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经济学
Text A
感谢“看不见的手”
杰夫·雅各比
英国清教徒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后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大丰收，从那以后，感恩全能的上帝就一直是感恩节的主题……今天，全美数百万的家庭，都在感激上帝所赠与的众多礼物——桌上的盛宴、所爱之人的陪伴、过去一年的健康和好运、战争时期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美国人或成为一个美国人所拥有的不可估量的优越感。
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感恩当地超市在本周出售了很多降价火鸡。即使是虔诚的信徒们，也不太可能感恩那些让他们所爱之人得以回家共度佳节的航班时刻表，或者是感恩当地的影院在周末及时上映了《怒海争锋：极地远征》，又或者是感恩报纸的食物版块刊登了美味的蔓越莓苹果派的食谱。
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百货商店会在感恩节前储备火鸡，或者好莱坞在长假期时及时上映大片这些都不需要用奇迹来解释。这一切都是自然而言的。可上帝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然而在你因无数陌生人奉献了技能和劳动而得以度过的感恩节周末里，难道就没有什么事让你感到奇妙——甚至几乎无法解释吗？
例如，把火鸡端到餐桌上，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当然，有养鸟的禽类农场主，也有给它们提供营养的饲料批发商和把它们带到农场的卡车司机，更不用说还有设计孵化场的建筑师，建造它的工人，以及维持它运行的技术人员。这只火鸡不得不经历宰杀、拔毛、检查、运输、卸载、包装、定价和展示。完成这些任务的人又依次由完成其他任务的人配合支持——从提炼货车燃料汽油到制造包装肉类的塑料。
这些遍布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精准设计和安排时间，以便当你去买新鲜的感恩节火鸡时，就会买到一只或者多只——甚至还有几十只在等着你选购。实现这一过程所需的合作水平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整个过程都没有一个人去统筹协调。
并没有什么火鸡独裁者坐在某个指挥所，商议总体规划并发号施令。没有人会监督那些人，迫使他们为你的利益而合作。然而他们确实合作了。当你到达超市时，你的火鸡已经在那儿了。你除了去了买它，不必再做任何事。如果这不是一个奇迹，那我们该叫它什么呢？
亚丹史密斯称之为“看不见的手”——这股神秘的力量引导着无数的人，让每个人为各自的利益工作，以最终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协调的数百万混乱的私人交易中，显现的却是自发的市场秩序。自由人们自由互动，产生了一系列总量超出人类认知的大量商品和服务。没有独裁者，没有官僚主义，没有超级计算机提前计划好它。而一个经济体被计划得越细，就越会受到短缺、混乱和失败的干扰。
由自由带来的社会秩序，比如财富和进步，是人类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特别礼物。不管是在感恩节这一天还是以后的每一天，愿我们都能心存感激。
Text B
案例一：
礼物信号
一位男士在思考给她女朋友送什么生日礼物。“我知道了，”他对自己说道，“我要给她现金。毕竟，她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品味，而有了钱，她就可以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但是当他把现金递给她的时候，她生气了。她认为他并不是真的爱自己，于是与他分手了。
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什么经济学原理呢？
在某些方面，送礼是一种奇怪的习俗。正如这个故事中的男士，人们通常比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们猜测人们可能更喜欢收到现金而不是实物。如果你的雇主用商品代替你的工资，你很可能会反对这种支付手段。但是当（你希望）爱你的人做了同样的事以后，你的反应会大不相同。
送礼的一种解释是它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信号传递。故事里的男士有他女朋友想知道的私人信息：他是真的爱她吗？为她挑选一份好礼物是他爱的信号。当然，挑选礼物作为一种暗示有它自己的特征。它的代价很高（它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它的开支取决于私人信息（他有多爱她）。如果他真的爱她，挑选一份好礼物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一直都在想着她。如果他不爱她，想找到一份合适的礼物就很难。因此，送一件适合女朋友的礼物是他向她传递私人信息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展现他对她的爱。给现金则表明他甚至懒得去挑选礼物。
送礼的信号传递理论与另一种观点一致：当感情的深浅成为关注点的时候，人们更在乎的是习俗。因此，给女朋友或男朋友现金通常是个糟糕的举动。但是当大学生收到父母的支票时，他们很少会感觉是受到了冒犯。父母的爱不太可能被怀疑，所以接受者不会把现金礼物当成是一种缺乏感情的信号。
案例二：
微软垄断案
近几年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案子是于1998年美国政府针对微软公司的反托拉斯案件。当然，这个案件很有戏剧性。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比尔·盖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监管机构之一（美国司法部）进行对抗。，为政府辩护的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希尔））。，而为微软辩护的是一位同样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理查德·斯默兰）。案件的焦点岌岌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计算机软件）中的一家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微软）的未来。
微软案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搭售——尤其是是否应该允许微软把互联网浏览器整合到Windows操作系统中。政府称微软将这两种产品捆绑在一起，从而将其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力量扩大到一个不相关的市场（互联网浏览器）。政府认为，允许微软将此类产品纳入其操作系统将阻止网景等其他软件公司进入市场并提供新产品。
