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诸葛亮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诸葛亮的思想与理想主义的儒家学说，与虚无主义的黄老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精于治国，疏于治道；长于理智，短于理性，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为实用主义的典范，是对齐文化体系的继承和发扬。在此，特从地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理清诸葛亮与齐文化的关系，对诸葛亮治国思想的渊源，做一浅显的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

　　诸葛亮祖籍汉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砖埠乡)，阳都古为东夷之地，周武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诸侯一百七十余国，阳都处于齐、鲁、莒之间，国名无考，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弱肉强食，阳都属莒，公元前431年，楚国在吞并了费、郊之后，一举灭莒，对齐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前412—前386年，齐国连续发动了夺取鲁地、向南拓展的战争，以抗衡楚国，《续山东考古录》中考证：这时的“沂州府之莒州、沂水、日照、费县之南境，皆入齐境。”已出土的齐国货币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1957年临沂兰山区水田村出土的37枚齐刀币，1978年临沂城内原地区粮食局门外出土的齐刀币11枚，1989年3月兰山区大城后村出土的齐刀币2100枚等等，表明齐国的势力已到达钙河以北，南涑河以东的广大区域，阳都当属齐国无误。从此被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思想学术界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长期的封建分疆，造成了地域上的割裂，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使各地文化具有了自己的传统，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定型于齐国稷下，依据齐国开国君主姜尚；“囚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兼收并举，造就了其开放型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土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

　　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燕联合韩、赵、魏、秦、楚，以乐毅为主帅，大举伐齐，攻占齐国除“莒”、“即墨”之外的七十余城。齐国的思想文化中心被迫东迁，莒地有幸成为了保存齐文化的最后堡垒。

　　前221年秦灭六国，设天下为三十六郡， “莒”地(包括阳都、诸城一带)属琅琊郡。秦始皇为了实施“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政策，加强思想言论的控制，于前213年“焚书坑儒”，这对民间文化无疑是一场劫难。但秦始皇只是要消灭文化差异，并非要消灭学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明确指出：“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愚民自智，非欲自愚。”齐地的博士见于史书的就有淳于越、卢敖等人；加之秦王朝的短命，焚书之令贯彻的很不彻底，许多民间的诗、书、百家语被藏匿了起来，如孔子壁中书；还有一点，莒地一带地处边捶，统治相对薄弱，如卢敖得罪了秦始皇，隐居在琅琊郡的诸县故山，秦始皇就没有寻找到。上述一切都加大了齐文化存留的机会，使之文化传流不至于断绝。

　　前202年刘邦灭楚兴汉，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国并存的制度，以战国齐楚分界为边界，以南分封其弟刘交为楚国，以北分封其长子刘肥为齐国，阳都为齐国领地。不久，汉惠帝取消了焚书令，各种文化潮流按照它固有的传统，重新滋延开来，这从临沂地区出土的汉初榆荚半两中可以看出，楚地出土的以中穿、较厚、隐起模糊的大篆字体为主，齐地出土的以广穿，薄片，小篆字体为主，应当与齐楚两诸侯国的不同文化有关。

　　前164年，汉孝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在原战国莒地新设城阳国，阳都为城阳国所辖。西汉实行郡国制，郡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而诸侯国的王位则是世袭的。诸侯王全权负责本国的税收、防务，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随意性。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齐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太大，这是因为汉武帝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废黜百家”主要是针对乱国政“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独尊儒术”只是表现在选官取士方面，这项政策的提倡者董仲舒本身就是齐文化的传人，而郡国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力度上是有差别的。1972年长沙马土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竹简，与1974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入土时间同在“废黜百家”之后，却代表了齐楚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反映了地域文化上的差别。

　　王莽篡汉，宣告了儒家理想主义的失败。公元17—18年，“莒”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二次围莒不下，转向中原，临沂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免遭了战争的涂炭，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城阳国的“新朝，割据政权，将城阳国并入琅琊郡，至汉终了。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对儒家思想的反思，思想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齐文化以它原有的姿态，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

　　二

　　所谓齐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只能从现有的文献、遗迹、文物等方面进行把握，1974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先秦古籍及古佚书竹简5000余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曹氏阴阳》等，其中《守法守令十三篇》为文献汇编，收集了《管子》、《墨子》、《尉缭子》等人的著作片断。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集中再现了齐文化的特征。

