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编剧李樯：悲观的天才

《黄金时代》编剧李樯：悲观的天才

“我是悲观主义，但悲观主义不等于消极，是不再奢望什么东西，不再自我麻醉，也不再自以为是。获得了一种正视黑暗的能力。”李樯说，悲观主义就是认清了人生的某种端底。文 | 靳锦采访| 靳锦 丁楠本文首发于《人物》2014年8月号

李樯: 编剧，作品包括《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

冬眠像冬眠的动物偶尔醒来一样，李樯先生闭关写剧本的时候会给朋友打几个电话。后来成为《黄金时代》执行制片人的程育海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当时李樯在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突然打给他说，快写完了，来帮我看一眼。

李樯创作剧本期间会远离所有人，手机大部分时候是关机状态，给人打电话很难得。“我就知道这时候他的想法出来，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做。他需要跟人在交谈过程中获得新的灵感。你得跟他天马行空地聊。”程育海形容李樯思考剧本时“脸会垮掉”，整个人显得沧桑疲惫，想通了开始上手写的时候，好像被吸走的精气神重回身体，又变得和少年一样。“其实我们没有人能给他实际的帮助。”程育海说。《人物》记者撞见了这两种状态。第一次采访是在《黄金时代》宣传期，46岁的李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先是接受了整整4个小时采访，又在录音笔关掉后闲聊了一小时。第二次采访，他已经处于半闭关状态，惦记着手上的新剧本《放浪记》，看上去疲惫又焦躁，不停抽烟，快速喝下了一大杯冰咖啡，这甚至导致了他突如其来的肠胃问题。2008年，李樯已凭《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成为中国认知度最高的编剧之一。导演许鞍华约他写以萧红为主角的《黄金时代》，他没再接别的工作，专心写了3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硬仗，编剧的焦虑在于胜利会被反复清零。“每次怀疑自己写得不太好的时候会找朋友念一段，像面对观众的反应一样，好判断我做的是不是正确。克服了这个作品的怀疑期，下一个作品又来了。”每次等到某个时刻李樯打来电话念东西，焦刚就知道他的精神状态已经高度紧张了。“我们抓紧时间说你能不能出来见见，用各种八卦诱惑他。让他出来放松一下。”焦刚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导演，李樯的挚友，曾在《立春》中出演胡金泉一角。他第一次见到李樯，是2000年参演他编剧的话剧《穷爸爸富爸爸》。演员在排练，闹得天翻地覆，焦刚看见旁边房间里“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写东西”。“小男孩”就是李樯。那部话剧解构了几十部经典作品，焦刚感叹，李樯书读得太多了。认识十几年，他未见李樯松懈，有时约吃饭，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的时候，李樯说，你能不叫我吃饭吗，我还有那么多书没看完呢。“他用另外一个自我控制着自己，强迫自己读书，强迫自己看大量的资料，强迫自己处于一个困境之中。”焦刚觉得李樯很可怜，也很可怕。李樯在《黄金时代》里构建了一个历史时空，让每个角色都对镜头说话，演员又担当了历史的解说员。他在剧本中获得绝对的控制感，酣畅淋漓地剪辑萧红的人生，实验一种大胆的叙事结构。但同时，他必须融进最日常的生活，而日常生活往往是失控的。父亲在那时确诊老年痴呆症，住院期间，李樯每日奔波，倒车、找医生、排队。陪80多岁的母亲看牙，别人不让座母亲就只能站着。琐碎、沉重，他称之为“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以任何选择的意志出现在面前。李樯和父亲也不在一个心理时空了，面对面坐着，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比我还老？”“我在两个时代中间穿梭，疲惫不堪。”李樯说。“他经常会给人游走在刀尖上的感觉。你有时候会非常担心他出问题，因为他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焦刚说。有一次李樯给焦刚打电话，读他刚写的萧红——萧红临终前在医院里，端木蕻良出去了，她侧过脸来。焦刚听得入迷。李樯忽然说，我们家又漏水了。“啊？这是剧本里的一段吗？”