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研究》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

发布时间：2016-07-07 00:00:0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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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

马拥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一篇公认的重要文献。但对这篇文献的评价，却是一波三折。在第二国际时期，人们对《终结》基本上持正面评价，认为它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一股“非恩格斯化”的浪潮产生了，人们开始把《终结》与“马克思哲学”对立起来，认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了歧路。直到近年，西方才有学者在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差异”的基础上，重新确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一致性。

西方《终结》研究主导潮流的这种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术界重现。有趣的是，对《终结》的否定评价如同以前对它的肯定评价一样，都是基于对《终结》的误解。近年虽然出现了对《终结》较为缜密的研究，从而在逐渐澄清这种误解，但由于对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背后的视界缺乏同情的把握，以致对《终结》研究的综合性成果迟迟没有出现。

由于国外的《终结》研究人们较为熟悉，这里仅对国内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俞吾金先生的《差异》及其相关问题

以前对《终结》的肯定，充分体现在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特别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流行教科书几乎都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开头部分的论述为根据，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判定为“唯物主义哲学”。对此，本文不拟展开。在对《终结》的否定评价中，值得关注的是俞吾金先生对《终结》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比较研究。他在《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以下简称《差异》）一文中，接连提出了三个问题：“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还是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从人的问题着眼，还是从纯粹思想的问题着眼”？《差异》的结论是：在这三个问题中，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本体论维度和人的问题，而恩格斯强调的则是自然界、认识论维度和纯粹思想的问题，这说明“在恩格斯的《终结》和马克思的《提纲》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差异”，不幸的是，“正是恩格斯在《终结》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差异》发表后，在学术界激起了很大反响。针对《差异》的三个问题，王昌英认为：在《终结》中，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是“从实践出发，而非从自然界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既从本体论维度，又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是统一的”；“认为恩格斯的新哲学没有为人的问题留下应有的空间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差异》之所以“将恩格斯与旧唯物主义者等同起来，而与马克思对立起来”，是出于对《终结》的误解。王昌英以“哲学”概念为例，指出，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特指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既然如此，它当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差异》却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算在这“全部哲学”之内，无怪乎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终结》的语境中不算是“哲学”，那么，断言“哲学基本问题”也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恐怕就值得怀疑了。孙和平明确提出：“根据恩格斯的主要思想和论证方法以及马克思的有关旁证，我们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恩格斯对以往哲学的一个总结或终结，并且这个‘基本问题’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中被彻底扬弃了。”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也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超越，这是同一个超越。”换言之，“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看法，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存在“差异”或“对立”。

在《差异》发表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哲学”性质和“哲学基本问题”之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一些阐述。如徐长福提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含两个理论层面：一是以‘哲学终结’为轴心的元理论，二是以‘哲学基本问题’ 轴心的对象理论。”也就是说，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并不是恩格斯本人的观点，而是恩格斯的研究对象——“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观点，恩格斯本人的观点则是“全部哲学”都已经终结了，从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属于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不能等同于“哲学基本问题”。徐的文章发表在《差异》之前，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差异》所谈的关于恩格斯所谓“纯粹思想”的问题。徐长福的看法是：既然恩格斯把哲学的领域分为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思维，而且认为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都已经终结，只剩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显然就都不再属于“哲学”。其中，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固不必说了，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恩格斯的语境中也与“哲学”无关。但马克思主义并不由此就变成了实证科学，而是处于“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

关于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在徐长福之前，侯才早在1996年就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恩格斯全部哲学理论活动的主旨之一就是致力于哲学的科学化”，“恩格斯强调哲学的科学化，其针对性是传统哲学中的非科学性，即传统哲学的作为知识总汇的‘科学的科学’性质以及臆造、玄想的思辨倾向”，但“恩格斯在致力哲学的科学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哲学的特殊本性以及它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职能”，相反，“恩格斯的哲学科学化思想虽然包含实证性因素，但毕竟仍与实证主义持有距离”。

