忧思。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在人们基本上俨然已能够达到“吃得饱饭”了，但我可不敢说“学生基本上俨然已能达到‘上得起学’了”，试问更谈何其他。没有好的教育，培养不出创新优秀的人才，就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好的企业，就没有强盛的国力，也只有任人压迫与宰割。所以说教育是立国之本。但纵观当今中国之教育，不得不令人堪忧，使我痛心疾首。
  在美国，小学玩着学，中学慢步走，大学快跑；而我们则是小学、中学玩命学，大学悠哉悠哉地“漫走”——浪漫地走。美国的教育是人性化的，是与实践结合很紧的，是充满乐趣的享受型的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是对孩子的摧残。看着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个个目光呆滞，两眼无神，真让人寒心。特别是大学教育，我看中国是一塌糊涂，几乎是放弃了。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我之见，此言甚是中的。中国自满清政府创办大学堂至今日以来，若论其大学的辉煌、黄金时期，当推之为躲避战乱在昆明合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其办学艰难程度自不待言，但大师云集，如：梁思成夫妇、陈省身、金岳霖、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吴宓等等。而且在1938年至1946年，整整八年时间中，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何其芳、任继愈等等。其中中科院院士154人（学生占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成绩斐然，此不累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在破房烂瓦，衣食堪忧，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居然能够有如此成就，难道不令丰衣足食，身处大厦的我们感到惊讶与汗颜吗？
  中国当今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解题高手”，而非“创新人才”，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创造力已经被中国式教育逐步扼杀了。如中科大的少年班就是典型例子，他们毕业出来是很优秀，但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天才”。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等这些如此伟大的企业的创始人都是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啊，而我们中国的企业至今还没有一家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有人说现在流行新四化：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学者奴才化。这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悲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犹在中国当下为甚。当房价不断压榨劳动者的汗水时，当人们价值观变成“唯钱”“唯权”时，当种种道德法律制度缺失时，当某些权力者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教育也不能例外了。
  在此种环境下，我现在已经变得很淡然了。我只想将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尊严地活着，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理应得到的生存资源和一个公民理应得到的社会权利与保障。我希望生存在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抛掉利益与世俗，追求自己的完美。然而，这只是希望......
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只有强了教育，国家才会强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在阅读温家宝总理于今年教师节前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时,一看到“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这句话，就想起16年前在复旦大学接待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当时他自豪地说：“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确实，以色列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占了80%!笔者问拉宾总理：“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确实，以色列对教育的重视闻名于世，它在教育上的年投入占GDP的12%，而且，在以色列建国前25年,希伯来大学就成立了(1925年)，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魏茨曼后来成了开国总统。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地荣获诺贝尔奖，他们都是在以色列的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以色列工作的科学家：其中两位是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成立于1924年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任教授，于200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是以色列第一次在本土实验室内诞生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一位，阿达·尤纳斯，是在成立于1934年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该校教授,获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当年获奖的三位女性之一，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第四位女性。在介绍她的时候，提到她的团队历经了25000次失败，却没有讲她发表了多少SCI文章！这三位科学家获取学位的单位以及工作的单位都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他们都有优秀的工作团队，并得到社会的强力支持。据说，阿达·尤纳斯所在的系共有10位教授(含2位副教授)，其中9位是讲座教授(含1位副教授)，都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在以色列高等院校里不是个别现象。支持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有比金钱更重要的：社会的满意与期望。

相比之下，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三倍；论环境，我们处于60年和平环境，他们则是战火不断；论经费，我国有些大学的年收入已超过他们；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得多，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但是论水平，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我国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他们相比！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国有实力的省市区政府中有几个能与以色列相比？

因此，温家宝总理一再提出问题：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杰出人才？”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就会油然而生!   

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有“真正的大学”

    温总理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载《文汇报》，2007.06.14)。

    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这位人民科学家不仅提出问题，也回答了这一问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与温总理的讲话有一共同点：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要有“真正的大学”。

    在真正的大学里，理应“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2006.11.13)。没有自由发展的环境，没有独立思维，就不会有创新，也谈不上涌现杰出人才。

    如何才能形成真正的大学?这就是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要回答的。有了法规，更需要的是行动。正如温总理所说：“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停留在议论上了，必须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有更大的作为。”(温家宝，2008.04.11)。   

要考虑在9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分流的可能性

    这样，真正的大学就有可能会在中国出现。但是，这仅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在大学里培养出杰出人才，特别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生源，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教育抓起。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杰出人才，1929年时的北师大附中及其校长林励儒功不可没！

