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检索作业
——《诗经·关雎》解读
汉代：采用“传”和“笺”的注释方法。
唐代：《毛诗正义》采用“正义”的注释方法。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
宋代：《诗集传》采用“传”的注释方法。朱熹《诗集传》，以自作解说为主，兼采他人之说，是对传这种注释形式的发展。
《四书章句集注》采用“集解”的注释方法。集解，汇集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的解释，断以己意，以助读者理解。
清代：《诗经原始》主要采用“疏”的注解方法，在对原文进行考据的基础上也注重兼释前人的注释。侧面采用“章句”的注释方法，但主要侧重于辨明章句结构（对单句分章来分析结构），而非全篇逐字解释，而是分句进行总结。
《诗三家义集疏》采用“集疏”的注释方法。对于字词的考证，参考了众多古典著作，如《文选》、《释文》、《广雅》、《说文解字》等，同时引用其他许多学者的观点，归纳出大量例证来解释说明，此外还结合方言的含义来作参考。由对字词的解释阐发出来许多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对于字词含义的考证，会结合比较不同学者、不同著作，最后整合归纳，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1.汉代与宋代都有采用“传”的注释方法，同时宋代的“传”是在汉代的基础增加兼采他人之说的形式。
2.唐代的《毛诗正义》和清代的《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都有采用“疏”的注释方法。但是，《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的“集释”方法更加精确，对于注释的考据更为合理。
1.汉代在使用“传”的注释方法之外，也采用“笺”的注释方法。从而对于原著中隐略不详的部分加以申发，或者记下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作为自己的阅读心得。
而宋代并没有使用“笺”的注释方法。
2.唐代和清代的注释方法都属于“疏”，但是在表现形式各有侧重点。唐代《毛诗正义》采用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诗经原始》的注释大多只是为了“扬弃”，主要的注释是名物考证。依靠原始文献本身的注释来进行合理推论。《诗三家义集疏》的集释部分引用的例证更加充分。
他将自己对具体经义和语境的理解与前人视野和自己视野融合，以追本溯源、以经解经与解喻三种方法为主，注重音、义方面的解释。
《诗集传》的注释重心在：①句子的比兴；②用反切法注音；③字、句的解释；④自己的评述；⑤表达的思想等。
《诗经原始》强调逐字句对于“比兴”手法运用，同时受到清代对于义训诂和名物考据的影响关注名物考据，由诗歌所处的时代背景来侧面推测诗歌描绘的主体。文中也表达自身的思想，但是在[眉评][附录]部分也大篇幅记叙他人的思想观点。
“君子”与“淑女”在先秦时代里，是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称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逑”为匹配之意，即为结合。在道德意义上，地位相当的淑女与君子通过婚姻结合，以此来反应诗人心中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在古代君主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者，同时也是天下人的道德楷模。虽然关雎篇中的淑女与君子并未明确指出是君主与后妃，但他们作为社会的道德楷模，其婚配情况自然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歌颂。因此后来学者在对关雎篇进行解读解释的时候，自然将其往先秦政治伦理体系方向进行解读。王先谦先生的《诗三家义集疏》，对于关雎篇的解读也是放到了君主的角度，其中表现了浓厚的礼乐文化。王先谦先生的解读是站在儒家正统的角度，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和礼乐文化的色彩，而没有将它单纯地理解为一首情诗。
1. 从汉代至清代都注重对于《诗经》逐字句的解释。
2. 丛唐代开始，对于《诗经》的集释和注疏部分逐渐增多。《诗集传》、《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都在前人注释的基础，衍生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自己的评述。
3. 《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中都强调“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过对逐字句的“比兴”的考察，来探讨《诗经》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
4. 《毛诗正义》和《诗集传》都关注音义问题，《毛诗正义》注重音、义方面的解释，《诗集传》注意到反切法注音。
5. 《毛诗正义》的“追本溯源”法和《诗经原始》的“追求原旨”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1. 《毛诗正义》中有经解经和解喻两种方法，是《毛诗正义》中独有的。
孔颖达圆通毛郑两家之说，但又指出，不论对象是后妃还是众夫人，都是王后宫的女人，不善妒、劳苦贤善，是国君的好内助。孔颖达在《周南·关雎正义》中提到“然字所用，或全取以制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类、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这是最早的按“为义”“不为义”将词划分开，他根据词义，结合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将词分为“义类”和“语助类”两大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实词和虚词，是汉语语法学史上实词和虚词的最早划分。孔颖达《毛诗正义》通过不同的训释方式揭示了不同的词类，蕴含着典型的词类思想。孔颖达的“义类”指的就是实词，他在进行训释时，一般是直接指称，很少标明“义类”。往往用“…之称”、“…之名”、“…称”、“…名”的训释方式来指称。
《诗集传》对《诗经》的含义做了新解释，结合了《毛传》、《列女传》和孔子、匡衡的言语。
