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十连跳原因

富士康十连跳原因:富士康在短短半年内8名员工跳楼自杀、做为一名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的人来说，内心十分的悲痛，我悲痛的不是年轻的生命悄然逝去，而是人死了大家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死？不对症下药，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我在想，谁会是富士康的十连跳呢？　那些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谜，其实这就对了，没有在富士康上过一天班的人，怎么能体会到那些人的辛酸和痛苦。一连串的跳楼悲剧，将这个世界500强的企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聚焦，社会关注，无疑，富士康正经历一个“坎”。愤怒是一种易燃的情绪，尤其在媒介发达的今天，片言只语就能引发海量的传播。作为当事企业，富士康自然要成为焦点，它无奈地承受这一切，也必须承受这一切。

　　跃过这个“坎”的前提，是富士康要以开放的心态正视悲剧。遗憾的是，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忙于程序化的危机公关处理，急于向外界表白员工待遇如何好，工作环境如何人性，如何不是血汗工厂，并普及有关年度人均自杀率的相关知识。这样程序化的危机处理也许能挽回一点面子，但在一连串的生命悲剧面前，再有力的辩解都苍白无力，反而还加深外界疑虑：富士康是否想推卸责任？

　　也许富士康并没有推卸责任的主观意图。在事件发生后，富士康表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比如从五台山请来三名高僧做法事，体现出对员工的心灵关怀。再比如，“九连跳”后，由深圳市副市长李铭带队的调查组进驻富士康，展现出接受政府帮助的意愿。但富士康对媒体选择性接受采访的态度，加重了外界猜测，也加重了自身给外界的神秘印象。在开放的社会，如果不能借助媒体的力量，甚至反而将绝望情绪的传导归咎于媒体，显然无助于摆脱眼下的困境。

　　舆论关于这一悲剧的反思，基本上分三个层次，一是生存层次，如员工待遇、劳动环境，企业可以量力而行，做得更好一点；二是心理层次，由企业管理方式所决定，有报道说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超时加班导致加剧员工心理负担等，这些因素企业可以改进，检讨“有效率专制”的管理模式。

　　而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涂尔干在《论自杀》中提到，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悲剧发生后，启动心理干预是必须的，但心理干预毕竟只是应急手段，由社会传导的一个群体对命运的绝望，再多的心理干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富士康的员工以80后、90后为主力，必须认识到，新一代打工者和他们的前辈不一样了。虽然报酬是重要的考量，但对人生价值的评价不再只满足于报酬，他们更关心发展空间和人的自由与尊严。上升通道被堵塞，对未来的想象被挤压，头顶看得见而冲不破“玻璃天花板”，就会产生形而上的绝望。我们看到，虽然富士康的每一起跳楼悲剧都有具体而特殊的原因，如情感、疾病，家庭贫穷等，但这只是诱因。形而下的痛苦点燃形而上的绝望，个体悲剧情绪就容易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甚至开放的大社会蔓延。

　　富士康也许觉得委屈，比起一些无良企业，已经为员工做了许多，但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员工面对人生的市场也需要提升竞争力。两者都有提升的欲求，在两种欲求相互交织时如何避免出现排斥反应，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相比中国其他企业而言，富士康率先遭遇到这个难题，也就意味着具有一定案例意义，因此，政府、社会、媒体，有必要和富士康一起为这个难题求解，一起想办法跃过这个“坎”。

        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团并不难，只要围绕为什么跳楼的都是一线员工这个问题来分析就能找到答案。　

    　富士康十连跳一、因为一线员工都是90后，从他们生长的年代来说，都没有受到什么苦，心里承受能力都比较差，自尊心都比较强，反抗心理都比较大，不像80后以前的那些人，习惯了逆来顺受，能没有尊严的活着。试问富士康你们把一线员工当人了吗？充其量跟机器没什么区别，是人都会有失误，你允许一线员工失误吗？自己做的每个产品都贴上工号，一有问题马上就找到，不是批评，（说其批评还不如说是骂人确切些）就是变相罚款，说到罚款可能有人马上就会反驳，富士康从来不罚款，那是，等发年终奖的时间你看看是不是比别人少很多，星期天加班不安排你是不是变相罚款？

 　   二、对一线员工的管理没有人性化。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除了装配员工是坐着工作，其它的都是站着上班，而且站着还要标准，我希望想解开这个谜团的人去站一天看看，不说让你工作，就站一天看看，身心是什么感受？还有就是富士康的工作强度很大，强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思想不能开一点小差，要全神贯注到工作当中去。机器是高速运转的，你的注意力当然也要高速关注，一不小心就要出问题。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精神很容易崩溃，跳楼也自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了。　　

