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死亡之彼岸
——评芥川龙之介《罗生门》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以“新技巧派”著称，擅长短篇小说创作，他的文学生涯虽仅有十年，但他以自己丰富的日本古典文学知识，深厚的汉学修养及精湛的创作技巧发表了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被誉为不可多得的“文学鬼才”。《罗生门》是芥川“王朝系列”作品之一，大正4年（1915）发表于《帝国文学》，其原型取自日本平安时代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发表当初因无评价该部作品的标准而备受冷遇，其后随着文坛自然主义余风消尽，这部极见功力的作品以其深刻的内涵大放光彩，成为至今盛读不衰的名篇。著名导演黑泽明将其改编为电影，融合芥川作品《竹林间》的故事情节，《罗生门》广泛进入大众视野，“罗生门”一词也被赋予新的内涵。
小说刻画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仆人在生存的可能达到极限的环境中心理的转变过程，故事精悍但发人深省，其在时空设定、人物刻画、意象选择和叙事技巧等方面均值得探讨和研究。
小说《罗生门》首先对空间场景进行了确立。空间的具体内容按照传统小说的理解包括自然景物、社会环境、地域环境三方面。自然环境在一个阴沉沉的黄昏，“天不停地下着雨，往日里频繁眷顾罗生门的乌鸦在这凄清的黄昏中竟踪影全无，销声匿迹，只留下斑斑点点的乌鸦粪”，仅有的是伏于红漆斑驳的粗圆桂木门柱上的一只蟋蟀，地域环境限定在位于位于朱雀大道上的破败不堪的罗生门内外，而社会背景则由穷困潦倒的仆人、弱不禁风的老太婆、赤身裸体的女尸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所表现出来，三者交融渗透、互相衬托。破落的罗生门因灰暗的天气和处于生命边缘的人的存在而愈发显得凋敝，惨淡的自然景象因荒败的建筑物和冷酷的人物映衬而更显阴霾，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在如此“聚焦”的时空里显露无疑，读者可以通过狭小的空间窥见整个大时代的封闭、愚昧和自私，使小说的主题得以深化，它们既作为要素存在于文本中，同时又作为象征物暗含于本义中延伸了空间的意义，丰富了空间的内涵。
小说中关于“门”意象的选择充满象征性。自古以来，“门”就一直有着独特的作用与意义，而今更是演变为文学创作中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从地点看，“门”是城内与城外的分界线；从时间上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傍晚时分，即白天和黑夜的临界点，季节则是深秋将尽、寒冬到来；小说描写的人则挣扎于善与恶、生与死之间，是遵从道德的约束还是践踏于道德之上，主人公高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薄暮十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着雨过去”，作品中第一句，主人公“仆人”就登场了，而他所的位置，既不是罗生门内也不是罗生门外，而是罗生门下，象征着“仆人”忽然被动地从社会共同体中脱离，自己原先建立的的自我认识与自我人格的构建顷刻间崩塌，根本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当“仆人”发现门上还有门楼，并有一架宽宽的梯子可以通向楼上之时，他为自己找到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过夜的地方而感到兴奋，此刻的罗生门在渴望归属的“仆人”眼中俨然成为一个可以将自己从更残酷现实中逃离的安全的避风港，可事实上他踏入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世界。登上二楼的仆人看到“老妪拔取死人头发”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后，良心和正义感驱动它冲向老妪将其按倒在地，对于老太婆的“如果不拔死人头发就只有饿死”这一生存观点，“仆人”认为是逃避、伪善的。对他人的批判，最终导致了对自我的叛逆。先前一直处于饿死还是做强盗的犹豫最终明确为选择做强盗。此刻“仆人”获得了新的“勇气”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形成独立的自我存在。罗生门内意味着光明、秩序、正义、道德、人工、安全和生存，而与此相反，门外意味着黑暗、混沌、不正、背德、自然、危险和死亡。在作者芥川的意识中，罗生门其实是一个生存和死亡交错的结果。当时的人们，就在光明和黑暗交错的结界上艰难度日，小说没有采用象征着律令体制的建筑物罗城门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而是以象征着生和死的罗生门为舞台，成功向读者描绘出人心的本质。
《罗生门》虽取材与平安时代，但正如鲁迅所说：“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这离不开芥川在文中采用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具体体现在时间错位的文本引用及叙事视点的选择等方面，这点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戏剧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对“旧记”的多次提及突出了作者“讲故事”的行为，而时间错位的引用则明确标明作者处在一个与故事的发生截然不同的时空，从而对故事的情节形成“间离”。作者不惜牺牲叙事的流畅性而采用这样的手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时间链条的唯一性，向读者暗示另一时空的存在。作品同时采用聚焦的叙事模式以作者的视线展开叙述，于是叙述者就掌握了比剧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要多的信息，从而使叙述带有一种洞悉一切的冷静，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作者的一双冷眼不断地注视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这样充满跳跃感的叙事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两个时空的自由转换，与“以再现过去为目的”的历史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既能意识到故事本身的虚构性，又可以领悟到故事本身蕴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家将最后对老妪伪善辩解的反叛，也是对自身内部道德感的反叛，是对本应与之作战的世俗生活中利己主义的服膺和投降。人生之痛苦就在于无法真正超越人性中的自私心理，这种无法超越才是人生本身。作者在跳跃性的叙述试点与剧情发展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构成了讽喻和自嘲的效果。于是这种“间离”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同时也成为作者复杂人生态度在创作上的外在体现。
叙事的跳跃却并不影响情节、构思的精心与巧妙。“老妪拔取死人头发”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读来毛骨悚然，但却合乎生活的发展逻辑，尽在情理之中，真实可信。老妪揪死人头发是为了明天的口粮，而女尸生前卖假鱼，仆人徘徊于是否当强盗，这些都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所致。作者将发生在罗生门的这一幕作为笔墨的着力点，突出深掘和表现了仆人和老妪包括死去的女主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之间及与所在社会环境的本质联系，从而深刻体现出人们灵魂深处“利己主义”的顽固与悲哀。一旦被利己主义思维所侵蚀，人类最脆弱的欲望被引诱而出，无论是违背道德的行为，还是损害他人的利益，均已成为利己主义者满足自身需求的垫脚石，以求确保自己的心安理得，而这将通往的是永世不赦的地狱之门。
其实，不仅仅是家将，我们所有人都曾经或正在处于这样的抉择与考验之中，这是懦弱与勇气的斗争，在人生无数交错和转折的路口，我们有无限种可能选择要走下去的道路，迷茫与思考过后，是坚守心目中那一片澄静空明之地，还是随波逐流在欲望横流的世间自我放逐至虚无之境。而当我们实质上都身处同一艘欲望之河的船上，关于堕落失足，关于猎奇的代价，关于缺德、恩德、暴虐以及最终的，灵魂的失散，感知与记忆的消失，停止洞察的人有停止洞察的权力，但总有人不会因羞耻而止于即将昭然若揭的真相面前，为人心的希望和幻灭，为人间的纯洁和污秽书写着讣告般的供词，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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