在释义的结构上，《诗集传》在《诗经》原文中插入用反切法标明的注音，再分句判断其“比兴”，接着解释词句的意思，然后结合之前的注释，最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例如：第一章“关关雎鸠，……君子好逑。”这句的释义：①“七余反”是用反切法对“雎”字的注音；“乌了反”是用反切法对“窈”字的注音……②“兴也。”说明这句使用了“比兴”中“兴”的手法。③关于词的解释，如：“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④“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猬，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列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由词的解释说明了《毛传》和《列女传》中的注释。⑤“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采用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一种注释。⑥“孔子曰”、“匡衡曰”则运用了前人对《诗经》的理解。⑦“可谓善说诗矣。”这类句子个人认为是对其他人理解的评价。
从《诗集传》的内容来看，《周南·关雎》篇第一章，“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并继承《毛诗序》的看法，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关雎》中君子指文王，淑女指姒氏，文王寻找有德行的后妃，宫人感于后妃的德行，为其做歌。
第二章“采荇”中“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朱熹认为具有如此美好德行的人，是世所少见的，如果求之不得，将无法成就君子内置的美德，因此君子忧思不能自已。而女子“采荇菜”源于“后妃之德说”。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上，方玉润以原诗的主旨为最高原则，遵循从原诗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后来人注释的“过分解读”的影响，从而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受到清儒重视名物考据的思想的影响，方玉润也格外重视《诗经》中的名物考据。例如，在《关雎》中关于“后妃之德”的问题，方玉润先直批姚际恒、《小序》和《集传》中“从郑氏”、“宫人之咏文王、大姒”的注释过于主观臆想，缺少客观依据佐证。再通过《关雎》属于《风》篇，而《风》篇皆采自民间，再结合地理、民情风俗、史学、文学多角度分析“后妃之德”的具体含义，从而得出“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的结论。在《集释》部分，方玉润列举了《列女传》、《毛传》、《集传》关于“荇菜”说法认为是“滕妾求于妻”喻其柔的说法表示批判。
在承前人之说方面，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上承朱熹的《诗集传》，但是却有自己的发展见解。他秉持了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客观地分析了《诗集传》的优缺点，高度评价了朱熹《诗集传》的正确注释，但对于《诗集传》中存在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他也一一予以批判，同时根据自身的理解而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诗经》的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雎有幽闭专贞之德，以此引申为后妃之德。后妃处于深宫，地位极高，而责任同样重大，辅佐君主、好合众妾、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对于一位君主来说非常重要。“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由家庭到国家，这是君主的婚姻，君王夫妻的要求，即夫妇为王化之源。王先谦先生对于这首诗的解读，不是简单的年轻男子追求他喜欢的女孩，而是君子求淑女、君主求贤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借庶物以事宗庙也。”“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里的女子采荇菜，有着深刻的礼乐文化背景，荇菜的作用是“以荇菜覆蔓于牲上以为祭品”。由荇菜延伸到了祭祀大典，在祭祀上需要贤妃与君王一起主持。祭祀是国之大事，找到合适的贤妃对于君主来说非常重要，故“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不得淑女，以为己忧。这自然是令人忧愁的，“窈窕淑女，寤寐思服。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其中的琴瑟、钟鼓也是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不仅仅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方式。
《毛诗正义》、《诗集传》、《诗经原始》、《诗三家义集疏》四书的释义，都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来解读，而不是单纯地认为是民歌，从反映民风民俗的角度进行解读。将“君子”和“淑女”放到了政治伦理体系中，即君主与贤妃，所以对于两者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有着深刻的解读。这不仅仅是男子对女子情感上的追求，更是因为君子与淑女双方的道德水平都很高，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双方结合可以恩泽万民，风化天下。君主能够找到自己的贤妃，对于国家的命运，民风的教化都有着重要意义，而求之不得对于君主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而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四家对于《诗经》的解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毛诗正义》对原诗的解读中，对词性有着一定的指向，初步明确了实词与虚词的类型、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对于后世学者的注释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诗集传》在《诗经》原文中插入用反切法标明的注音，再分句判断其“比兴”，接着解释词句的意思，然后结合之前的注释，最后写出自己的理解。对原诗艺术手法的运用进行了赏析，有从美学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诗经》的文学研究上，方玉润以原诗的主旨为最高原则，遵循从原诗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后来人注释的“过分解读”的影响，从而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尊重原著，回归文本，从原文出发，比较参考其他学者的成果，最后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诗三家义集疏》则将以往三家对《诗经》的研究成果汇编到一起，在比较中检验其准确性、合理性，得出较完整同时、较全面的观点。同时也在比较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
