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生计

艰难生计

从上元元年（760）春天到永泰元年（765）初夏的五年里，除了中间一度离开草堂，前往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避乱的一年半以外，杜甫一直生活在成都郊外的这座草堂里。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初次走进成都的杜甫草堂时，你也许会感到十分诧异：一贫如洗的杜甫竟然在成都建造了这么幽雅整洁的一座草堂！其实，当年杜甫建造的那座草堂与现今的这座草堂是天差地别的。如今的这座杜甫草堂，亭台楼阁是这样的精致，树木花草是这样的繁茂，整个环境又是这样的幽美，这是后代的成都人民为杜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因为人民太热爱杜甫了，他们觉得怎么能让我们的伟大诗人栖身在一座屋顶漏雨的破草屋里呢？应该让杜甫安居在一座整洁秀雅的园林里，让他身心愉快地构思那些惊天地、动鬼神的伟大诗篇才对呀！于是历代的成都人民不断地为杜甫草堂添砖加瓦，栽树莳花，久而久之，终于形成了如今的杜甫草堂。其实，当年杜甫栖身的那座草堂是相当简陋的，有时甚至无法为诗人遮蔽风雨，我这样说是“有诗为证”的，证据便是那首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头便推出了在深秋的狂风中摇摇欲坠的草堂形象：“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有一位现代学者说那座茅屋比瓦屋还要讲究，屋顶上盖着厚厚的茅草，所以是“冬暖夏凉”的。但是这种解读分明是异想天开，因为这与诗歌的内容南辕北辙。不要说什么“冬暖”了，才到秋天杜甫全家就冻得难以忍受了：“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如此清晰、生动的叙述，难道那位现代学者竟是读不明白吗？这首诗是杜甫50岁那年的秋天写的，距离草堂落成不过一年半时间，但屋顶的茅草已经不够厚实，狂风一刮，顿现漏洞。天公不作美，偏在此时下起了绵绵不绝的秋雨。雨水从屋顶上渗漏进来，连床上都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杜甫家的布被已经盖过多年，早已又硬又冷，盖在身上像是铁皮。再加上屋漏床湿，一家老小如何捱到天亮！由此可见，虽然杜甫十分喜爱他的草堂，但事实上他的草堂生涯相当艰辛，因为他在经济上格外地捉襟见肘，直到此年冬季高适来代成都尹，到了年底又由严武来任成都尹，杜甫得到他们的接济，才稍解燃眉之急。顺便说一点，由于杜甫身处窘境，此诗的最后一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决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由眼前的真实处境生发出来的感慨。正因如此，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就决不是假话、空话，而是推己及人的合情合理的情感流动。那位现代学者声称这首杜诗中表达的善良愿望皆出虚伪云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古语的现代例证。

那么，诗人在草堂中的实际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据统计，杜甫在草堂里一共生活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260多首诗歌。所以上面的问题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杜甫在这些草堂诗中展现了怎样的生活情形呢？

首先应该肯定，尽管杜甫在草堂的生活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相对于前几年的颠沛流离来说，此时的生活毕竟是比较安定的。当杜甫不需要到城里去与官员们周旋的时候，当杜甫家里暂时有米下锅的时候，他自由自在地在草堂的美好环境中休闲，他无拘无束地与淳朴善良的邻居相交往，他感到由衷的轻松愉快。请看《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是啊，有如此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有如此亲密纯朴的人际关系，杜甫觉得心满意足。即使经济上捉襟见肘，但置身在如此美丽自然的怀抱里，杜甫仍能发现生活中的许多乐趣，请看《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虽然位高禄厚的故人的资助一时断绝，虽然经常挨饿的幼儿脸色凄凉，但是草堂周围的自然环境是这般可爱，翠竹娟秀，红莲清香，使得诗人满心欢欣。他甚至觉得即使贫困以终也不影响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清狂疏放！在这层意义上，远离政治漩涡，也远离嚣喧红尘的草堂，为杜甫提供了一个安宁的避难所，这也许是上苍为了抚慰诗人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而对他特别开恩吧。