　　一是管晏的传统。管仲、晏婴均为齐国重臣，其思想对齐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兵家的传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虽曾在吴国做官，却是土生土长的齐国人；《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齐国的大臣，研究兵法当为家传；《尉缭子》的作者，李学勤先生考证：“或说也是齐人。” 《六韬》又称《太公兵法》，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也出于齐人。”三是齐化了的儒墨传统。《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守法》近似于墨子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是齐人依据《墨子》进行的一种再创造，就如齐人公羊高诠释的《春秋》一样。四是阴阳五行传统，如《曹氏阴阳》。银雀山汉墓竹简代表了战国到汉初齐文化的传统，反映着齐文化在西汉前半期的面貌。

　　生于齐地，长于齐文化圈的诸葛亮先祖，不能不受这种“场”的作用。

　　关于诸葛亮的身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介绍：“秦未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县为秦博士卢敖隐居之地，诸葛亮先祖封侯之时，距秦灭亡不过二十余年，一为一县之长，一为大学问家，两人不可能不交往。卢敖又称卢生，所治当为齐学，诸葛亮家族不会舍近求远，不求其传授文化。诸葛侯子孙后由诸县迁徙阳都，郡国相邻，两地相距不足一百公里，而阳都距银雀山汉墓又不到三十公里，这也旁证了诸葛家族所习的当为齐文化。

　　汉宣帝之时，诸葛亮先祖诸葛丰以文才出仕，范蔚宗《后汉书》载：“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文学，名特立刚直。”汉代选拔优秀人才有三种名目，那就是明法、明经、道德。明经不能狭义的理解为通晓儒家的五经六艺。《通考·选举考》记载了西汉末的一次明经选拔，其中说：“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这样诸葛丰以齐学为明经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在诸葛丰的作为中，也不难看出齐文化的烙印，他刺举无所避，冒死上谏，无疑是受晏子“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街伞”的影响。

　　战国降至两汉，为了经邦国，干利禄，家人一人习经，遂传子孙，成为世学的屡见不鲜。诸葛家族传习齐学，居住环境稳定，未受大的动荡的波及，应该是承传有序，后继有人。韦曜《吴书》记载：诸葛亮的哥哥“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也反证了诸葛亮的家学与国学是不一样的。

　　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自出生至十八岁，是人的思想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南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十五岁，一说是在十三岁。无论如何，诸葛亮思想性格骨架的形成都是在阳都，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对齐文化的深深眷恋。

　　诸葛亮自幼受齐文化的薰陶，而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乡的先贤管仲、晏婴，以至于诸葛亮自己经常以管、晏自比，这在《诸葛亮文集》中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国语·齐语》记载鲍叔牙评价管仲说：“治国家不失其柄，”我不如他；诸葛亮《杂言》中则说：“吾心有称，不能为人作轻重。”鲍叔牙说管仲：“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我不如他。诸葛亮《与先帝论刘巴》则说：“若提桴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之议耳。”

　　《史记，管晏列传》评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妾不衣帛。”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说：“今蓄财无余，妄无副服。”对晏婴的“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诸葛亮更是融会贯通，他的《街亭自贬疏》、《与群下教》等篇就反映了这个主题。

　　诸葛亮长于乱世之秋，受任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戎马一生。其治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管晏的“富国强兵，争霸中原。”

　　在治国方略上，他充分汲取了齐文化的传统营养，兼收并举，为我所用。

　　[一]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兵家对诸葛亮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将苑》一书，被南宋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利子之书而附以迁陋之言。”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他面对复杂的局势，每天都要应付处理，没有时间遣词造句，关键的是他把握住了兵家的灵魂。那就是：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对于“时”与“势”，《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中都有论述，诸葛亮深刻地了解：“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所以，他把“知己知彼”，“因势而动”作为了毕生的工作方法。如《隆中对》中，对天下三分形势的正确分析，奠定了蜀国立国的基础；《绝盟好议》，“应权通变，弘思远益。”团结了盟友，解除了东顾之忧，为北伐争取了时间，赢得了回旋余地；《答法正书》，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失为上策。

