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晋稀先生诞辰100周年

纪念郭晋稀先生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先师郭晋稀先生（1916-1998）诞辰100周年。这几年，我曾和研究生鼎元、志杰一起断断续续地整理先生的遗著《文字学讲义》《等韵驳义》《庄子要极》，打算在先生诞辰100周年之时出版这几部著作。由于我的疏懒，至今没有完全整理好，我深感内疚。在此，我把这几部著作简单介绍一下，算是对先生的纪念吧！

《文字学讲义》最早油印于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任助教期间，时间约1944年2月到1945年3月，当时学校从湖南安化县之蓝田镇迁到湘黔交界的溆浦。1946年先生在桂林师范学院讲授文字学时重新修订，用作讲义。此前几年，先生随杨树达先生（1885-1956）治文字学，每有心得，皆写成短文，交杨先生审阅，或发表在当时的《国立湖南大学期刊》上。“六书”是中国文字学的基本理论，汉代以来，学者对六书有不同的解释。《文字学讲义》继承了清代以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章太炎（1869-1936）、杨树达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常用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其书目录是：一、象形：甲、独体象形，乙、合体象形，附录、象形加旁字（包括“加义旁”“加声旁”和“兼加义旁与声旁”三类）。二、指事：甲、独体指事，乙、合体指事，附录、指事加旁字。三、会意：甲、复体会意，乙、竝体会意，丙，合体会意，附录、加旁会意（包括“加义旁”“加声旁”）。四、形声：甲、同音形声，乙、阴入通转形声，丙、叠均形声，丁、双声形声，戊、对转形声，附录、形声加旁字（包括“加义旁”“加声旁”）。五、转注。六、叚借。由于转注、叚借历来争议最多，故专有《转注说》《叚借说》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目录看，只是一般的讲义，但书中对一些字的解说，颇多新见。由于排印的困难，这里就不举例了。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中曾引用了郭师对一些字的解说，并称道“殊有见地”“亦深具妙悟”，这些新的解释，都写进了《文字学讲义》。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杨树达先生还录有两首诗：“我未识奇劳载酒，喜君妙解独通神。殷勤记取荒山夜，风雨挑灯坐到晨。”又云：“识奇我愧汉杨雄，妙解君真嗣景纯。绝代方言劳作注，两家术业本无分。”杨树达用晋代郭璞（字景纯）给汉杨雄的《方言》作注的事，既述说他和郭师息息相通的师生关系，又称道其的训诂功力。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郭师和他的老师遇夫先生在湘西的深山中，讨论字形字义，传承着民族的文脉，这正如章太炎《新方言序》中所说姬汉民族的文化通过声音文字而得以永续：“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涉升于皇之赫戏，安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在也！”

《等韵驳议》完成于1942年，是在著名音韵学家曾运乾先生（1884-1945）指导下写成的。等韵是南宋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研究汉语发音原理、发音方法和音韵结构的学科，它一般按主要元声的洪细、前鄂介音的有无把韵母分为八等。等韵家之八等，其实就是《切韵》之四呼（开、合、齐、撮），四呼主要是就介音而言，等韵家要强分八等，就不得不牵强附会，把声纽、韵尾混为一体，强为分等。黄侃就曾批评：“等韵之弊，在于破碎”，“今试就寒桓类音质之，如寒（开）桓（合）贤（齐）玄（撮）四音之间，尚能容一音乎？”《等韵驳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等韵门法的非科学性。第一，《广韵》切语上字，本分51纽，等韵家强使《广韵》之51纽，纳于唐末宋初产生的36字母之中（郭师《最早分出非敷奉微四纽与制定三十六字母作者考实》一文，认为守温只创了30字母——帮滂并明、非敷奉微合为不芳并明，没有娘、床二母，《广韵》每卷后有“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字样，但仅更改了一部分，到《集韵》重唇轻唇之类隔全部分开，故36字母成熟于北宋，当为丁度所初创），所以不能不互相凿枘。第二，声母与韵母之关系，有可以鸿细相配者，有不可以鸿细相配者，重唇与轻唇、舌头与舌上、匣母与喻三，可以相配者也；齿尖与正齿、喻三与喻四，不可相配者也。等韵家强使精清从心邪与照穿床审禅、喻三与喻四相配，只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室操戈，互不相容。第三，知澈澄娘与照穿床禅二等诸母，皆细声也，虽变韵侈音用以出切，正韵侈音并不用以出切。等韵家以此八母列为二等，作为鸿声而不作为细声，是强使正韵弇音之字而就变韵之例，于是以正韵弇音割裂为数等。第四，《广韵》分为206韵，每韵又依四呼不同而分别为数类。等韵家不考《广韵》分韵之理，韵又分类之故，强合数韵数类纳于预定某一图谱之中，故龃龉难入。先生的结论是：等韵家之八等，其实乃削足适履，“削足适履，足既不安，履亦难适，于是设为门法，作为补苴。故等韵之门法，专为等韵谱之不足而设者也”。

