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章通过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20-30年代的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进而得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第一，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第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与杜威(John Dewey)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并不予以足够的认同，但却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学者。” 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对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在中国有传播其思想学说的弟子，“五四”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论无疑促进“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
一、杜威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
首先，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就其经验论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真理观尽管在其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且其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及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维五步法的方法论，强调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强调了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其教育学说，则是针砭传统教育而建立的现代教育理论新体系，强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本身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合理因素。 “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利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痼疾。
其次，从中国当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
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时代最强音。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与“五四”新知识界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动、实效的哲学精神，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价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曾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他还说“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
二、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
1、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学制改革过程的关键环节。这次学制改革是一个由全国教育会联合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从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提出动议到1922年最终完成，历时7年。其中，有两次会议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是1919年的第五次会议，一是1921年的第七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1919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举行，杜威出席了该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议案，充分体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该建议案指出：“从前教育，只知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 这里的废止教育宗旨，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本能、个性充分发展的建议案，充分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的“生长论”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1921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会议是新学制草案的决定性会议，时正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抵临会场，着力宣扬实用主义观点和美国优点，“对会议进行，贡献颇多”“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今后全国教育者，实非
浅鲜。”这次决议案确定了6项学制标准，形成新学制的基本框架，为最终形成新学制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2、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一)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 可以说，这几条标准充分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七条中，第(一)、(四)、(五)条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社会和儿童生活的紧密联系。第(三)条则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以儿童为中心”主张的反映。(二)、(六)则体现出实用主义教育民主性思想。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看，新学制“六三三”分段法，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注重天才和特殊教育，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等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明显影响。
(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杜威弟子及其他学者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改造上。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之前，中国的新教育理论主要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后，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运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说明教育问题，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
作为教育思想热烈传播者，杜威的弟子蒋梦麟不仅仅停留在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理阐述上，还十分注意运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对于“学生自治”这一养成学生独立精神和团体生活的自动行为，蒋梦麟看来是“教育即生活”的体现，办学者应给予热情鼓励和提倡。胡适则在治学方法上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显然就是脱胎于杜威的思维五步法。
陶行知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17年归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1919年提出“教学合一”到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陈鹤琴虽不是杜威及门弟子，但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鹤琴191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便从事教育工作，从1919年任南京高
师教授到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再到1940年创办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他不断进行实践上的开拓和理论上的创新。“和杜威一样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把从杜威及其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改造为“活教育”理论。
(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适应儿童个性发展需要和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这些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课程、教材和教法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课程方面，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6大门类，实施综合性课程。高级中学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注重教育生活性及重视儿童个性发展的主张。
在教材方面，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民间团体纷纷建议小学应改用白话文课本，稍后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须用白话文编写。同时期儿童读物大量出版，儿童文学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等。无疑受杜威的平民主义观、儿童中心观的影响。
实用主义对教学法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其突出地体现在设计教学法等教学新方法传入中国并流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根据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所创立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该方法于“五四”后传入中国。首先在江苏一带试行，为俞子夷等大力提倡。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该方法创始人克伯屈访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介绍设计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的推行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传入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五四”以后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最主要影响。其影响深度正如香港教育学教授福斯特(Lancelot Foster)指出“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控制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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