    美国一所小学的二年级学生，8岁不到，因在一堂课上提了8个问题而大受表扬。这在中国可能吗？会受老师欢迎吗？其实，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李政道教授对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过评论：重要的是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与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不是答问题。天才的数学家笛卡尔的最大贡献是质疑了知识的系统。大学所以称为大学，就是因为它能培育学生拥有“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的能力。

    要改革基础教育，首先必须改革高考制度，并且，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资；而且还要理顺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职业教育有相当的比例，有其应有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要考虑在9年义务教育后分流的可能性：部分学生直接进中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高中。高中毕业后可进一步分流：部分学生进高等职业学校；部分学生进大学。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就业，可以进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进大学。让学生有可能逐步走上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国家应从体制和舆论上鼓励学生走不同的路，360行，行行出状元，行行受尊敬。   

只有强了教育，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我国在过去6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危机，大家对新上任的教育部长的期望是空前未有的！但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部的事，它牵涉方方面面；回想1977年，我们都会同意：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单靠教育部要恢复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把今天教育的“危”转为“机”，非要有中央领导直接参与并花大力气才有可能；要在中央指导下，发挥省市区地方积极性。只有当各省市区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位置，并在中央与地方的带动下，民间的力量也充分关注教育的时候，世界一流的教育才会在我国逐步形成。