　　对“权”的运用，诸葛亮的作风与《六韬》里的“慎谋，用财”是一脉相成的。“诸葛一生惟谨慎，”他十分注重运筹，多次强调：“计谋与密”，“思近虑远”。至于用财，他与《六韬》里讲的“农不失时，” “薄赋敛”的思想完全吻合。

　　[二]忠信爱民，节俭力行

　　管晏学说“以人为本，”亲忠为上，提倡节俭力行。管子认为：“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晏婴说：“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诸葛亮身有体会，一生“约已爱民”，面对残酷的战争，诸葛亮认为：“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 《谢贺者》

　　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诸葛亮进一步发挥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 《治人》

　　爱民亲忠是管晏学说之中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晏婴强调：“事君忠，无悔往辞。”诸葛亮则认为：“人之忠，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并做到“许先帝以驱驰，”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管晏忠君爱民，克守节俭，晏子说：“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诸葛亮《临终遗表》则是彻头彻尾的贯彻了这种精神。

　　[三]从谏如流，举贤官能

　　晏子倡导“中听任贤”，反对“愎谏傲贤”。认为：“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上，不强其拙。”只有举贤官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诸葛亮全盘接受了这种思想，认为：“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这样才能做三军的统帅。“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诸葛亮最忧虑的是蜀地民贫国疲，人才难得而易失，以至于事必躬亲，一部诸葛亮集，相当大的篇幅都在谈论人才，评价人才，举荐人才。 “举直措诸枉”耗费了诸葛亮大量精力，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的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才能使蜀国以一州之地与曹操、孙权抗鼎中原。

　　[四]申明赏罚，加强法治

　　管子之学杂糅了礼治与法治，偏重于法治。“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说：贵于得齐，……齐之不得则治难行，”“法不一者不祥。”

　　诸葛亮对管子学说的实质，心领神会并有所发展。他在回答法正时说道：“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并告诫刘禅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法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为了实施以法治国，诸葛亮制定了《蜀科》，并源于管子“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引中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执法肃然，赏罚有信。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可谓杀一人而威震三军，其义自明。

　　齐文化对诸葛亮熏陶之深，影响之大，反映在诸葛亮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在此只能提纲携领理清些头绪和线索，详细的剖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无须赘述。

　　总之，诸葛亮是齐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齐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完全融合前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是齐文化的结晶，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方法上，是民族主义的；在实践上，体现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中华美德。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诸葛亮军事思想的来源和军事著作

　　诸葛亮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战争实践。社会实践包括战争实践，本来不被东汉以家尚经学为传统的儒生所重视，但是自从群雄蜂起、酿成末世之祸以后，这些稽古的儒生便被看成是不达时务的俗士。这时，出现了一批关心时局的士人，风气逐渐改变为谈世事喜说纵横，识时务者誉为俊杰。诸葛亮便是在这一风气变化中涌现出来的俊杰，是新派中的佼佼者。他在荆州学派影响下，养成简明求实、重视时务、淡泊宁静、身体力行的学风。在探讨刘备集团如何发展力量、战胜中国最强大势力曹魏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由于刘备集团实践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以弱胜强，因此这个问题便形成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主题。其次，诸葛亮生于孔子家乡和儒学发达的鲁地，邻近管仲所在的齐地，他的军事思想较多地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影响。他汲取儒学中以“德”为中心的有用思想，扬弃其君权神授、亲亲等级和谶纬妖妄。儒学对其军事思想的影响有两个突出表现：一个是在战争观上，坚持“王者之兵”和人谋取胜。二是在用兵时使用正兵较多，使用奇兵较少，不大善于运用权谋诈术。法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主张以法治军。主要是吸取法家关于明法、富国强兵、敢于从下层选拔人才等思想，而不大用其权、术、势等思想。他的兵学还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广泛影响。他当政后写申、韩、管子、六韬，推荐给太子刘禅作必读教材，说明他取法较杂。历来学者也认为诸葛亮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采诸家，兼收并蓄。朱熹称“孔明学术亦甚杂”，叶适以为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术数，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诸葛亮家乡邻近的齐地，是太公吕尚、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的封地或家乡，是兵学发达之地。这一有利条件便利诸葛亮吸取兵家思想。从军事实践上看，诸葛亮不仅学习了兵家权谋，大约也较全面地精研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记载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由于他的影响较大，“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这造成了诸葛亮军事著作的真伪问题。今考可信者，有《诸葛亮集》中的军事部分。《诸葛亮集》在诸葛亮死后40年开始编辑，是在西晋中书令张华推荐下，由阳平令陈寿奉诏编成。该集24篇，今篇目尚存，文多亡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辑有其军事思想若干条。考《诸葛亮集》篇目中，“南征”“北伐”“计算”“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8篇，显然是谈军事；其他“权制”“综核”“杂言”“贵和”“法检”“科令”等篇，对军事也应该有所涉及。诸葛亮军事著作可信者，还有《诸葛亮兵法》。《隋书·经籍志》注称，“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清人侯康认为：“《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诸葛亮‘兵要’，《御览·兵部》亦屡引诸葛亮‘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亦当出此书。”

