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风奔逸大雅宗 - 明代蒙阴著名诗人、文学家公鼐

齐风奔逸大雅宗——明代蒙阴著名诗人、文学家公鼐

　　（根据有关资料编撰）

　　江北声名显赫的馆阁世家

　　进士府邸

　　　蒙阴公氏家族是明朝中叶江北地区出现的罕有的“馆阁世家”，所谓“一门五进士，父子双翰林”。公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五世进士”的荣耀，地位显赫，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述，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公氏家族挟其“五世进士 ，父子翰林”声誉，家族子弟代代勤于文采，笔耕不辍 ，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明朝后期政治上的黑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氏家族子弟政治抱负的施展，但也促使他们转向了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工作，挖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潜力。公氏子孙因此提出了具有家学特色的文学主张，成就了其江北“馆阁世家”的巨擘形象。公鼐是其家族中最突出的一位。

　　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今山东蒙阴县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明朝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 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两朝实录副总裁、赠礼部尚书，谥“文介”。

　　公鼐《问次斋稿》

　　在公氏 “馆阁世家”里，从公鼐高祖公勉仁开始，即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五世进士、父子翰林”，成为明朝末期著名的进士家族。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一时彪炳海内。 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以公鼐为最，他也是公氏家族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一位。

　　公鼐远祖，可追溯到元朝的将领公海。 明朝建立后，因公海是元朝将领，被遣送到辽东金州戍边。当时规定，戍边者年过四十，才允许儿子代还。公海有四子，只有最小的儿子公守敬独自冒险越海，代父从军。公守敬之子公先先十五岁时，听说父亲在辽东，思念不已，终于渡海寻亲，在当时传为佳话。后来以“孝行”受到荐举，担任广宗县县丞，从此公氏从“军籍”登上了仕途。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

　　焦竑评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

　　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　

　　王士祯画像

　　清朝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谈》

　　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人杨涟极为钦慕公鼐，杨涟认为公鼐“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 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载，公鼐所著的《问次斋稿》三十一卷，为明万历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版本的《问次斋集》则毁于战乱。近年来，这一说法得到更正。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问次斋稿》三十一卷、《问次斋西游稿》七卷、《问次斋续稿》五卷）进行了点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国语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明万历前期，朝廷馆阁重臣公鼐、于慎行、冯琦、邢侗等诸大家，植根齐鲁文化，倡言革新，倡导雄浑大雅的“齐风”，在在公安、竟陵派“楚风”劲吹中，齐风”着力透出雄浑大稚、真情为宗、自我树立、巧夺自然的深刻内涵；万历后期，王象春（吏部郎中）、公鼒（公鼐弟，工部主事）、李若讷（四川参政）等人主张重开诗界、不袭陈言，诗风纵横放驰，“齐气”奔轶，独立一方；

　　山左诗人讲求学务根本、经世致用，他们倡导宏大雅正、雄浑大稚的“齐风”，而鄙弃公安、竟陵柔靡诗风。同时，地域文化对山左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山左诗人们大多廉直清正，耿介不阿，不纵情于声色，怀抱兴国济世之志，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李攀龙、李开先、公鼐、公鼒、于慎行、“临朐四冯”、王象春、姜埰、姜垓、宋玟、赵士喆等众多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即刚正峻切、雅负性气、疏狂任达，呈现出才气奔轶、兀傲雄肆的“齐气”。

　　清《蒙阴县志》载：鼐“生有异才，龆龄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名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由于公鼐的特异慧敏，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吏都为之惊异、钦佩，因而把蒙阴由“小邑”升为“中邑”，每届蒙阴得以增加五、六个秀才名额，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公鼐虽然自幼才华横溢、少年英才，但科举、仕途极不平坦，可以说是一生坎坷，饱经磨难。1571年(明隆庆五年)，在他十四岁时，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使他学业日臻精深，十六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已颇显大家风范了。但是好景不长，1577年(万历五年)，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他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从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中，他忍受着父亲遭迫害，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亦不得意，直至1597年四十岁时，才考中举人。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公鼐中进士（辛丑科二甲三十五名），当时，公鼐已经是四十四岁“高龄”了，但是公鼐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改变自己耿直的个性。公鼐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迁国子监司业，累官左春坊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职责给诸皇子当老师。当时皇宫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针，动辄得咎，处境十分困难，在考中进士7年后，秉性刚直、不屑阿谀的公鼐选择“称引疾归”来避世，以此来抗争阴暗的宫廷内斗。

　　1619年，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公鼐以帝师身份被召回京，拜为国子监祭酒。明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公鼐成为辅国重臣，“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光宗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公鼐府第。然而光宗继位不逾一月，就因食“红丸”而丧命。在这场派系斗争中，他持论公允，“秉董孤之笔，疑剖千秋”。

　　明代奸佞魏忠贤

　　光宗驾崩，为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光宗去世，熹宗即位，仍以“两代帝师”身份加封公鼐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詹事。但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遂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鼎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选择称“引疾归”脱离仕途。这位耿介正直的“两代帝师”在魏忠贤专政的混乱局面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只得以选择称“引疾归”来保全士大夫的风骨，这在明朝后期波诡云谲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确属一种无奈。

　　在明后期的历史舞台上，公鼐、杨涟等人就像一颗闪烁而耀眼的彗星，轻轻划过明朝后期动荡不安的历史天空，公鼐以其当朝文学鸿儒的身份保持着自己应有的士大夫尊严，而像公鼐这一批人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正气文明的继承者也是捍卫者，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昂扬起伏的“激浊扬清、为民请命”的正气旋律又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亦增加了一节悲剧美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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