微软回应指出，为旧产品添加新的功能是技术进步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如今的汽车装载了曾经单独出售的音响和空调，相机也自带闪光灯，操作系统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软给之前独立的Windows增加了许多功能。这使得计算机变得更可靠并更容易使用，因为消费者认为这些功能可以协同工作。微软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整合将是技术进步的下一步自然进程。
一个分歧点是关于微软的市场力量。据发现，超过80%的新个人电脑使用的是微软操作系统，因此政府认为该公司有巨大的垄断力量，而且还在试图扩张。微软回应说，软件市场总是在变化，而且微软的Windows系统不断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比如苹果Mac操作系统和Linux操作系统。微软还辩称，Windows系统的定价很低——仅约50美元，仅为典型计算机价格的3%——这是它市场力量受到严重限制的有力证据。
Text C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遗产
N.G.曼昆
经济学家很早就明白贸易的利益。下面一段话讲述了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如何提出这个观点的：
每一位精明的当家人的座右铭都是：当自己制作的成本比购买成品的成本更大时，就千万别自己做。裁缝不会自己做鞋子穿，而是向鞋匠购买。鞋匠不会自己制作衣服穿，而是请裁缝代劳。农夫既不会去做衣服也不会去做鞋子，而是雇用不同的工匠。他们全都发现，为了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应当集中精力生产与其邻居相比存在着相对优势的产品，然后用部分自己的产品去购买，或者低价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段引言出自亚当·斯密1776年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是关于贸易和经济独立性分析的一座里程碑。
亚当·斯密的著作启发了靠股票交易发达的百万富翁大卫·李嘉图，促使他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在他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提出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书中他讨论了两种商品（酒和布料）和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他向读者展示两国可以通过开放贸易和专攻比较优势而获得利益。
李嘉图的理论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出发点，但他对自由贸易的辩护不仅仅停留在学术上。李嘉图在英国议会的任职期间，把自己的信念贯彻到了工作中，在那里他对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提出了反对。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于从交易中获利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屹立不倒。虽然经济学家经常在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他们对于自由贸易始终持统一的支持态度。此外，关于自由贸易的核心论点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没有发生变化。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时起，尽管经济学不断扩大它的领域并且改进了一些理论，但是经济学家们反对限制自由贸易的观点基本上还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
第二单元 商业道德
Text A
努力追求平衡
尤金·F·布里格姆，乔尔·F·休斯敦
1776年，亚当·斯密描述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指导公司获取利益，并指导他们做出有益于社会的决定。通过经验和感悟，亚当·斯密总结出利益最大化是一个企业的正确目标，并且自由企业制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但是1776年以来，世界开始改变了。现在公司的规模更大，采用全球化经营模式，它们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并且公司有成百万的股东。这让我们怀疑是否“看不见的手”仍然能够提供可靠的指导，公司是否应该继续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他们是否应该放宽眼界，采取更加均衡的行动来使顾客、员工、供应商和社会共同受益？
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以下修订版本的亚当·斯密理论：
∙ 一个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使股东的财富最大化，这就意味着股值的最大化。
∙ 从整体来看，自由企业仍然是对国家最有益的经济体系。在自由企业的机制下，公司生产顾客需要的、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和服务。
∙ 然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公司不应当造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不应当存在不正当的雇佣行为，也不应通过垄断来剥削消费者。