　　诸葛亮军事著作可疑者计有：《便宜十六策》一卷，《武侯八阵图》一卷，等。《便宜十六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载《武侯十六计》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附托者所为。按该书第九策《治军》有四句话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三引诸葛亮《兵法》文字发生重叠，第十四策《斩断》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所引《武侯兵法》400余字大略相同，但两处文字都经过窜改，此卷也许是真伪杂糅。《武侯八阵图》，载于《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按诸葛亮八阵图自中唐即失传，宋神宗君臣反复探讨该阵图真相亦疑不能明，此卷显系伪书。此外，可疑的还有宋志所载的诸葛亮《占风云气图》一卷、《兵书》七卷、《兵书手诀》一卷、《文武奇编》（《便宜十六策》的异名）一卷，基本都是托古之作。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指出：“《通志·艺文略》又载诸葛亮《十六策》、《将苑》、《平朝阴符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作《新书》。皆出依托。”其中《将苑》50篇，在中国兵书中最早把为将之道著为专书。清初姚际恒断其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考此书诸家不著录，至尤褒《遂初堂书目》乃载其名，盖伪书之晚出者，…… 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将苑》一书多名。陶宗仪《说郛》作《新书》，明弘治间改名《心书》。《四库全书总目·心书》条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陶宗仪把《将苑》称作《新书》后，又另有一内容全异的《新书》出现。康熙四十四年兵部尚书张鹏编辑诸葛亮文集《诸葛忠武志》，除载《心书》50篇外，又载《新书》14篇，张指出该《新书》“多用七书（《武经七书》）中语”。按张氏所辑《新书》不仅最为晚出，并大量征引《武经七书》，有杂有后世用语，把列阵称为“布阵”，作伪之迹尤其明显。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南)人。父母早亡，与弟诸葛均随叔父诸葛玄先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后赴荆州(约今湖北、湖南)。叔父病逝后，定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且耕且读10年，专注治国用兵之道。

　　时值曹操一统北方，孙权虎踞江东，势力不断发展。刘表和刘璋控制荆、益二州，但无所作为。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图谋独立发展，三顾茅庐向诸葛亮求教。诸葛亮倾心筹谋，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先占荆、益(指今四川及陕西南部)，和抚边裔，内修政治，外结孙权，待时机成熟，分兵两路，令得力将领从荆州取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主力出益州攻秦川(指关中一带)，进图中原，以成霸业。从此辅佐刘备父子运筹、征战，创建并捍卫蜀汉大业。

　　十三年秋，曹操率大军进取荆州，刘备兵败长坂(今湖北当阳境)，退往樊口(今鄂州境)。在此紧急关头，诸葛亮赶赴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同鲁肃、周瑜等劝说举棋不定的孙权与刘备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见赤壁之战)。随后，辅助刘备取长沙、武陵四郡，向孙权"借"得南郡，任军师中郎将，受命督零陵、桂阳、长沙等三郡，清理户口，整顿赋税，保障军需，从而建立了壮大发展、进图益州的基地。