这一时期，郭师还完成了《读<切韵指掌图>》《邪母古读考》等论文。《读<切韵指掌图>》曾篇寄给当时西南联大的罗常培先生（1899-1958），罗先生阅读得很认真，并利用两天的时间写出了七千馀言的《拟答郭晋稀<读切韵指掌图>》。罗文开头云：“大作辩证《切韵指掌图》之谬误，其辨析之精密，立论之严谨，能道破数百年来研究是书之蔽塞，诚属难可贵。”然后逐条讨论辨析文章的创见与不足。罗文结尾题署“1943年8月6、7两日作于联大宿舍”，遗憾的是，文章写成后，既未发表，也没有寄给郭先生。直到罗先生去世后若干年，整理文集时，才从他尘封的手稿中发现了这篇文章，收录于《罗常培文集》第七卷。郭师生前也未能看到过这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罗常培先生当时是名满天下的音韵学家，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郭晋稀先生才大学毕业，刚刚进入学术界。一代大师对一位无名学生的文章，如此加以评论，可以说是中国音韵学史的佳话。

《等韵驳议》和《读<切韵指掌图>》皆完成于先生大学毕业后不久。当时，曾运乾、杨树达先生对郭师非常器重。郭师当时也方富于年，才高气盛，敢于质疑传统说法，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所写文字皆掷地有声。著名语言学家马宗霍（1897-1976）曾致信杨树达，称道郭师“真豪杰之士，昌黎所谓信笃道而自知明者，吾辈望尘莫及，但有惭怚。”（见杨树达《积微居朋友信札》，湖南教育出版社）郭师在《读骆鸿凯先生〈语原〉所想起的》一文中写道：“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南辰溪，在安化县蓝天镇，常从骆先生问学。先生每举《文始》为言，或举其《文始笺》说。因为晋稀承先生厚爱，加以年轻气盛，虽未究文字语言原委，累有驳难，先生并不以为忤，反以为独得薪传，每为赞许。我本来从曾运乾师受声韵，服膺曾氏之学，后来初解文字，爱读许书，则是受到先生和杨树达师的启发。”（《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郭师在上古声纽研究方面尤有成绩。1946年，他完成了声韵学力作《邪母古读考》，文章突破了由清一代声类学家毫不区分地从谐声声符的声纽系统来考证文字古读的方法，将谐声音符分为正例和变例，并发现谐声字有从变例发展而为正例者。以此为基本方法，又证之以经传异文异读，旁参联词变化，证明《广韵》中所收并见于《说文解字》的全部邪纽字，上古都读定母。这是继他的老师曾运乾《喻母古读考》（1927）之后，上古声纽研究的一大突破。文章刻印后，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称赞，杨树达、骆鸿凯（1892-1955）曾致函郭先生，热情奖励。骆鸿凯的信云：“顷奉手札，并大著《邪母古读考》，均悉，甚佩。喻邪定三母相通，乃凯研求语根积十余年所悟得者。惟以囿以方音，疑邪从两母古读亦通，是以牵制未能写定。今得足下是篇，以为邪与从无预，论自不刊。”要指出的是，1932年，北京大学的钱玄同教授就著有《古音无邪纽证》，郭师在写本文时没有看到。20年后，郭师见到了钱文，并对两篇论文的同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见郭师发表在1964年第1期的《邪母古读考》）。而1998年第2期《山东师大学报》发表的朱声琦的同名文章，作者可能没有看到郭师的文章，文章中谈了诸多郭师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庄子》是郭师最喜爱的典籍，他对《庄子》很娴熟，33篇几能背诵，文革期间在靖远农场养猪，干活的间隙，他背诵最多的是《庄子》和杜诗。