“不是，是我家。”李樯的思维并没有虚构和现实的绝对分野，焦刚说：“他没有说剧本部分结束了，我再给你说说我的生活。他是从文学直接扎进了生活。那个思维已经没有缝隙了，就挤在那个地方。”听完一段剧本，焦刚表达了自己的感动。李樯却说：“哎呀，那是我否定的一版，我的新版本已经写完了，下次再告诉你。”电话挂了。“就好像游戏了我一下。”焦刚大笑。朋友们都担心李樯写作的状态“快疯了”，每每这个时候，李樯却都正常得不得了。“你知道他会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因为他在一个崩溃的边缘，命悬一线，但他抓住了这根线。那个力量在那儿拉着他，你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呢，不知道。”

不要半推半就的东西 编剧史航曾是李樯中央戏剧学院的师兄。如今，史航仍对李樯当年的一篇剧本习作印象深刻，李樯把其中一个人物叫“女胖子”，这个“女胖子”因为某件事情而报仇似地吃。“这些话也许现在很平常，但20多年前，我们写东西还琢磨作文腔。他就直接写女胖子，也不是讨厌这个人或喜欢这个人，就觉得用这样的词足以勾勒这样的人。”史航说。史航注意到了李樯创作时的精准，乃至冷酷，但他当时没有注意到的是李樯的军人身份，最早认识李樯时，只看到他老穿着黑大氅，戴黑帽子，头上还有个红五星。李樯入学之前参过军。他成绩不好，又喜欢艺术，于1987年入伍在河南军区当了文艺兵。他总是下基层演出，去县城、矿山或者军营，目睹人们的艰难生活，自己也颠沛流离。李樯说，当过兵的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清醒，“我当兵的生涯，青春的生涯，让我知道生活的本来面目。不是因为你的悲悯，或者你的乐观，你的冷漠，那个本来的面目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我客观地承认它，接受它，描写它。”军队纪律严明，李樯无法忍受事务性的约束，最痛恨每天都要出早操。如今，他阅读和写作都是从下午开始，直到深夜。“军队生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不愿意在一个体制内，促使我选择一种个人化劳动的工作。”这颗种子种下得太早，他没有预见到破土的过程竟然如此漫长。中戏毕业之后，李樯有过两份稳定的工作。他先是被分配到北京战友话剧团，他不愿意写部队题材。两年后转业到家乡河南安阳的文化局做编剧，他不愿意写豫剧。李樯苦苦寻找着写作者可寄托之地，于是重回北京。转业和回北京，两次都主动出走。后来，他在《立春》里写王彩玲，一个生活在小县城却痴迷歌剧的格格不入者，数次折返于故乡和北京之间，“如动物追逐水草”。“我觉得人一生如果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最大的自由和幸运。我不要半推半就的东西。”玉石俱焚——他说——这个词用了两次。凭直觉拒绝了体制，但李樯仍免不了承受从其中剥离的痛苦，以及对于身份的惶恐。当初部队终于同意李樯转业，又发现把他的档案丢失了。在10多天的时间里，李樯坐着不同班次的火车从北京到郑州，到安阳，再到北京，周折往复，他恐惧自己将不属于任何一个被划分的群体。而最后，档案竟然就在北京军区某个干事随手一搁的档案柜上。“就是太古怪了，就像找我自己的身份一样，就这么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到A地，A地说没在，到B地，B地说没接着，到C地，C地也没有见。就ABCD，我就像打圈儿一样就这么找。”19年后李樯说起这段往事时，叙述变得又快又密，“其实你是被一个人很偶然的东西，他却给了你人生特别大的一种教训，可能一个干事随手搁在那儿，他一个简单的动作导致了你整个命运认知的一种特别大的伤害。”“军队生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不愿意在一个体制内”不抱幻想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李樯一直处在失败者的心态，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他会连续睡一个星期不起床，或暴饮暴食，密集地看书和碟。最恐惧的事情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写，不知道是否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而急需纠正。物质生活同样惨淡。从1995年到1999年，李樯接到过一些电视剧的活儿，“全部都是鸡飞蛋打的状态。”他的第一份编剧工作是吴贻弓导演的《陈香梅》，没有署名，因为李樯没电视，他甚至不知道这部电视剧是否播出过。