　　十六年，刘备以助刘璋为名，率兵数万入益州，诸葛亮及关羽等留守荆州。年轻的诸葛亮既尊重诸将，又善斡旋，团结共济，使荆州得以稳定。十八年，诸葛亮奉命率张飞、赵云部溯江西上，克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取江州(今重庆)，分兵平定江阳(今泸州)、犍为(今彭山东)、德阳(今遂宁东南)、巴西(今阆中)等郡县，于次年与刘备会师，攻取成都。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完全形成。升任军师将军。

　　二十三年，刘备统军北攻汉中，诸葛亮留镇成都，为前方筹送兵员军资。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任丞相、录尚书事，助其总理军政，显示出杰出才能。

　　蜀汉章武二年(222)，刘备兵败夷陵(今湖北宜昌境)，次年病亡。诸葛亮奉遗命辅佐后主刘禅，封武乡侯，总理军政。深知欲图中原，必先恢复蜀汉元气，遂休养生息，与吴修好，巩固后方。建兴元年(223)，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汉族豪强雍闿及孟获等叛蜀，诸葛亮经充分准备，于三年进军南中。孟获于盘东(今云南曲靖之南、南盘江以东一带)被擒后不服，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攻战为下的方略，将其放回再战，擒而复纵，使孟获等心悦诚服，南中遂定(见诸葛亮进军南中)。又调整南中四郡为六郡，选当地人为吏，举孟获等首领赴蜀都为官，促进夷、汉间交往和南中经济的发展，蜀汉国力为之增强。

　　五年春，诸葛亮为实现隆中决策，乘魏帝曹丕病逝不久，上《出师表》，自统大军10万，进驻汉中，准备攻魏。鉴于蜀汉已失荆州之地，再无条件完全按《隆中对》大胆用兵，因此不用丞相司马魏延出子午道(今陕西安康越秦岭至西安)直攻长安(今西安西北)的建议，按先攻陇右(今甘肃陇山西)、再取秦川的谨慎方略，于次年出师祁山(今甘肃东南部渭水、西汉水间山地)。在前锋马谡擅自改变部署、痛失要地街亭后，退回汉中。后又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收复武都、阴平二郡，再出祁山设伏射杀魏名将张郃 。接着，在汉中大兴军屯，训练军队，运粮储备斜谷口，于十二年春统军进驻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与司马懿所率20万魏军对峙于渭水南，并约东吴同时攻魏。又于渭滨分兵屯田，准备长期较量 (见诸葛亮攻魏之战)。八月，因积劳成疾，卒于军中，终年54岁。谥忠武侯。

　　诸葛亮以擅长谋略著称。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蜀汉政治、军事的总方略，影响及于整个三国时期。他善观大势，坚持联孙吴抗曹魏，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善于治军，强调为将明纪、治军严法，赏罚严明。用兵谨慎，避实击虚，奇正相依。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注重革新军械、装具，创制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后人特别推崇他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其用兵经验，后人集成兵书多卷，大都失传。中华书局辑校的《诸葛亮集》中，汇有诸葛亮存世的一些军事著述。

　　诸葛亮在东汉末年混战时期，躬耕于隆中，探讨治国用兵之道，在《隆中对》中为寄寓荆州的刘备筹划复兴汉室大业的战略。任蜀国丞相时，主持蜀国军事，指挥攻魏战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著录，有文集24篇，10.4万余字，今多已亡佚。《三国志》及唐、宋类书中有反映其军事思想的记述：