        三、一线员工上夜班对身心是一种严重的摧残。白天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如果说还能够承受的话，晚上让你干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你还敢说能承受的了吗？可是富士康就是这样摧残员工的，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一线员工就是两班倒。这样的生活没有规律，生物钟被完全打乱，这种痛苦的滋味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精神几度崩溃，每天精神恍惚，试想那些90后怎么能承受如些非人精神折磨。

　　四、一线员工从学生到工人其实是一道坎，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关心和引导的。学校和工厂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地方。很多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在学校思想有包袱可以找老师去谈心和诉述，在工厂那些领导出了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不去管你思想有什么问题？在学校犯了错误老师给你指出还给你改正的机会，在富士康从来没有，除了挨骂就是威胁要打包走人。其实背井离乡远离亲人精神已经很脆弱了，面对工作上的这种高压态势，没有正确的疏导，很容易走上极端。

    　其实不能完全把跳楼事件的责任归结于富士康，它是一种因素，当在这种精神已经徘徊在崩溃边缘的人来说，亲人或者感情再出现点问题，一度会陷入崩溃，就成功演绎了目前的八连跳。　　我鄙视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和结论。更鄙视郭台铭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来祈求平静。不问员工问鬼神，避开铁的事实不改革，令人悲痛的十连跳在久的将来随时都可能上演？

　　富士康十连跳为什么: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公众企业，在同一个地方，在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十起跳楼惨剧，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对于这样的重大事件，富士康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就社会责任而言，“十连跳”已经不是富士康的“家事”，而是一个有责任向公众宣布真相的公共事件。在此事上，我们看到富士康对接二连三发生同类惨剧并无起码的愧疚和歉意，看到其在敷衍塞责的同时，请了一些和尚来做法事，而对于富士康管理中的问题却一再回避，甚至反问媒体：如果富士康真的是一个死亡工厂，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年有几十万的人到富士康来做工？　　

        我们理解富士康面对公众质疑的巨大压力，但摆脱压力的正确路径应该是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公开真相，或者主动邀请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参与调查，终止惨剧再继续发生，而不是首先推卸自己的责任。就危机公关的基本原则而言，富士康的这种表态除了让事件继续复杂化和自己的公众形象继续恶化之外，并不会取得预期的公关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十连跳”发生之后，富士康更加戒备森严，媒体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和富士康的员工接触，这无形中让公众的情绪与富士康的对立加剧。

　　迄今为止，由于富士康的“严防死守”和工会、相关劳动部门的一再沉默，富士康为什么密集发生跳楼事件的原因仍然停留在猜测的层面。目前就富士康自身难辞其咎的原因看，外界猜测不外乎这么几点：一是工作压力过大，媒体披露，富士康的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近乎严苛，加班在富士康属于正常工作状态，否则基本收入会非常低，这种超常的加班事实上意味着员工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沟通和交流情感；二是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富士康一直拒绝成立工会，深圳方面对富士康是既爱又恨，深圳市总工会在富士康多次拒绝成立工会组织之后，以挽回颜面的方式派驻了一个工会代表机构进入富士康，但这个机构在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的过程中，却悄无声息；三是富士康饱受质疑的安保制度，富士康上万名的保安不仅是对付媒体采访的利器，更是对付员工的利器，媒体多次披露出富士康的保安对员工体罚的实例，而今年之前发生的跳楼事件，盛传就是由于对员工搜身所致；四是富士康的自闭和傲慢，其实早在前两年，就有专家针对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提出种种合理化建议，但富士康对这样的建议置若罔闻。资本一旦傲慢，就会闻见血腥，马克思的预言即使在今天，仍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　　除了富士康的傲慢之外，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今年4月，富士康发生“七连跳”之后，笔者多次在媒体呼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管理部门应该对富士康的员工跳楼自杀及时启动调查程序，弄清事实真相。然而，相关部门却一直沉默，似乎富士康的自杀只是富士康的“内政”，和工会组织及劳动管理部门没有任何关系，在“九连跳”之后，深圳有关部门在媒体的巨大压力下，才表示要调查。但如何调查，什么时候公布调查结果却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媒体披露出来的富士康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超时加班，冷漠的用工方式，该如何按照劳动法进行规范，迄今为止，亦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对公众交代。　　　　富士康的“十连跳”深深伤害的不仅仅是跳楼者的家庭，还有我们处于转型期的全体民众的心理底线和价值认同。“十连跳”对社会群体的割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经济规模即将成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却容纳不下创造财富的农民工的心灵空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亵渎，因此，“十连跳”不是富士康的问题，不是深圳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和伤痕，如果这种伤痕最终演化成一种宿命，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就会崩盘。