这些限制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政治手段，社会强制推行一系列规章制度以防止公司参与有害社会的活动。另一种限制是根据公司危害社会的程度来估算其应付出的代价。操作合理的话，这些费用将公平合理地把价值转移到受害方并激励防止未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最近两件事戏剧性地例证了这些观点。第一，许多在华尔街上的公司参与了非常有风险的活动，这些活动使金融体系在2007年和2008年濒临崩溃。挽救这个金融系统需要银行和其他财务集团的紧急援助，而这个紧急援助不仅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而且造成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除了强加在社会上的巨大成本，金融企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领头金融机构的股价大幅下跌，其中一些破产退出了市场，还有许多华尔街高管失去了工作。最近，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在墨西哥湾大量泄漏对墨西哥地区的环境和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最初泄露后的三个月里，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价下跌了一半，没有人知道这是多么高的代价，也没人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死里逃生。石油泄漏也致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审视有关深水钻井的政策，因为它可能会危害石油的长期供应。
即使这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石油公司上付出的代价不足以弥补大自然所遭受的破坏，而且限制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是不全面的。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认为只遵守法律是不够的，企业应发扬商业道德，经营企业时谨记社会利益。伊梅尔特还说，企业的价值和声誉是齐头并进的，如果想要价值最大化，那么在顾客、供应商，职员和监管员那里保有良好声誉是必不可少的。用他本人的话说：“人们来到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成为比他们更强大的事物的一份子。他们想要努力工作、赢得升职的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也想要为一个能有所创举的公司工作，一个能为世界做贡献的公司…….这就意味通用电力公司要成为一个好市民。这不仅是一件高尚的事情，而且对公司业务和股票价格提升也很有帮助。”
这样的公司不止通用电气公司一个。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股东赚钱。谷歌著名的企业格言是“不作恶”。与这个使命相一致的是，谷歌内部有一个基金会，它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投资各类慈善事业。此外，还有一些企业领导人捐献个人基金的例子。
2008年，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为“创新型资本主义”进行了充分阐述。盖茨表示，“这样的体系将有两项使命——创造利润和为那些没有完全从自由市场运行中获利的人改善生活。”
盖茨确实说到做到了。2000年，他和他的妻子建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目前基金会资产总计335亿美元。2006年，基金会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著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宣布他将会把大部分个人财产捐赠给基金会。至今，巴菲特已经捐赠了60多亿美元，长此以往，巴菲特计划捐出额外的现今价值已超过400亿美元的股票。这些努力说明了生活中比金钱重要的事还有很多，但是做好事往往需要钱。（888字）
Text B
社会责任的两面观
威廉·M·普赖德等
政府法规和公众意识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力量。但是决策仍取决于公司内部——在这里，社会责任起源于管理层的态度。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或者说是模型，定义了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的态度范围。
经济模型
按照企业的传统概念，一个公司存在的意义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赚取一个合理的利润并提供就业机会。依据这个观念，社会责任的经济模型认为，企业独自生产和销售社会所需的、可盈利的产品对社会最有益。这种经济模型起源于18世纪，那时的生意大多属于企业家或是所有者经理人。小规模企业间竞争激烈，短期利润和在在市场中存活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对于拥有这种传统态度的管理者来说，社会责任是其他人的工作。毕竟，股东投资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取回报而不是因为这个企业对社会有责任，而且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从股东的经济利益点出发。而且，获利的公司需要支付满足社会需求的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因此，那些注重利润的管理者认为他们通过交税的方式间接地承担了社会责任。结果是，社会责任成为了政府、各种环境组织、慈善基金会和一些类似机构应该关心的问题。
社会经济模型
相反，一些管理者认为他们不仅对股东负有责任，而且对顾客、职员、供应商和整个大众群体都有责任。这个较宽泛的观点即被称为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模型，它不仅将重点放在利润上，也兼顾企业决策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
最近，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和公司开始采用这个社会经济模型，而且有至少三个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做。首先，企业由所有制形式主导，而企业又是社会的产物。如果企业不好好表现为好公民，那么社会可以也必将要求其变革。其次，许多公司开始把他们履行过的社会责任看作是一种荣誉，比如星巴克咖啡、惠普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这些公司分别在关爱环境、响应职员、关注机会平等和参与社区活动领域获得了企业道德奖。当然，很多其他企业与十年前相比，也变得更加有社会责任。第三，许多商人认为在这个领域主动采取行动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还有一些情况是，某些活动可能是由某些特殊利益团体对公司提起的法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失去对活动的控制。
社会责任的利弊
