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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爱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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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爱艳曲
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不少文人的爱好。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就是今天所谓的“快感”。
“畅”——也
冯梦龙编辑的民间小曲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受到郑振铎等民间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驾了顾颉刚、刘复（半农）、鲁迅、周作人这样大名鼎鼎的学术界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借助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发扬光大”。1918年
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叹息道：“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班年轻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干将，他在那篇著名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择。”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色情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掘要的材料”：“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胡适则着眼于文学：文学从国语的

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当然，这类意见只是就理论上言之，我想真正的原因，应该与古人编《乐府诗集》和《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是一样的，归根结底还是文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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