要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是十分敏感而且触及政治神经的问题，这里避开教育体制问题而仅从表面现象进行介绍。
　　现状之一：人虽多，而才少。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这就是嫡传于2000多年前的“升官发财”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中国人才结构的不平横，同时也误导学子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更是吏政腐败的根源！
　　请问当今的学者或官员，有几位有事业心或责任心？有的恐怕多是“名利心”吧！“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也！
　　于是乎各类高校应市场需要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一时间中国大地遍地皆是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却依旧难以寻找工作，甚至不如高中生。
　　这就是商业化中国的必然结果，对于道德的学习或认可基本是否定的，必然是唯利是图，寡情薄义。
　　现状之二：投入低，成本高。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211工程”以来，鼓励地方和民间办校，而那些政府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人却通过“计划外”招生创造收入，试问有几个校长没有名车？再看有几个教育官员没有高级住宅？更有举办所谓的“贵族学校”，这就使得中国基础教育出现“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而中国要维持教育这个庞大的机构，需要的成本十分昂贵。表面上看教育没有被产业化，实际却被商业化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艰难结症所在。这和中国其它国有部门机构改革一样艰难和尾大不掉，因为涉及的范围和利益十分广泛而且里面猫腻甚多，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正视的严重问题。因此“忽悠”的“改革”话题，早就烂在茅厕里面了。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派存在不公平或不公正。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可直接反映在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之上，教师是蜡烛，难道真要“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春蚕，难道真要“春蚕到死丝方尽”？教师是孺子牛，难道就只能吃草，却必须挤出来奶来？在这样“为人师表”的光辉之下，出现教师为了虚名而出卖自己或是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的现象，难道只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为官当权不重视“教育”，这是为官者的耻辱，是当权者的罪恶，是历史的罪人。——口口声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悠”“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变成“追名逐利”或是出“政绩”的“官场作秀”罢了。
　　现状之三：“义务教育”的尴尬。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孩子们应当享受义务教育。可是这义务二字似乎只是落在孩子们家长身上的责任：为了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则必须缴纳借读费、捐资助校费或计划外招生等等费用。所谓就近入学，学校也可以推诿说学生已经收满了，想法帮忙是可以的，那得多交钱。对于普通百姓人家，这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而学生们到底有多大的可选择性呢？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面临择校的问题，上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上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一要看学生的成绩，更要看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对而言，民办学校的收费较高，需要一个家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决定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决定了孩子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
　　高等学校虽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在现代科举制度之下，高校的招生意向仍在客观上影响或制约着义务教育的教学取向。从中考到高考，几乎都是盯着高校的培养人才目标而行动的。这也就是为何近年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的学生增多的原因了！
　　现状之四：高等学院增加，职业学校虚化。
　　随着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各地地方高校迅速猛增，而那些之前是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下变成了高校，似乎一夜之间，全社会都需要研究型或综合性的人才了，重乎虚名而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
　　教育的社会作用应当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而当我们的经济改革发生巨大变革时，我们却缺少实际可用的人才。而学校依旧在传统的科举体制下实现“升学率”为唯一目的，并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学子来“交钱”就读。而实际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那些职业技术学校要么夭折，要么被地方政府收编，成为教育“变相产业化”的工具。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实行校长承包向私有化看齐，实行自负盈亏，还要规定上缴利润。学校商业化“腐败”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商业化的教育难道能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培养出跟多的人才？相反，不过是为了满足这么多孩子们渴望接受大学教育的需要或渴望罢了，对于家长们来说是了却一桩心愿，对于孩子们则是一种希望，而对于社会来说，则是培养了一大群拥有大学“文凭”的高中生而已。
　　现状之五：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虚。
　　中学课程改革，表面上是“教育改革”，实际这只是教学内容的变化，实际依旧是陈腐的老路。我们并不希望能通过“课程改革试点”来“救赎”那些可怜的孩子，毕竟孩子们承载的是我们或国家社会的期待和希望。可是这一“考”的结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考定终身”。孩子心中压力不堪重负，家长心中忧戚苦不堪言。
　　对于学校来说，应试才是重点，至于素质教育，那是可有可无的，至于考试要求，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方式，将会产生出怎样的结果，恐怕这才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价值失落”的根源吧！那么腐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试问有几个官员没有腐败？试问有几个百姓人家没有“贪心”？
　　这种教育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很多，但我们缺人才；我们有一些人才，但却没有理想和责任心；我们有一部分得力干将，可是却不知道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又要发展什么呢？
　　素质教育，只是忽悠世人的幌子，内骨子里依旧和20年前一样。中央一群老者，无论如何也是煞费苦心，只是一味地求得内内外外一片和暖的“和谐”气息，这能是改革吗？实际却是借改革的名，左右逢源地平衡权力矛盾和利益罢了。如此求得的短暂平和，却由此种下“道德沦丧”的祸根，那么“腐败”就是一种自然了！
