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非经济因素

发布时间：2011-08-26 16:31:1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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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非经济因素

来源：互联网责编：神话世纪作者：张静春时间：2006-07-01 【大中小】

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往往在经贸关系中或隐或现地扮演着一定角色。虽然各国都存在政治对经济的介入，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使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政治权利分散的国家。这既是其“民主政治”的优点，但也为政策制定增加了许多变数。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包括总统和国会、政府行政机构、私人和公共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各州选民等。而且各方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使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不同于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政府可以以较大的自主性做出政策决策。在美国，政府必须同时考虑各方面的声音。政治博弈，例如选举，使各方面的利益“浮出水面”，权力成为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球”，从一个中心移向另一个中心。这样，政府政策就常常表现出：缺乏连贯和一致性；有时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更为长远的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贸易关系的直接介入等特点。
从这个角度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一些看似复杂难懂的问题，其实情便一目了然。即：国内的政治和其他集团利益往往是贸易摩擦的根本出发点。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最典型的非经济因素表现为政治和安全因素，尽管环保、宗教和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政治因素来看，其影响表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利益集团的因素。近年来美国对国内钢铁产业实施的保障条款和对农产品的补贴问题，其实是保护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制造商联盟在2003年成为反对对华贸易的排头军。他们在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中国的汇率和劳动力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但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实际上则代表着美国国内面临竞争威胁、相对保守的制造商的政治利益；其次是选举政治的因素。人们常说，每隔四年中美贸易关系就面临一个敏感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也变得相对多起来。这主要是各方政治派别利用经济问题捞取选票。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在这时就不可避免地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付出代价；第三，是人权等政治命题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直接介入。这种贸易摩擦往往带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例如，虽然2000年国会最终解决了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但是又设置了一个人权委员会，从而使政治对经济问题的介入永久化。这一伏笔成了美国的一个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动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来美国的劳联-产联、制造商协会以中国违反国际承认的劳工标准为由，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是利用人权介入贸易摩擦的又一个例子。
国家安全对贸易关系介入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对华出口管制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虽然从1983年开始，美国把中国从“P”组升级到“V”组，即“友好的非盟国”，但是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一直极为严格，包括范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美国并没有给与中国应受到的待遇。其中：卫星出口被严格限制；核能贸易和合作处于搁浅状态；“军民两用”技术的限制被进一步加紧，包括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设备、具有解码功能的电信设备、CDMA、犯罪控制和检查设备的出口许可被禁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项目被搁置等。此外，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市场准入等各方面也处处体现着潜在的国家安全对经贸问题的介入。
尽管对华出口限制已经为中美贸易制造了不少麻烦，并成为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因素，美国方面却一直拒绝修改其陈旧的出口管制体制。随中国提高工业结构，需要大量进口美国的机器设备、计算机芯片和部件、电信设备等。但是美国几乎禁止所有这些物品的出口。目前奔腾III计算机可以在任何一个电脑店和网上买到，但是美国出口这种微处理器却需要政府的特别审批。美国把中国列在TierIII类，这意味着处理能力超过2000Mtops的计算机不能被出口。而实际上现在计算机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2000Mtops，达到10,000Mtops。
非经济因素介入经贸问题所体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无法不对美国的政治和安全构成挑战。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就成为美国的两难选择。美国政府既希望发展对华贸易，但又要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既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美贸易进一步扩大，这种政治和安全与经济面的冲突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首先，中美经贸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影响到美国国内更多的利益集团。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强有力的竞争者，开放贸易对美国有利，但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不必然保证美国社会人人受益。也就是说，贸易对美国国内不同的人群产生的利弊是不相同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开放贸易的同时，也同时形成保护贸易气候的扩张，这两股力量始终在争夺对外经济决策中的发言权。虽然在以前，有关利益集团可以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置之不理，甚至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但现在，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这些利益集团都迫切要求在外交政策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相互间的较量，极大地增加了经贸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可以和经济挂钩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中国对美国出口与美国蓝领工人生活状况日益下降、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美国的绿色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美国未来的安全挑战等。各方面都希望利用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解决自己领域存在的对华问题。
中美商贸联委会从1983年成立至今的20余年里，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磋商和合作机制。2004年该联委会进一步升级到副总理级。这体现出寻求在经济领域内化解经济问题，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已经成为贸易发展不可不突破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