侯才相信，恩格斯的哲学观具有“现代性”。他同徐长福一样，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终结”是指“传统哲学终结”。同时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属于传统哲学而属于“当代哲学”，所以，它扬弃了传统哲学。就哲学基本问题而言，侯才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从认识论角度所作出的一种特定概括，它并不能包摄和代替作为人们实践活动基本结构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于侯才把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终结”看作“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所以他在不同于恩格斯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称为“哲学”，但把它看作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

尽管用词不同，徐长福和侯才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与俞吾金先生不同，他们事实上都认为，恩格斯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证化”，没有把它变成实证科学，因为恩格斯毕竟还为哲学保留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如果以上与《差异》不同的观点都能成立，那么就可以断定，关于恩格斯的哲学观，《差异》存在三个重大误解：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性质的误解，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问题的误解，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实证科学”关系的误解。

要澄清这种误解，就必须对《终结》的全文进行研究。

二、完整准确地理解《终结》

《差异》的三个误解，主要是由于忽略了对《终结》的整体把握。

从布局谋篇看，《终结》第一章主要是论黑格尔辩证法及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哲学；第二章围绕哲学基本问题，谈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之分，特别是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第三章评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说明旧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第四章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扬弃。因此，《终结》的大致内容可以概括为：黑格尔、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前三者谈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第四章谈的却是与“哲学”根本不同的“世界观”。那么，贯穿整个《终结》的主线是什么呢？王昌英根据《终结》全篇的结构安排，提出，“当恩格斯打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实践的概念无疑早已牢牢地植根于他的脑中，并成为他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内在的逻辑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把《终结》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断章取义地截取其中某些字句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践’正是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认真研究《终结》，我们发现确实有这样的“内在的逻辑”、“贯穿全篇的主线”；但这要在关注徐长福所说的“元理论”层面时才能发现，如果关注的是“对象理论”层面，这种“内在逻辑”和“主线”极容易被忽略。阅读马克思的《提纲》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整个《提纲》都是明确地围绕“实践”概念展开的。借用孙和平的讲法我们可以说，导致《提纲》和《终结》这种表面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践观点在《提纲》中是“主题化”了的，而在《终结》中却是非主题化的、隐藏着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差异”决不意味着他们基本观点的对立。相反，通过对《终结》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在实践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

孙和平分析说：在《终结》的第一章，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之间的内在矛盾，并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对待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作用，但是，恩格斯真正想要表明的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真正的、实际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只是简单地将黑格尔抛在一边，而没有将黑格尔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形式拯救出来并赋予新的内容。什么新内容？孙和平引用了《终结》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将全部哲学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因此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根据这句话，孙和平断定：革命的实践就是这个“新内容”。跟1848年革命一样（但是更加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批判的、实践的力量，它本身不属于“全部哲学”。而《终结》的最后一句话，“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则表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性、实践性。

在《终结》第二章中，恩格斯不仅从认识论角度反驳了不可知论，而且跳出“哲学”，从实践角度研究了近代哲学的发展。他明确地说：“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第三章中，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实践的。他明确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这是因为，费尔巴哈反对“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即反对从实践角度去考察。至于第四章，则完全是对实践观点的正面阐发。

把握了实践这一条隐含在《终结》中的主线，就可以理解《差异》对《终结》的三个误解。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性质问题。仔细地阅读《终结》第一章，就可以看到，恩格斯明确地说，到黑格尔为止，“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已经“完结了”。前面引述了恩格斯在第一章末尾的话：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是紧接着这段话，在第二章开头，恩格斯提出了“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既然全部哲学都已经随着黑格尔“终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就不再是“哲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所以，恩格斯在第四章开头才说，青年黑格尔派“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对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派别“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但这里的“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而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在这一章的结尾，恩格斯对此作出了解释。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很明显，恩格斯认为原来意义的“哲学”有三个领域，即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思维，前两个领域变成了“世界观”（自然观和历史观），只有第三个领域还可以勉强称为“哲学”。

如果嫌《终结》说得还不够明白，可以参考一下恩格斯其他的哲学著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由于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当他说“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的时候，其中蕴含着两点结论：第一，世界观不等于“哲学”，第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哲学”，恩格斯不称“哲学”，这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准确地说，恩格斯所称的“哲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旧哲学”或“近代哲学”，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新哲学”或“现代哲学”（“当代哲学”）。因此，随黑格尔“终结”的只是旧哲学，而不是哲学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前面说徐长福的文章和侯才的文章“用词不同”但“基本观点一致”，原因就在于此。