　　现状之六：我们在教什么？
　　当年文革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后，在后来的30年来，我们注重的是西方传进来的科技知识，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解读则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对于思想文化的教育，如同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一样，缺乏或无知。
　　先前媒体娱乐界的引导，直接从西方文化娱乐的层面对学生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对于热衷于“名利”的中国人来说，那个时期，很有些人都想成为“影视歌星”。而一度出现的各式“超男超女”更是方兴未艾，更多的已经颠覆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
　　于是一个猛然的警醒，才发现先前那些苦苦叫喊的余秋雨、贾平凹等是多么难得和可笑，而后又发现张爱玲居然那么有滋有味，发现易中天、于丹和钱文忠这样一批所谓的文化红人又是多么的可爱可亲。作为媒体转向这方面的报道，是值得高兴一下的，但这只不过是媒体的一种商业行为，“中国四大名著”可以被一群文化贩子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地“拍戏”，能翻出传统的孔夫子、老子、庄子等，也不足为怪！
　　为怪的倒是我们的教育内容中，这样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分析是多么的可怜！这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迷失的根本原因吧！因为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学会反思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听话”地去走那条早就铺好的所谓“仕途经济”之路么？
　　现状之七：校长推荐，抱薪救火。
　　“校长实名推荐制”，这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新视点。其实稍微一分析就知道，这种推荐仍旧有一些前提，只是可以降一定的分数优惠，仍需要参加高考。如此的结果，对于那些“偏才”仍旧是痛苦的事情，而对于那些有优惠条件的学生，相反就可能成为校长腐败的目标。校长腐败，并非个例，在现实中，校长是十分富有的属于权贵阶层的。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对于偏才，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个“校长实名推荐制”仅仅是想打破“唯分数论”而采取的“无用之举”，相反更是抱薪救火，成为中国教育问题欲盖弥彰的把柄。
　　现状之八：学生犯错，教师尴尬。
　　教育部下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第十六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本人以为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多余的。因为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传道解惑，更是教书育人，不然这个为人师表如何为？只是教知识，现在电子技术越来越发达，这样的教师是可以走人的。所谓“诲人不倦”，这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鉴于现实社会风气的变化，一些教师或学生或都学坏了，因此生出许多问题来，学生欺负老师，老师欺辱学生，虽也常见，但还是少数的。相反，必要的思想情操教育和批评教育，这也是学生心理素质成长的必要过程。当然，作为教师，心理教育和思想和教育的素质能力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现状之九：教育是不公平的。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然而现实是不平等的。
　　我们的视角房源一些，进入偏远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们除了教学环境很是简陋以外，教学设施更是稀少，而且山里的孩子们有的衣着依旧褴褛，有的一天依旧保持着吃早晚两餐；再看看城市的近郊，那些农民工的孩子们借读的学校，那是昔年陈旧简陋的校舍，教师更换频繁，学校随时都可能关闭；最后回到城市里，学校被分成全国重点、地方重点和普通学校，还有职业中校，而好的学校里，按学习升学或入学成绩分成竞赛班、实验班、重点班和普通班，而学费就往往按此缴纳，而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享受的却是最低等级的劣质教育。再看看地域差别，生长在北京、天津的孩子，与地方小县城的孩子，命运自是差别巨大；而生长在沿海开放地区的孩子与生长在内地山野的孩子，哪里有可比性？
　　这些不公平，随着社会经济差别的越来越大，将会表现更加明显。当教育与官帽、职称、工资等等联系在一起时，教育总是躲在冷漠陈腐的黑板后面，不见一丝血痕。
　　综上所述，中国的教育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如下：教育商业化；师生金钱化；外语强制化；学习寒窗化；道德沦丧化；学校行政化；高考应试化；文凭腐败化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思想文化的缺失。
　　中国与西方教育比较
　　很多人吹捧西方生活，对西方的教育方式趋之若鹜，有条件者无不自己或将孩子送出国门或移居海外就读西方学校。
　　那么西方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教育思想不一样。
　　我们从美国的教育发展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公立教育还是私立学院，从小学到大学，首先学习的都是各种思想文化，无论是基督教哲学，还是非基督教哲学，除了宗教学院以外，均是可以自由学习的，神学和进化论并存，科学与宗教同在。这在倡导人性方面的确是十分自由和开放的。
　　而这点在于中国教育，除了马克思主义强制性灌输以外，其它的思想几乎是持否定态度的。
　　其次是教育方式不一样。
　　西方教育方式是不给学生画条条框框、不给死板规定、不给千篇一律标准答案。对于大人们本身就质疑的思想或现象，只提供课题思考的方法或路径，而不是强行灌输某种观点。教学是在一种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寓教于参与中接受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知识。同时在师生之间的关系上，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类似朋友的关系。而且教学的课堂并非固定在学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在中国则是强行灌输，采用“填鸭子喂死鱼”的方式，几乎是在学校一步到位的，师生之间有一种相对严肃的长幼关系，而非朋友关系。教育活动的目的完全为应付考试，强调“师道尊严”，采取“满堂灌”和“强迫”的教学方式，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
　　再次是教育的内容不一样。
　　西方教育从小就重视有关人文社会、地理历史、科技自然等方面实际教学，因此很多美国中学生就可以对这些学科内容进行探索或研究。这些外国孩子，生活的更加开心而富于机智和勇敢。
　　在中国，这些研究几乎要到了大学才能开始，而这时后，很多想法已经被禁锢在当年有时教育的思想中了，因此中国大学生鲜有创造力。中国的这些孩子，往往少年老成，没有主见，随大流而往往遇见突发事件而不知所措。
　　第四是教育的目的不一样。
　　从前文阐述的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知道中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毋庸置疑，我们现代的科举教育制度，也正是为了方便教育者的教学管理而制定的一种制度，而不是真正体现邓小平临终倡导的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而是面向“吏政”制度。
　　而美国的教育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但美国人并不反对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之间的辩驳或讨论，同时美国人没有“吏政”史，只有“公务员”。
