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唐长孺
《晋书》卷九二《文苑传》有赵至。本传可能因袭王隐、减荣绪等《旧晋书》之文，也可能《新晋书》所补。不论是因袭旧文，或是自补新篇，其最重要的根据，必然是嵇绍的《赵至叙》。《嵇绍集》早已散逸，这一篇却在《世说新语•言语篇》注中保存了大部分。此外《文选》卷四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李善注引《嵇绍集》也有几句。《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作《赵至自叙》，那大概是错的。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晋诸公别传》中也有赵至，下注录自《太平御览》卷三八五，今检查《御览》此卷无此条，当是误记，然观其文实是《赵至叙》。至于《艺文类聚》卷三〇所引《嵇蕃答赵至书》，自然也从《赵至叙》中录出。
残缺的《赵至叙》与《晋书》本传互有详略，这是由于《世说新语》注必然有所删节，《御览》等所引更为简单之故，但其中有些异同可能是《晋书》别有所据。
《赵至传》或《赵至叙》的史料价值在于加深了或者是补充了对曹魏士家制度的认识。《晋书》卷九二《赵至传》：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维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昨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示旨师受业。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赵至的出身是“士伍”，在传末也说“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只有从士伍出身这一点上去了解，才能解释以后许多不近情理的叙述。《世说新语》注引《赵至叙》偏偏漏掉“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这两句，但嵇绍原文是有的。
关于曹魏士家制度近人己多论及，这里我不想多谈。简括地说，士就是兵士，兵士及其家庭称为士家。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士家婚配也只能限于同类，寡妇甚至由政府抑配；后来才规定“士”立了功，封了侯，死后其妻免予配嫁。总之“士家”是被认为低贱的特殊阶级。赵至的家庭从代郡迁到缑氏县可能就因为列于士伍之故。曹操时士家都是集中于邺，州郡王国虽也留下一些，但其数恐不多（州郡当然有驻兵，但其家仍在邺）。《三国•魏志》卷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危，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綦峙。习到官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并州当时的割据势力是胡狄部落与兵家。梁习的策略是解散其武装，并一步步地将私家部曲转化为曹政权的军队。发展到兵士家属迁到邺郡时，勇力吏兵成为正式兵士，他们的家庭也成为士家。卷一八《李典传》称典“徙部曲、宗族万三千口居邺”，也是士家居邺之例。到曹丕定都洛阳之后，又曾迁士家于洛阳及其附近。《魏志》卷二五《辛毗传》：
帝(曹丕欲徒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帝遂徒其半。魏时户口甚少，而冀州一州计划迁移的士家就有干万户，当然还不是全部。由此可见士家本来集中于冀州，特别是魏之首都邺郡。赵至的家庭虽然不一定从邺迁来，但他既是士家，那末也很可能当曹王定都洛阳之后以士家身分迁居缑氏。曹魏集中士家之故是为了防止将士叛乱，并强化政府对于割据势力的控制，将本来属于私家的部曲夺取到政府手中。可是在《赵至传》中却没有说他父亲当兵而是说他的父亲耕田。曹魏屯田制度本和汉代一样，有军屯与民屯，但只有邓艾于淮南北实行军屯见于记载，其他区域如何，未见明文。如果以吴国制度来比拟，魏国兵士也应该在平时耕田。《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咸宁元年(二七五年十二月诏：“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着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这虽是晋代
记载，大概那些田兵还是沿袭魏朝。我们看诏书中提到“出战入耕，乃士之常”，可见兵士耕田是普遍的。诏书所述的新城也是河南郡属县，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居于河南郡候氏县的士家也是田兵。传又云：
后乃亡到山阳。求康（嵇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涌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
这一段与《世说新语》注引《赵至叙》互有详略，《叙》云：
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余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焕孙也，至便依之。遂名冀，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
下面嵇康卒后，依张嗣宗事，大约是注文删节，不载。赵至阳狂是为了要游学，游学是常事，其家为什么一定要禁止；他的母亲过去还曾对他抱着像候氏令那样威风的希望，游学为做官阶梯，更没有禁止的理由；即使禁止，他要走便走，何必阳狂?何必炙其身体?走了之后，在邺、在山阳两次改名换姓，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