下文我们将看到，划分“作为哲学”的哲学和“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并把旧哲学归入前者、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归入后者，或许可以避免由用语的分歧带来的误解。但不管如何用词，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既然“全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关，“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学术界发表过大量不同的观点。前述侯才的文章代表了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恩格斯明确地把自然、社会（人）和思维规定为哲学的对象，同时，又把这三大领域区分为‘现实的对象’和‘观念的对象’异形同质的两个‘系列’并将其理解为物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现实根据表现在：自然和人本身的变化均源于人的活动，而正是这种变化，构成‘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界”和“社会（人）”是“现实的对象”，“思维”是“观念的对象”，两个“系列”的对象间体现的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但两个“系列”又都统一于实践。既然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侯才的看法是：在恩格斯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理论的方面或认识论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是实践论的方面。前一方面是表现了两个“系列”的关系，后一方面则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均源于实践。

侯才的做法体现了恩格斯的“扬弃”思路。与侯才相反，有的人提出了“完善”的思路。这种思路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基础，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内容上更完善、更丰富。例如涂大杭的看法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内容应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三个基本方面应是：思维能否改造现实世界即世界能否能动发展的问题”。张妮妮则主张“根据哲学的最新发展情况，将思维对存在的价值关系问题包含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内”。 “完善”的思路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但因为它能够自圆其说，所以为颇多的研究者所赞同。甚至连孙正聿这样的著名学者都坚持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对《终结》第二章的误解之广可见一斑。

《终结》第四章末尾的一段话，不少人把它解释为“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科学化”。全面地把握恩格斯的观点，我们会发现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主要是指思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指辩证法的终结，不是指理论思维的终结。因此，在紧接着第四章末尾的话而来的《终结》最后一部分，亦即全篇的结尾部分，恩格斯明确地说，“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什么样的实践呢？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实践。用恩格斯的话说：“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随着这种实践的发展，资产阶级失去了“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理论”非他，就是指辩证法。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却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费尔巴哈没有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但他们的唯物主义“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抱一种实践的观点，黑格尔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由此被接过来了。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第一个方面所作的回答（因为那不能把它和旧唯物主义分开），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要求按照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和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产生情况去认识；作为方法论，它是唯物辩证法，要求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为什么资产阶级会失去辩证法的“理论兴趣”呢？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现存制度的肯定方面。这就回到了《终结》第一章开头的命题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按照“现实”世界的本来面貌，而是按照它的利益和偏见（“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认识这个世界，因此不再强调“理性”，而是强调现存世界的永恒性，借以维护现存制度。与资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是现存世界的否定方面，它必然把现实世界看作“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它强调的是：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所以，恩格斯在《终结》的最后指出：“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这里，是不同的理论对应不同的实践，而不是不同的“思维”（意识）对应不同的“存在”（物质）。实践是生成中的，理论也是生成中的，它们都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既然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之不同于实证主义所谓的“实证科学”，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把后者称为“狭隘的经验论”，这是十分公正的。

三、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与一致

对《终结》的误解相当广泛，但对被误解的恩格斯，人们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谬托知己，赞同被误解后的恩格斯；有的自作聪明，试图分析恩格斯“失误”的根源。如此种种，叫人哭笑不得。

这里仅举邓喜道和卢太耀的观点为例。他们认为，《终结》一书“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它在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及其本义两个方面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并不是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的产物，而是从市民社会揭示人的生成、实现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种从实践活动来理解感性世界和人的生成、存在、发展和解放的新哲学。恩格斯的误解根源于他直观的反映论和物质本体论的哲学观。只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稍有了解，就会看到，并不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而是邓喜道和卢太耀误解了恩格斯。如果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差距如此之大，他们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并展开密切的分工和协作呢？

其实，即使是“主要研究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差异”的A·施密特也不得不承认：“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止，要讲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观点的不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们才“在著述思路上部分地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试图‘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即经济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与此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法的范畴，去解释以既成形态存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因此，A·施密特也“仅限于举出恩格斯晚年的若干形而上学的基本命题，从中得到批判的主题”，而不是对恩格斯的观点展开全面批判。