结合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到了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同样也认可《诗经》入乐的事实，提出了“《诗》为乐章”的观点。宋代的朱熹将《诗经》中入乐的诗篇性质进行了区分，认为二《南》《雅》《颂》为雅乐，而郑、卫之诗为“里巷狭邪”之乐。“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明瞧之感，弯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孔颖达《毛诗正义序》）他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1、哀乐感应，不独人类有，动物也有，进一步说明“情感”出于自然，从天地开辟之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有了作诗的先决条件并不等于有了诗作，诗作的出现还有赖于其他条件的具备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做了如下解释：“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意思就是说：无论快乐还是哀伤，不要过了度。讲求“中和之美”。中和是儒家对于礼和乐提出来的要求,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中和，是一种圆融的智慧。
书中写道：“愚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雌鸠，挚而有别，……然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圣人们从《诗》中看到了“性情之正”、“声气之和”，并借“雎鸠”的形象进行发挥，垂教世人。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作为圣人的追随者，他进一步发扬孔子的教导，教学生诵读《诗》，理解其中所体现的天理，并用以修养心性。可见，他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在强调教化方面比《毛诗》的作者更进一步。毛亨只强调以后妃之德垂范天下，感化夫妇。朱熹强调的还有心性的修养。治国必先修身齐家,通过对这部分诗的评注，不仅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和谐的封建式家庭的典范，而且制定了一套道德上的规范和评判女性美的标准，来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教化。最后用匡衡的话来总结：“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牟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孔子说《关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在孔子看来，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那么，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节制，一种度。快乐却不是没有节制，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所有的情绪都恰到好处，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中正之美。古人注重仪态，孔子重视礼仪，而关雎所表现出来的，恰好包含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他期望人的生活与感情都是健康、正常的，反对沉溺哀乐、毁伤生命。
孔子曾经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充分说明孔子是肯定《诗经》的价值观念。那么对于作为《诗经》首篇的《关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也自然是正面的。孔子曾说“食色性也”，这说明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人的爱情观念的。另外孔子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庸”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直译为“快乐不是没有节制的，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也就说明孔子是认可《关雎》篇在歌颂追求爱情方面对于“中庸”或者说“度”的把握是合理的。
孔子或者说整个儒家看中“礼”的建立，孔子说“发乎情，止乎礼。”而在《关雎》中由“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都说明追求爱情却不僭越礼节，最后顺利成章地发展为婚姻。这说明《关雎》的爱情观念是符合儒家对于“礼”的追求的。
孔子对这首诗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字义进行解释，“淫”有过度、泛滥的意思。这就是说音乐情感欢乐而不泛滥、过度。“哀”字若理解为悲伤，与全诗的情感基调不合，“哀”还有爱这一解释，可以认为是喜欢这动听的民间诗歌，动听而不伤害正宗的音乐。这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把握好合适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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