《庄子要极》是郭师1946年撰写的一部疏解《庄子》的书稿，草成整整70周年了。这部书稿包括正文10卷，逐篇讲解了《庄子》内篇7篇，以及外、杂篇中较为重要的《秋水》、《寓言》、《天下》3篇，每篇为一卷。还有作为全书导论的1篇《叙》，置于卷首，概述了庄子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概括点出《庄子》全书的核心要旨及其思想意义，并指出解读《庄子》的关键方法在于“解譬达喻”，自己创为此编的目标是“探其远情，味之永年，蹢躅屈伸，反要语极”。《叙》的最后，还附有作者自列的本书目录，其中除了10卷正文的篇目之外，还附有1卷《音义》，但书稿中并无此卷内容。

本书的体例，为传统式的讲疏形式，即先列出一段《庄子》原文，底下给出自己的疏解。疏解部分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核定原文的分段和句读，纠正前人失误，给出自己的观点并列出证据；二是对《庄子》原文的校勘，根据典籍中的引用以及相关内容，指出错讹的文字，以及错简、乱简，厘定文意畅通的文本；三是旁征博引，对字、词、句做出既有充分根据、又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训诂；四是引用古今群书，模拟、串讲并发挥文段大意以及通篇主旨。此外，每一卷的开头都有一段总论，从宏观、总体的角度点明本篇的要旨。

本书于《庄子》的讲疏，在原文句读、文本校勘、字句训诂以及义理疏通等方面皆有所创获，且多理据充分的独到之见。以下各举若干例子以见之。

1、核定分段与句读

关于重新厘定分段的例子，如《养生主》篇结尾处的一句“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历来都把此句另起一段，独立为义，但郭先生认为，此句乃承接上文秦佚提出的“悬解”为说，以薪尽火传之喻加以形象化说明，故不应分段，指出：“下文为喻，申成此义，亦秦佚之词。旧解提行分段，未啻。”

改定句读的例子，在全编中有很多，往往在重新断句之后，能够获得更为通达的解释。如《齐物论》里的“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一句，指出断句应为：“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指出“旧注以‘明之’绝句，‘彼’字属下，非是。”句意为“自好声乐言辩以异于人，故欲以所好明人”。另举一例，《大宗师》中颜回向孔子询问关于孟孙才的事：“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先生认为后一句应为“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指出“‘以善处丧盖鲁国’为一句，旧以‘丧’字绝句，误。”旧说“以善处丧”为句，不如改定之后文通字顺、句意通畅。

2、对文本的校勘

校正错简。如《齐物论》：“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郭师指出：“此文疑脱‘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十五字，郭本则衍八字在上文，崔本则衍十九字在下文，可证也。”同样，在下文“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一句下注曰：“《释文》引崔本此下更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也’十九字，此上文脱简而错乱者。”另，《大宗师》里的名段“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言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郭师指出：“此文与上下文气不承，错简耳，宜删。前人（王懋竑）论之也，然不知当在后文子桑户、孟子反一章：‘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指出该段应当放到下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一句之后。

校订错讹字。如根据《淮南子·俶真训》，校订《齐物论》中“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两句各夺一“有”字，应分别为“有未始有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同篇罔两问景的话：“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根据《经典释文》“特操”“本或作持操，当从之，形之讹也”，指出其意为“持操，犹言操守”。《大宗师》中子祀问子舆，子舆回答：“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郭师指出，“鸡”字当为“卵”字之讹，并列举了一系列证据：“下文‘求时夜’即求鸡，故宜作卵，一也；下文‘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与此对文，彼文即言弹，此文当卵，二也。《齐物论》‘见卵而求时夜’一证也；《淮南·说山训》‘见卵而求辰夜’辰，时也。二证也。”

3、字句训诂

郭师对于文字训诂，亦多有新意，而又往往令人信服。例如，对于《逍遥游》中提到的“鲲”与“大椿”，历代注释家皆只言其大或久，而郭师则从文字学入手，指出两者皆是反用小物为大物。引《尔雅》、《礼记》郑注认为“鲲”即“卵”字，即鱼卵，而庄子用来指绝大之鱼，则是体现了《齐物论》“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以性足为大，例之于鱼，“莫大于鲲者矣”。关于“大椿”，认为并非“大椿树”，而指出“椿”与“蕣”通用，而据《说文》“蕣”乃“朝华暮落”，是短暂之年，用此作为“大年”，则“齐物之寓于洸洋自恣以适己也”。又如《齐物论》“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一句，通以“弹”为“弹弓”，而郭先生则从音韵学的角度切入，认为“弹”乃“卵”之音转，俗作“蛋”，即与上句之“卵”字意义相对，又读音相近。