且不论施密特所谓“基本命题”对恩格斯来说是否真的那么“基本”，以及“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是否如施密特所理解的那样与实践无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根本不是这样）；至少施密特还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观点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既然如此，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就只能视为“晚年恩格斯”与“早年恩格斯”的对立。施密特正是这么看的。他评论说：“恩格斯早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不得不批判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对立起来’。可是他自己晚年的哲学也免不了要遭到同样的批判。这种自然观愈是使自然脱离人的生动的实践，就愈是受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批判。”对比侯才所看到的恩格斯认为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和纯粹思想两个“系列”都统一于实践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施密特把关注点放在“主要研究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差异”，而不是同时研究他们的一致之处，这本身就是一个杰出学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可惜的是，国内学者偏偏抓住施密特的错误大做文章，忽略了他的正确之处。

不可否认，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上确实存在分工。马克思更重视研究社会历史观，恩格斯更重视研究自然观。但他们的研究都是对“他们共同制定的研究费尔巴哈的纲领”（施密特语）的具体化，因此既不存在什么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这一点施密特看到了），也不存在什么早期恩格斯和晚期恩格斯的对立（这一点施密特没有看到）。至于把早期马克思和晚期恩格斯对立起来的观点（绝大多数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学者都跳不出这一范围），更是一种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把握而产生的偏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毫无疑问，五十年代末以后，恩格斯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史”，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人类史”。但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类史”的这一方面，正如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自然史”的那一方面一样。恰恰相反，恩格斯在《终结》的一个注中专门说明，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几个“专门的领域”之一，而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甚至明确地举出了这些“基本指导思想”的领域：经济和历史领域。

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实践观点，倒是不时地（如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流露出这种观点，正如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唯物主义观点，而是不时（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流露出这种观点一样。既然我们承认在恩格斯晚期的著作中，实践是非主题化的，那么，期待他像在主题化的研究中那样，处处谈论实践观点，当然是会失望的。怎么能要求恩格斯到处谈论他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呢？

A·施密特从《终结》被恩格斯删掉的部分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无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然后评论说，这与马克思的立场相比，“意味着倒退成素朴的实在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是在故意挑剔。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界”并不是“素朴实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现实的自然界”。如前所述，恩格斯在《终结》第四章的开头部分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所说的自然界属于“现实世界”，而“现实”，按照恩格斯对黑格尔同一概念的解释，是与“现存”根本不同的，它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为此，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专门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生存条件。”

前面谈到，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这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观点。恩格斯只不过把它应用到自然研究中去而已，并没有背离这种观点。在自然界（自然史）和人类社会（人类史）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从没有试图用自然界“吞并”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没有用人类社会“吞并”自然界一样。那些指责恩格斯的人，先已经误解了马克思。

不信让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

这段话大概任谁都不会产生误解。“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则是“一般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多出来“产生情况”这几个字。这正是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一个把“事物”看作既成的、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把它看作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不能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这正是所有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者们的通病。学者们的看法是：要么把自然归结为历史，要么把历史归结为自然；恩格斯没有把自然归结为历史，所以他把历史归结为自然。可是这种还原论（归结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极力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结构，任何一方面都依赖于其他两方面，因而“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怎么可以认为马克思用历史吞并自然，而恩格斯用自然吞并历史呢？

导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分工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扩大化，进而把他们对立起来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比如，《差异》所理解的“实践”，就主要是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没有把“实验和工业”当作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有的学者坚持实践的形式有“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这样或许可以增进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理解。但要从根本上避免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恐怕仍然要从他们与黑格尔的关系入手。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生成和自我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代之以“人的生命活动”，因此，用“生活”概念取代通用的“实践”概念，或许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恩格斯在《终结》中使用“实践”概念较少，但使用“生活”概念较多。比如，在说明费尔巴哈为什么会陷入唯心主义时，恩格斯认为“由于他的孤寂生活”；在评论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时，恩格斯要求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认识和评价宗教和道德现象；在解释唯物史观时，恩格斯关注的是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