　　不可否认，自杀的确是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罗素所言：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有如此多的忧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有如此多的原因导致忧虑。但国际上90%以上的自杀却是由于精神疾病，在中国，有65%的人的精神疾病，是以转型期造成的人际、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为主要原因。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目前由于职场压力导致的自杀在近几年里上升了两倍。面对职场压力，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积极的干预机制。比如，芬兰曾经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芬兰采取了一个国家级的干预行动，建立了一个网络化的体系，财政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降低自杀比例，一年时间就降低了15%，现在芬兰的自杀率在世界上已经不属于比较高的国家了。在亚洲，日本自杀率一直是比较高的。特别在2009年，日本的自杀人数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日本一直在预防自杀方面采取很多措施，包括在立法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通过法律建立一些救助的机构。韩国这几年自杀比例也比较高，韩国采取了死亡体验的办法来舒缓压力。

　　而在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迄今却没有一个对自杀进行干预的制度和机制，一旦发生员工自杀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企业推卸责任，劳动部门三缄其口的基本生态。富士康的“十连跳”绝非私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我们呼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主管部门紧急启动对富士康的“十连跳”事件的调查程序，邀请新闻媒体介入，对富士康违反劳动法和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进行整改。如果我们延续之前的思维，仍然牺牲员工的基本收入和人格尊严追求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追求GDP的增长，即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也很难得到尊重和认同。富士康的发言人反问，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到富士康做工？对此，我无以回答，只能说，在中国，很多农民知道下煤矿等于把一半生命已经交给了死神，但他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当高官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时下，官员坠楼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隔不了多长时间，就有一起官员坠楼事件发生，而官员坠楼的悲壮与凄凉与之生前的风光相比较，无不让世人感慨人生命运的多舛和变幻莫测。
　　自杀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据一项统计表明，中国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就高达25万，自杀未遂者更是飚升至200万的惊人数字。而全球人口的自杀比例也是居高不下，于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在2003年将9月10日定为“预防自杀日”。
　　希望以死来摆脱活着的痛苦，是自杀者常见的心态，生不如死是人们选择自杀的原始动力。据一个自杀未遂者口述，当人濒临死亡的时候，眼前的景色五彩缤纷，仿佛就要进入一个梦幻中的极乐世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大凡坠楼自杀的官员从新闻报道里看不出一丝一毫生前有强烈的自杀倾向，突然间生命之花就枯萎了、凋谢了。以人民网报道的9月23日坠楼身亡的安徽安庆市商务局局长为例，虽然经公安、检察机关初步侦察排除他杀，可他的生前同事对此事均表示震惊和痛心，因为死者生前为人谦和，工作认真，而且他所领导的商务局连续3年在安庆市政府综合考核中名列前五名。
　　更充满神秘色彩的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女副市长也是坠楼而亡，最后警方定性为自杀，而她自杀的动机更是难以令人置信，自杀的当晚她和丈夫吵架了，一时想不开就跳楼了。
　　大凡跳楼自杀的官员有许多相似之处，不管楼层有多高都是从高处跳下来的，除此之外，就是每一个自杀的官员在生前表现得极为优秀，在同事和朋友们口中极具口碑。一言一蔽之，自杀者活得清白，死得令人扼腕痛惜。
　　对于一起又一起官员自杀事件，有人喻之为官场生态的恶化，如果这种评论是真的话，为何多让好人为这种恶化的政治生态卖单。普通老百姓怎么想也想不通，权高位重的官员们平日里养尊处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事就这样想不开呢？
　　前不久，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了，他是从自家门前的山崖上跳下来的。卢武铉之死已有定论，他生前为自己的政治污点而深深愧疚，他不但死在社会道德的压力之下，而且更是死在自己设定的道德标准之中，卢武铉的纵身一跳，彰显出一个知耻者的人格伟大。
　　与卢武铉相比，中国坠楼的官员们就显得死得蹊跷，如果死者坠楼是因为自己的贪腐，可为何死后却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如果坠楼者是清白之身，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能让一个抛弃亲人、抛弃富贵而毅然决然走向死亡。
　　农民工们也跳楼，可大多数跳楼者都是在做秀，都是为了讨要怎么要也要不手的血汗钱。可坠楼的官员好象什么都能得到，却是跳一出死一出，如此的结果已不能够让蹊跷两个字表述得了。其实，中国式的卢武铉跳得蹊跷是由于坠楼官员生前身后的工作和生活不透明所致，于是，官员的自杀才给了人民群众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如果平日里官员们的一举一动能够得到公众的监督，官员坠楼事件才不至于成为充满悬疑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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