　　相反，中国“吏政”引进“公务员”，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暗箱行为或形式，毕竟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公招”成功后的风险系数是很大的。
　　第五是教育改革力度不一样。
　　我们明知现代教育有那么弊端，我们却只说不做。我们的教育专家们有堂皇的理由：一是中国贫富差距大、地域差距大，教育资源缺乏、国民素质低，现代科举制度是唯一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社会繁荣的公正的指挥棒。这种鼠目寸光者以牺牲下一代的方式换取自己的仕途的安稳是一种可耻可悲罪恶行径，真是妄为人师的衣冠禽兽。
　　反观西方各国，当西方国家公立学校出现学业和品德方面失衡时，当出现同性 恋之时，很多国家是积极提出解决办法的，比如在美国提倡在家教育或改读教会学员，以家庭之爱和宗教之爱来引导孩子们的思想和行为取向，而不是取缔或反对。
　　现在的中国教育或文化界，要么是胆小的或没思想的所谓教育家，要么便是那些以“大家”身份标榜自己炒作自己，为了博取名利而没有自知之明的所谓文化名人，所谓的文化艺术也变成了庸俗和无聊的物欲垃圾。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几乎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可是我们为何依旧“执迷不悟”呢？因为我们的教育思想为改变之前，一切教育方法或模式的改变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有条件的孩子，自然都希望出国学习，这倒并非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忧患”意识。当年先辈们出国留洋为寻找“拯救祖国”方法，也是一种自发性的。如今的“留学”，之所以那么些人没回来，这些人也并非不想回来，而是回来后，能有所为吗？
　　因此这隐藏在问题背后的东西，我们都能感觉到却无可奈何！——那就是中国“吏政”制度的必然结果。
　　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为实现邓小平临终倡导的“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中国现代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否则中国人将“自掘坟墓“，最终葬送了我们的未来。
　　面对现在农村教育的困境，“两基”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文盲和半文盲的绝对总数依然很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新的“科技文盲”和“思想文盲”等现代文盲将越来越多。而中国传统教育观念落后，这是全社会主体思想意识上的原因，不仅仅是学生、家长或一些人以及人才需求方、教育机构、政府机构等方面的原因。
　　从1980年至2002年底，出国留学人员共有58万人，学成回国留学人却只有15万人。面对现实人才质量和人才结构参差不齐，高端人才严重匮乏，甚至出现高级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这无疑是令国人尴尬而痛心的现实，这和中国教育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应全面看待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和现实的社会基础因素；中国教育机构内部因素和教育系统外部政治环境因素；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问题和现行制度政策的因素等。
　　针对中国教育现状，在此提出如下条意见供大方之家研讨：
　　首先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
　　其次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整顿社会教学秩序。现代社会教学秩序十分混乱，公办与私立并存，而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却差别很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上应该不主张民办学校，即便是民办学校，也应纳入中国教育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制度缺乏灵活性和教条，行政化的管理严重影响了教学思想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和变革发展。
　　四是重视传统文化思想，吸纳外部文化思想，展开学术争鸣和交流，从而在辩驳中找到适合或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西方对于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入侵不仅仅表现为*炮和鸦片，再后来则表现为“大棒”和“美元”，而这些后面带给国人的却是糜烂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当我们不小心误入陷阱时，西方人却抢走了我们的“黄金和白银”，当我们不情愿时，西方人送给我们的是血泪的屈辱。过去历史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西方人这种本质属性——这是源自于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内核所决定的。
　　五是逐步改革中国吏政制度，完全实现公务员制度。中国吏政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敏感问题，2000多年来的政治精髓也在于此，因此要改革，也是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前期引入“公务员制度”，虽然效果不好，但也是一种尝试。在权力面前，除非是权力者本身愿意改革，否则一切改革都是妄言。公务员制度无疑是较为民主的制度，只是在中国，我们依旧缺少这种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环境，现在的公招，大多都是安排“官三代”或“官四代”进入权力部门。而那些相对优秀的“平民”，则需要有某种被“赏识”或“推荐”或其它的关系，方可渐进入政。
　　总之，中国社会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众多的困难与不协调将相互交织，而这些问题的源头无外乎是思想文化和体制机构两个线头。在没有理好线头之前的任何改革行为，都将是艰难的行为。当然，我们只要坚信改革，坚信发展，那么改革虽然难，即便不理线头，我们可以把矛盾逐渐暴露，这样渐进方式，也是可能成功的，尽管很难。
　　中央在西部重庆批准的“两江新区”的改革试点，而重庆提出的修建大量的廉租房的计划可供数十万人买不起房子的人居住，这无疑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思路，这也正是真正体现“城乡统筹”的好路子。“商品房”与“廉租房”的并存出现，无疑这是抑制银行、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暴利”炒作行为的有效方法。而这“廉租房”的管理，无疑又是“社会主义”形式的。重庆提出的这种思路，无疑为中国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如今政府有钱了，完全有能力实现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这应当确定起来，并使之成为“私有化”的反面典范。否则，谁还相信我们是社会主义？谁都知道我们现在走的的国家资本主义，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该思想社会主义如何走的问题了！中央的“五个统筹”的发展观，尽管还没上什到理论高度，但却是十分具体的五个主要矛盾问题。而这“五个统筹”的提出无疑是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政策。
　　这些年来，我们避开思想文化的话题，避开社会主义的话题，我们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真是“韬光养晦”了30年呀。现在我们的方向逐渐清晰明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在院校展开思想文化的辩驳了吧？
　　真是，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多么小心，多么胆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啊！我们不仅怕西方人，实际我们更怕我们自己的迷失呀!而实际我们已经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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