之后，他写过四五十集电视剧本，都没能从投资方那里拿到钱。1999年他跌到谷底，没有赚一分钱。《人物》记者问他，经历过生活困苦，为何不在后来的作品中提供慰藉。他回答，“慰藉不是艺术的终极目的，那样的话，就太贬低艺术了。艺术可以让你有洞察的能力，反讽的能力，自卑的能力。慰藉是比较浅层的能力。更深层的能力是寻找人类普适性的东西，以及个性化与普适性之间挣扎的缘由。艺术与生活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史航评价李樯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抱幻想。精确地刻画，认真地同情，然后不抱任何幻想。”他佩服国内两个编剧，一个是兰晓龙，“很虐心但很积极的天才”，一个是李樯，“很清醒但很消极的天才”。李樯对《人物》说，他不认为自己消极。“我是悲观主义，但悲观主义不等于消极，是不再奢望什么东西，不再自我麻醉，也不再自以为是。获得了一种正视黑暗的能力。”他说，“悲观主义就是认清了人生的某种端底。”李樯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是医生。从他后来写出的剧本《孔雀》中，隐约可见李樯自家的影子。他将这个剧本的内容表述为“我曾经看到过的和经历过的生活”。《孔雀》写了安阳一个五口之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遭遇。他曾在后记里写，主人公们代表了3种人，姐姐是唯美的，理想主义的；哥哥是世俗的，实用主义的；弟弟是悲观的，虚无主义的。剧本里的主人公们都想冲破命运，但却都被命运驯服了。李樯身上也许有这3种人的影子，“人生是个笼子，我们每个人都被关在里面。”他从北京那段失败者岁月中获得的另一种能力是幽默。悲观让他看清现实，他却以自嘲或反讽的态度来解构那个处境。“当一件事情你以一个幽默的方法去说，其实双方都获得释怀，既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别人。”他说，“你会使每个人都获得一种从容感。”李樯的朋友们都提到他的幽默。赵薇对《人物》说：“他要想讽刺一个人或者赞美一个人，库存量是非常大的。”她的司机有时去接李樯，都被逗得肚子疼，于是每次都很兴奋，“哟，樯哥来啦！”然后等着听段子。记者问，即使当年投资方不给钱还会自嘲吗？李樯说：“当然会，他逼迫我成为一个不在乎钱、特别大度的人。我就当那个钱给他养老送终了。”保持距离2013年，赵薇执导、李樯编剧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超过了7亿。这也是李樯的第一部商业大片。他不认为自己从文艺片编剧转型了，而只是将之视为又一次精准的出击。此前的李樯并没有如此“大众”。1999年底，他回到安阳，尽管内心有些落魄，还是试图在父母面前做出成功在望的样子。他准备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他就可以非常坦然地放弃对写作的向往，“有点赌博的心态，成不成就这一把。”2000年大年三十上午，奋笔3个月后，他落下剧本《孔雀》的最后一个字。李樯把剧本递给业内的朋友，很快就有了回音。“有一种拿到驾照的感觉”，他回忆，由此开始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觉得或许可以将写剧本作为职业。投资人袁梅最先介入到《孔雀》的项目中。她当时还没有做过电影，只看了大纲就决定投拍。袁梅形容剧本“很清新，又透着一种古灵精怪，跟我们见到的所有国内传播的电影都不一样”。2005年，顾长卫执导的《孔雀》获得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同时，国内票房过了千万，创了当时文艺片的票房纪录。李樯在剧本《孔雀》的人物小传里把姐姐的角色定位为“这种女人出现在男人面前是不会引起肉欲的，她的美会让男人留在心里作纪念，想不到去享用”。此后《立春》里的王彩玲属于“从来没有年轻过的类型”，“长期的独身生活和精神抑郁导致内分泌紊乱，让她脸颊上布满黑斑和疙瘩。她不得不忽视她的外表，重视自己的内心。”其精确和冷酷，与当年的“女胖子”一脉相承。李樯由之前多年不得志的编剧，一夜之间成了起点最高的编剧。成功来得太晚，李樯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我的喜悦在追求喜悦的路上蒸发了。”他并不是仅沉浸于写作的文人，不回避编剧工作中的现实光谱。他很少将自己完全带入到角色的情感中，哪怕是早期有一定自传色彩的《孔雀》和《立春》，也都刻意保持了冷静的距离。“千万不能因为癖好而写作。”李樯说，如果觉得哪种东西最感人，对别人未必见得。他对自己的作品也没有好恶之情，只看有无写作价值。