　　⒈战略思想。诸葛亮认为，弱者所从事的战争只要是正义的，就可能战胜强者。"据道讨淫(邪伪)，不在众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刘备虽然力量寡弱，但由于据有兴复汉室的正道，信义名闻四海，完全可以赢得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消灭邪伪，实现统一。注重人谋，认为名望低微、兵力寡弱的曹操所以能够战胜袁绍，以弱为强，不仅是靠"天时，"也是靠"人谋"(《三国志·诸葛亮传》)。为发挥"人谋"的作用，建议刘备分阶段实现兴复汉室大业。先避中原之实，击南方之虚，夺取力量薄弱的荆(约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二州，同曹魏、孙吴三分天下。然后据险防守，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修明政治，积蓄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则挥军北上，一路从荆州指向宛、洛，一路由益州出师秦州，钳形攻魏，占有中原。为完成这两个阶段的战略任务，他主张并坚持两弱结盟、共抗强敌的策略。认为孙吴长期据有江东，国险民附，贤能为其所用，与刘备集团有共同抗曹的利害关系，具备充当同盟者的条件。与之结盟，可免除两面受敌的威胁，牵制、分散强者的兵力。否则，两弱结仇用兵，将会顿兵相持，坐而待疲，使强者得志。为实现两弱结盟，主张抓住强者对两弱进攻的契机，对孙吴晓以利害，以必要的让步为代价(如承认荆州被孙吴攻占的既成事实)，"略其衅情"，以"求犄角之援"(《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⒉治军思想。为了用有限的兵力抗衡和战胜大国，诸葛亮主张把建军重点放在提高军队质量上，从多方面增强战斗力。①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认为有节制的部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被打败。街亭失败后，主张精简将士，实行变通之道，强调"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为使蜀军战术胜人一筹，他作八阵图，演练部队。②主张以法治军。认为蜀地过去威刑不肃，失之过宽，应当纠之以严，"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三国志·张裔传》)。强调高级将领既要严于执法，又要以身作则，讲究信用。当部下违反节制导致街亭失守时，他遵循《春秋》古训，勇于承担责任，主动自贬官职。③讲究为将之道。要求将帅志虑忠纯，晓畅军事，为人表率，善于捕捉战机。要求主将与各将领同荣共辱。鼓励部属"勤攻"自己的缺点失误，以求集思广益，事业有成。④重视改进武器装备，改善后勤保障，一方面讲究武器质量，发现质量不好，追究主管者责任；一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力图以技术优势弥补兵力的寡弱。他所改革的连弩，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并以此装备5000连弩士；又发明木牛流马，以节省人力，提高军粮运输效率。为支持长期作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北伐中，在汉中黄沙和前线敌境屯田，建立粮仓，同时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

　　⒊作战指导思想。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其南征，虽然是以强击弱，仍然坚持以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争取服南人之心，为下一步攻魏创造安全可靠的后方。北攻魏国是以一州之地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由于荆州已失，改由一路出兵。反对采用悬危的作战方案，主张安从坦道，十全必克，乘敌无准备或兵力东下、关中空虚的时机出兵，并交替变化各次进军路线，隔绝陇道，动摇敌境夷、汉人民。鉴于远离本境作战，每战力求速决。魏军坚壁不战，企图疲弊蜀军时，改在敌境久驻屯田，以求战略上持久作战。攻城受挫后，转变为以野战为主。每次退却，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长于治军和战略谋划，为时人和后人所称羡。自宋以来，兵书多伪托其名行世，成为一时风气。(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７页）

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１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２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 　　

４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1927.8“八一”南昌起义——1935.1遵义会议）

毛泽东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如何建军、如何作战三个基本问题，它们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初步形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时期。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原则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帮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并先后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武装、参加战争的重要尝试。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随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9月，毛泽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尔后，在井冈山斗争中，提出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1928年至1930年初，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古田会议又明确了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1930年至1931年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形成了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产生，为其后来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

（1935.1遵义会议——1945.8抗日战争胜利）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确立了毛泽东的威信，1945年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并对此做了阐述。

遵义会议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时期。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以及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并经受了战争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建国以来的和平建设时期）

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全国解放战争、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得到全面丰富和发展的时期。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的战争指导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极大的丰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自卫的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等著作和文电中得到充分体现。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战争。指导这场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国防建设理论、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方针、原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

1.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革命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2.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要首先在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逐步加以扩大，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成为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的巩固后方和作战的良好战场，借以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争目的。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同时，也不可忽视城市工作和非根据地的农村工作。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国家必须建设巩固而强大的战略后方。

3.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战争中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重视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尽力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4.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革命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国际同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5.要把武装斗争这种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包括工人的、农民的、青年和妇女的斗争，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等，在总体上配合起来，从一切方面的努力中不断增加革命的战争力量，减杀反革命的战争力量，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面逐步变化，最后达到获得力量优势，战胜敌人的目的。

6.以人民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实行主力兵团（野战军）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主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越地方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执行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的任务；游击队和民兵则是正规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主要执行在固定地区内直接配合正规军作战和保卫地方的任务。三种武装力量分工不同，紧密配合作战，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组织形式。