多年以来，企业家、管理者、消费者和政府官员一直在争论经济模型和社会经济模型的利弊。每一方似乎都有四个主要理由支撑他们的观点。
增加社会责任的论据
社会经济模型的支持者称，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谋求利益。为了证明他们的立场，他们提供了以下论据：
1. 因为公司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公司不能忽视社会问题。
2. 公司具有处理目前复杂社会问题所需的技术、财务和管理资源。
3. 通过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公司能够为谋求长期利益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
4. 公司做出的对社会有责任的决策会防止政府干预的增加，否则政府的干预会强迫公司做一些他们未能自愿去做的事情。
这些论据是以一个公司不仅对它的股东负有责任而且对消费者、员工和普通大众也有责任这个假设为基础的。
反对增加社会责任的论据
社会经济模式的反对者称，公司应该做最擅长的事情：通过制造和销售人们想要的商品来获取利益。支持这个观点的人提出以下论据：
1. 公司管理者主要对股东负责，所以管理人员必须要重视回报股东股资。
2. 企业的时间、金钱和人才应该被用来最大化利益，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
3. 大体上，社会问题影响社会，所以不应该期望个体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
4. 社会问题是那些为此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职责，他们对他们的选民的选择负有责任。
这些论据明显是以公司的主要目标是赚钱而政府和社会机构应该处理社会问题这个假设为基础的。
目前，纵观市场，几乎没有公司采取纯粹的经济模型或是社会经济模型；大多数选择了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然而，我们的社会似乎想要——而且甚至期待——某种程度上来自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这中间地带里，公司正向经济模型倾斜。（836字）
Text C
鼓励道德规范行为
威廉姆M.普莱德 等
许多政府认同商业道德还有进步的空间。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商业行为有可能变得更加合乎道德标准吗？针对这个问题的的大多数观点表明，政府、贸易组织以及个体企业的确可以建立合适的道德行为水平。
政府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例来促进合乎道德的行为。例如，200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那些举报公司不当行为的人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在签字仪式上，乔治W.布什总统说到，“该法采用严格的新规定，威慑和惩治公司会计舞弊和腐败，确保司法正义，维护职工和股东的利益。”在其他方面，该法涉及公司责任、利益冲突和公司责任。然而，规则需要执行，一些不道德的商人经常“逃过一劫”而不被抓住。增加监管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毫无疑问这并不能解决整个道德问题。
贸易组织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贸易组织能够也经常为它们的成员提供道德规范指导。这些在特定行业里运行的组织，非常适合给堕落到采取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成员施加压力。例如，最近一个有关制药的贸易组织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来阻止那些销售代表们请医生吃奢靡的晚餐或者送他们礼物。然而，实施情况和权威性因组织而异。而且因为贸易组织存在的理由本身就是为了成员的利益，那么严厉的对策或许反而会弄巧成拙。
个体企业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公司给职员规定的行为准则或许是鼓励道德规范最有效的方式。行为准则是书面上由组织定义的可接受并合乎道德的指导方针；它概述了统一的政策、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因为员工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他们违反了规则会发生什么，道德规范对鼓励道德行为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它们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公司还必须创造一个环境，使员工认识到遵守书面准则的重要性。管理者必须通过促进沟通、积极建模和鼓励道德决策、培训员工做出道德决策的方式来提供指导。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组织建立并实施道德准则。最近《财富》杂志在100个企业的调查中发现，93%的企业已经有了正式的道德准则。一些企业甚至采取了措施来增强它们准则的实施。例如，为了强化自身的责任，美国医疗保健财务管理协会最近就以下各项修订了它的准则：选派处理违反道德标准报告的联系人，阐明董事会应如何处理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以及如何保证一个公平的听证程序。美国庄臣公司，是一家生产碧丽珠（一种家具）、通乐（一种管道疏通剂）、稳洁（一种清洁剂）和其他许多家用产品的制造商，也是一家认为其行为表现必须让公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它的准则包括对职员的期望，对消费者、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承诺。
指派一个协调道德行为的道德官给员工，让他们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可以去咨询。道德官与职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会面，提供道德方面的建议，建立和维护一个回答有关道德问题的匿名机密服务，并就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采取行动。
第三单元 心理学
Text A
两种看待生活的方式
马丁·E.P.塞利格曼
父亲正低头看着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她出生没多久，刚从医院回到家。她的漂亮和完美让他心中充满了感激。