正如谈到《致青春》时，他说，“它验证了我的大众性。我不只写那种小众的东西，大众的东西依然可以写。”《黄金时代》是另一部文艺片，讲萧红的一生，时代遥远，结构复杂，片长又将近3个小时。《黄金时代》的营销并不轻松。事实上在所有电影之中，只有少数电影针对的是观众超越日常生活的需求。执行制片人程育海记得，开讨论会时，李樯提出宣传的时候最好不要提民国、萧红、爱情故事这类主题，“靠这个观众会进电影院吗？”李樯对《人物》说，他对《黄金时代》票房的期待是“能够收回投资”。在朋友那里，他常开玩笑似地“求票房”。《致青春》上映，他问焦刚，你觉得多少亿？焦刚说，我觉得这个戏怎么也得有三五亿。李樯继续逗他：“就三五亿吗？你不觉得再多点好吗？你必须跟我说，超过5亿，超过5亿。”“像个孩子一样。”焦刚总结。《致青春》票房过了7亿，李樯的兴奋点却已经过去了，下一个任务已经来临。他说编剧最难，一个作品完了，总要回到零再开始写。全世界的奖杯和票房，都不能让他免于下次创作再游走于刀刃之上。“我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写《黄金时代》，他又归零了。主观的，客观的程育海举过一个例子：“比如我和我老婆吵架，我第一反应是生气。如果李樯和一个女人吵架，第一反应是，原来女人吵架是这个样子的。”焦刚见过李樯和人无数次的争论，他会有意识地刺激对方，让对方不断表达。当事人越来越激动，不明白他怎么会这样。但了解李樯的人知道，他其实在观察一个人面对这样情况下的反应和细节，“他有职业化的观察能力”。吵完了，李樯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情，当事人还没反应过来，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斯琴高娃有一场穿大红色连体毛线泳衣下水的戏。她不认同这样的设定，反复向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抗争。“他们都不同意。作者（指李樯）很年轻，还说，就要这样，这样刺激。”斯琴高娃后来对媒体说，她急得都哭了，觉得这段离谱，但最终还是穿上从头包到脚的毛线泳衣下水，毛线掉色，红色在水中晕开。救生员把斯琴高娃从水中捞起，说了句台词：“阿姨你怎么搞的，都例假了还下水啊！”这是电影里最爆笑的段落，斯琴高娃也凭借该片摘得第27届香港金像奖影后。致谢词中，她特地感谢了李樯。李樯认为他需要理性而客观地创作。“每个人都有过自伤自怜的阶段，然后你会进入到另一个自己是自己的他者、自己是自己的旁观者的状态。”即便是对待父母，他也会把他们作为一个对象去观察，没办法无条件地热爱。他不认为任何亲密关系可以替代对这个世界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但李樯在生活中并不是个冷漠的人。焦刚回忆过，一个朋友的父亲去世，李樯四处找人捐款，然后自己把钱送了过去。第二次面对《人物》记者的时候，李樯的精神全在写新剧本《放浪记》上，有些“垮”，但仍努力配合。他问了报道篇幅，然后说：“好多字。你拿到想要的信息了吗？还有什么要问的？我懂得写作的艰苦，其实你写这个稿子非常累的，每一个字都挺累。”李樯喜欢给朋友分享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他买了好多送朋友，身边人几乎人手一套。写《黄金时代》，他“逼着”朋友读了《萧红传》、《聂绀弩传》、《生死场》、《丁玲传》，甚至是不那么有名的白朗的作品。焦刚也觉得头疼：“我真不知道白朗是谁，但就是要找很多东西读。因为当他给你念一段剧本的时候，你要不知道说的是谁，简直怕被他鄙夷。”焦刚最初认识李樯的时候，两人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好歹也是一导演，你还这样说我。我有我喜欢的东西，你凭什么强迫我。”他有几次忍不住，起身就走了。“李樯身边很多朋友忍受不了他直接说别人的问题，我特别庆幸比较早认识他，比较早过了这个坎儿。”焦刚说。像一把刀的刀锋很不容易越过，在主客观之间跳跃是困难的。李樯有意识地提防对任何一边的沉迷。《黄金时代》立意要打破虚构的假定性，强调观察者的位置。现实生活中，他也如此。《黄金时代》写完，片方要估算成片的时间。李樯和袁梅带着剧本到焦刚家里，听他朗读。焦刚在《黄金时代》中饰演黄源，那天他读了整个剧本，将近3个小时。剧本最后，萧红念了一段诗，出自里尔克的《我认出了风暴》。焦刚很感性，“我读剧本像是我过了萧红的一生，”他哭了出来。李樯坐在旁边，连个劝说都没有。见他喘了口气，李樯放下手里的咖啡，说：“别哭了，我们职业一点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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