7.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作战形式。

　　人民军队思想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89页）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

2.这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担负作战这项主要任务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工作，并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3.这支军队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兵权只属于党，决不属于任何个人。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最高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军队中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作为各级部队（分队）的领导核心。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实施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4.这支军队实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军队实施领导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官兵实行进步的政治教育，灌注革命精神和先进思想，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团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并配备相应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和管理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为人民而战斗，而工作和训练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5.这支军队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建立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时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6.这支军队要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不断用现代化的武器和新的技术装备部队，提高战斗力。

7.这支军队要加强教育训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掌握新的技术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要办好各类院校，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

8.这支军队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注重把自己的战争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批判地借鉴中国古代和外国军事思想的有益成分，发展中国现代的军事科学。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在战争力量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法宝。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1.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借以逐渐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

2.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城市和地方的夺取或保守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3.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力求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避打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4.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攻歼目标，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5.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而言，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执行阻击和钳制敌人的任务，在战略进攻阶段主要执行攻歼据守之敌，夺取城市的任务。游击战则应提高到战略地位，它不仅是配合正规战争必不可缺的辅助作战形式，而且在长时期内，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应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主有次，灵活运用，并适时实行以转换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

6.力求主动，力避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应慎重初战。每战须预有准备，立足于能够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力求有胜利把握，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7.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8.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同时注重从作战缴获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装备。

9.把对敌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重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

10.大力组织支援前线，搞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人员和各种物资的动员补充工作及医疗救护工作。

　　理论基础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而形成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现代战争根源，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然而，战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前进了，于是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正义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结合物。军事家不可能超越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去企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使客观物质基础所提供的胜利可能，转变为胜利的现实，人的能动作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认识战争的制胜因素问题上，既要防止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又要防止过分夸大物质作用的机械论。毛泽东指出，从本质上和从长远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反动势力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的条件下，革命人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是能够逐渐转变双方力量对比，最后获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带所谓“盖然性”，然而,战争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不但要求熟识和运用一般的战争规律，尤其要求熟识和运用特殊的战争规律，着眼于特点和着眼于发展,善于按照运动着发展着的战争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法，防止作战指导上不区分时间、地域、性质差别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作战指导要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念,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以局部服从全局。作战过程中，要在周密组织侦察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建立合理的部署，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实际变化，及时修正决心，积极机断行事，实现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运用于作战指导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就是一切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毛泽东以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中国的客观实际，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争指导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战争实践的理论升华,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以脱离实际为特点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品格，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突出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产物，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又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创造。中国革命战争是在若干彼此分割、互不相连的地方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虽然革命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革命力量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在这种斗争环境中，各革命根据地不仅各自创造了适应地区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斗争手段，而且造就了一大批能够独当一面的革命领袖人物。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之中有的同毛泽东一起起草过军事文献；有的参加过重大决策的讨论，其卓越见解被概括于毛泽东起草的军事文献之中;有的发表过自己的军事论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必要的补充。全党、全军和全体革命人民在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宝贵的源泉。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则是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科学体系是由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基本原理、原则而构成的具有不同功能、不同作用，而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基本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认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战争力量的竞赛；战争是一种物质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建军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建军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人民军队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唯一宗旨；人民军队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军队在加强革命化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现代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它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民革命战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总结和提出一整套建立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理论。确立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基本原则；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确定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作战形式；建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国防建设要根据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指导；国防建设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相对和平时期，要实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等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具有不同功能、不同作用，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在这个整体中，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是整个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人民军队理论是建设人民军队的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方式和方法；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是进行国防建设，保卫国家安全，防止外敌入侵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历史地位

１毛泽东军事思想把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２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３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义和影响

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外优秀军事理论，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K.马克思和F.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创立无产阶级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奠定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基础。

列宁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也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指导问题，尤其是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实行积极防御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以及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等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最新财富。

恩格斯曾经指出:“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206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当然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从毛泽东军事思想整个体系中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战争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那些针对当时革命战争实践所作的具体结论,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它们是适用的，超出一定的历史范围，就可能不再适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具体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而机械移用,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也是毛泽东本人所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进一步认识和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广阔道路。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军事实践中继续得到发展。

　　科学含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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