然而，小环境是不能脱离大环境的，在兵荒马乱的大形势下，成都这个天府之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外桃源。在杜甫旅居蜀中的五年中，天下并不太平。安史叛乱的残余势力直到广德元年（763）才基本平息，而且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依然如故。在朝廷中，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专权乱政，党项、吐蕃等外族不断骚扰边境。蜀中地近西部边陲，吐蕃的威胁始终很严重。蜀中山川险要，容易形成割据，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军阀叛乱此起彼伏，杜甫亲身经历的就有梓州刺史段子璋之乱和剑南道兵马使徐知道之乱。所以杜甫在蜀中的五年并不都是安居在成都草堂，他于宝应元年（762）七月送严武入朝而至绵州，适逢徐知道叛乱，乃前往梓州避乱，第二年八月以后又来往于梓州、阆州，直到广德二年（764）春天才返回成都。杜甫在《去蜀》中总结寓蜀经历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在梓州。”事实上他在梓、阆两地度过了一年有半，流寓中又作流寓，真正是萍踪漂泊。加上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诗人不但居无定所，而且惊恐不安。请看他在赴梓州途经光禄坂时的情景：“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光禄坂行》，按：光禄坂在今四川盐亭）这哪是天府之国的正常情景啊。

即使是安居在成都草堂之中，杜甫在物质生活上也过得相当艰难。杜甫在成都曾一度进入严武的幕府，有正常的俸禄收入。但是那段时间总共不过半年，在其余的草堂岁月里，杜甫并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别人的接济。除了严武之外，严武的部下也对杜甫有所照顾，比如梓州刺史章彝，就曾对避乱到梓州的杜甫有所接济。但是靠别人的接济来度日，当然不会宽裕，有时难免朝不保夕，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杜甫在草堂的日子未能免除饥寒之苦，这在杜诗中有生动的记录。请看一首描写饥饿之苦的《百忧集行》。这首诗写于上元二年（761），当时杜甫50岁。诗中先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活泼健壮的情形，而倏忽之间已经老病交加。然后转而叙述眼前的窘迫生活：“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强将笑语”四个字，浸透了多么辛酸的泪水！为了得到当地官员的接济，杜甫不得不陪着笑脸与他们周旋。对于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杜甫来说，这当然是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迫于生计，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这样做。问题在于即使这样做了，也依然难以解决生计问题。请看，杜甫回到草堂一看，依然是家徒四壁，他与杨氏夫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两人是同样的满面愁容。到了开饭时间了，却无米下锅，年幼不懂事的幼儿便在厨房门外愤怒地大声呼叫要吃饭！古代的厨房一般建在住宅的东边，厨房向东开门，所以“门东”就是指厨房门外。这个“痴儿”是在朝着谁“叫怒索饭”呢？当然是朝着杜甫了，因为诗中明文指责他“不知父子礼”。封建时代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长，理应为全家人提供衣食。联想到杜甫在六年前由于幼子饿死而写的两句诗：“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杜甫对于“痴儿索饭”的事情是感到非常内疚的。但是他一贫如洗，束手无策，这正是他百忧交集的原因！

当然，杜甫毕竟是杜甫。即使在如此潦倒的个人状态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正像他在一首咏雨的诗中所说：“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绵绵不绝的秋雨虽然使身居巴蜀的杜甫行路艰难，但他更为担心的却是大唐的军队正在边陲苦战，雨水会打湿军旗！当时吐蕃的军队侵扰唐帝国的西部边境，松州一带烽烟不断，杜甫一连写了《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诗表示对边境局势的关切。当然，杜甫更为关心的依然是民间疾苦。成都平原虽是天府之国，但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加上苛捐杂税的压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杜甫在草堂写了四首诗专咏枯萎憔悴的病树，分别题为《病柏》、《病橘》、《枯棕》、《枯楠》。这些题目相当奇怪，为什么专挑生病的树木为诗题呢？难道说那一年成都平原的林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病虫害？不是的，这四首诗都是寓言式的作品，它们表面上是咏病树，其实都是咏百姓生计之凋零。对此，历代的杜诗注家都毫无异议。比如《枯棕》，清人杨伦说：“此首伤民困于重敛也。……言民穷财尽，直将坐以待毙而已。”（《杜诗镜铨》）那么，杨伦说得对不对呢？证据当然就是杜诗自身：“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啄，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棕榈本是高大繁茂的树木，可是人们割剥过甚，竟使得它比蒲柳更早凋丧。《晋书》里记载顾悦之的名言：“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蒲柳本是典型的容易凋零的树木啊！诗中又明言“江汉人”“有同枯棕木”，这不是指民穷财尽又是什么？

我们的诗圣毕竟是诗圣，即使身处窘境也不会改变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正因如此，杜甫在自家的草堂被秋风吹破，全家受冻难以捱到天明的自顾不暇的艰难处境中，仍然念念不忘天下苍生。他在草堂里发出的那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宏愿，体现着中华文化传统中最可宝贵的核心精神。成都草堂怎么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原因就是其中曾经居住过一代诗圣！为什么我们一走进杜甫草堂便会肃然起敬？原因就是其中曾经跳动过一颗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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