4、对《庄子》义理的论述

《庄子要极》是一部考据细密、辨析精微的朴学典范之作，不仅体现了郭师扎实、严谨的学风，同时也闪耀着真知灼见的思想光芒。书中对庄子思想学说的把握、梳理和发挥，往往独到而令人感到豁然开朗、通明无滞。

关于《逍遥游》的要旨，郭先生认为，本篇在言“养之深浅”，指出：“道无是非，而养有浅深，故道宜冥儒墨名法之争，而养不能无天人、神人、圣人、至人、君子之别。”《齐物论》在于冥道之是非，而本篇在语养之浅深。“《齐物论》在非惠施、公孙龙察察之辨，以为徒惑视听，而齐百家之言。本篇在驳惠施大而无当之讥，以为无用可以为大用，而自鸣其道术之至极。物论既齐，是非因冥，然后天下混同，争端绝矣。内养既深，外患因去，帝县亦解，逍遥物外矣。”并且指出：“注者以为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皮傅逍遥，抑何远于事情”。

关于《天下篇》，不仅认为是庄子自作，而且指出此篇为全书之“自序”，“故庄生之论儒、墨、名、法也，非诽其学之离于道，诽其学之不全于道也；非诽其学之异于人，诽其执异学以异人之学也。列己百家，并而论之，斯其宏旨耳。而自谓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宏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则合天人、神人、至人、圣人为一身，备古人之纯，此《天下》之意，亦全书之旨归也，故殿以为序。”

郭师对《庄子》义理的发挥，体现出明显的儒道调和的立场，并不认为庄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水火不兼容，而是认为《庄子》中的很多地方，恰体现了与孔子的一致。或者也可以说，郭师对《庄子》的解读，带有一定的儒家立场。具体到书中，一方面认为《内篇》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并非伪托生造，而都是有所根据的，而外、杂篇并非出自庄子之手，就多“肆狂辞以诬明哲”了；另一方面，时而引述儒家之说与《庄子》互证，如《天下篇》解释何为“神人”、“至人”，就引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立说。郭师这些观点，明显受了他的老师钟泰的影响。国立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庄子》课是钟泰先生讲授的。而钟泰先生敢于怀疑传统说法，更是给郭师以极大影响。比如，司马迁作《史记》，以老子庄子并称，至刘向、刘歆及班固《汉志》，遂以《庄子》入道家。钟先生认为，庄子为儒非道；《人间世》讲颜回“坐忘”“心斋”之说，则庄子之学，实渊源于孔子，而尤其于孔门颜子之学为独契。而曾运乾先生讲授《庄子》，通辞气，是训诂，更为郭师所服膺。

1991年，我选编郭师的文集《剪韭轩述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郭师曾从《庄子要极》中整理了《读庄札记》一文，其后有一段按说：“公元一九四一年，予尝从曾运乾先生受业，读庄生书，凡所讲授，一一录之。一九四六年作《庄子要极》。今取读旧稿，已经靡烂。予今已老惫，于《要极》既不能不敝帚自珍，尤惧曾氏遗稿由我散失，乃发箧重读旧书，作为札记，既录《要极》中所引曾氏遗说，若一管之见，亦掇拾二三。至于《要极》全文，今亦无暇整理，鼠啮虫蚀，惟有任之。公元一九九一年五月记。”

其实，郭师宏扬曾先生学说是不遗馀力的。1962年，他利用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的时间到中华书局谈曾先生遗著出版事。1963年，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先生专程来兰州，就出版《曾运乾音韵学论著》事和郭师签定了合同，同时还代表刚刚创刊不久的《文史》请郭师整理曾先生关于《庄子》《毛诗》的论说。郭师说，曾先生关于《毛诗》的批语藏在湖南师大，而关于《庄子》的意见主要在他的《庄子要极》和听…课笔记中。于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郭师即整理好了《曾运乾音韵学论著》和《庄子》札记，寄给中华书局。不料，文革暴发，一切皆无音信。《曾运乾音韵学论著》直到1996年才以《曾运乾音韵学讲义》的名字出版，而那篇曾运乾先生的《庄子》札记，再也没有找到。这一年，郭师已是80周岁的老人了，离曾先生去世已是半个世纪。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摸挲70多年前先师的讲义，那些密密麻麻的批语，还有那一绺绺一块块当年的粉笔灰痕，我仿佛触摸到了老师的脉搏，感受到了老师的心跳，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历史场景：湘西南岳荒山夜，风雨挑灯读说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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