这时婴儿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
父亲叫了声她的名字，期待着她转头看他。但是她的眼睛一动不动。
他拿起系在床头的一个小毛绒玩具摇起来，玩具上的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婴儿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去卧室跟妻子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她似乎对任何声音都没有反应”他说，“就好像她根本听不见一样”。
“我敢肯定她一切正常”妻子说着，一边披上睡袍，他们一起走进婴儿房。
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把铃摇得叮当响，还拍手。然后她抱起孩子，这时孩子一下子活跃起来，扭动着身子，咕咕地叫着。
“我的天”父亲说道，“她是个聋子”。
“不，不会的”。母亲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么下结论还太早。看，她刚出生不久，都还不会盯着东西看呢”。
“但是你刚才都拍得那么用力了，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母亲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让我们来看看这本育儿书是怎么说的”，她说道。她查到“试听”一栏并大声读到：“如果你的新生儿听到响声不吃惊，也不会转向声源，不必慌张，婴儿通常要一段时间才会形成惊吓反射以及对声音产生注意。你的儿科医生可以从神经系统方面对孩子的听觉进行测试。”
“瞧”母亲说到，“这样你感觉好些了么？”
“没好多少”，父亲说，“它甚至没有提到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孩子是一个聋子。我只知道我的孩子什么也听不见。我有一种最可怕的预感。也许这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个聋子。如果我们漂亮的宝贝是一个聋子而且是我这边的原因，我将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嘿，等等，”妻子说，“你不要贸然下结论，星期一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夫打电话。但是现在，振作起来吧。来，你抱着孩子，我弄一下毯子，都给拉散了”。
父亲接过孩子但是很快又把她还给了妻子。整个周末他发现自己都不能打开公文包准备下周的工作。他跟着妻子在屋里转，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的听觉问题以及失聪会如何毁了她的一生。他只想到最坏的一面：没有听觉，无法学习语言，他那漂亮的宝贝将与世隔绝，一生困在无声的世界中。熬到星期天晚上，他已经彻底绝望了。
母亲在儿科医生的代接电话服务处留了言，预约星期一一大早与医生见面。周末就锻炼锻炼、阅读然后尽力安慰丈夫。
医生检查的结果令人欣慰，但是丈夫的情绪依旧很低落。直到一周后，过路卡车因回火而发出的巨响让孩子第一次有了惊吓反映，他的心情才开始逐渐好转，并又沉浸在有了新生女儿的幸福中。
故事中的父亲和母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世事的方式。一旦有丁点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父亲身上——税务审查、夫妻争吵，甚至是上司皱一下眉——他都会往最坏的方向想：破产入狱、离婚、解雇。他很容易情绪低落，长时间无精打采，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而与他正相反，母亲总是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坏事。对她来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困难。在经历挫折之后，她能很快恢复过来，并又重新恢复活力，身体十分健康。
在过去的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这两类人。悲观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往往相信坏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危及他们所做的每件事，并且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乐观主义者在面临同样的生活不幸时，则以相反的方式看待厄运。他们认为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并且也只会影响这一件事。乐观主义者相信失败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运气不佳或是其他人造成了自己的失败。这些人从不为失败所困扰。面临逆境时，他们会把它看作考验并更加努力。
这两种考虑起因的习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大量研究表明，悲观主义者更容易放弃并且更容易沮丧。这些试验还表明，乐观主义者在初高中和大学、工作以及运动场上的表现更加出色。他们的表现往往超出了能力测试的预判。当乐观主义者参加竞选时，他们比悲观主义者更容易当选。他们的健康状况出乎意料的好。他们优雅地变老，在中年阶段会比我们更容易摆脱常见的身体疾病。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更长寿。
我看到在数十万接受测试的人里，有着数量惊人的彻底悲观主义者，而另外一大部分的人则有着严重的、让人衰弱的悲观主义倾向。我发现认清自己是否是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更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正活在这一阴影下。这些实验从人们的讲话里揭露出悲观主义的迹象，而且这些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实验还表明，他人在说话者的言语里感知到这些悲观迹象后，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说话者。
悲观主义的心态或许看起来会永远深深地扎根在心里，然而我发现它们是可以摆脱的。事实上，悲观主义者可以学着成为乐观主义者，但并不是通过不用脑子的方式，比如吹欢快的口哨或者言不由衷地说那些陈词滥调（“每一天，在每一方面，我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而是通过学习一系列认知方面的技能。这些技能远不是加油打气者或者流行媒体的产物，而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实验室和诊所里发现的，然后经过严格的证实确认有效。
Text B
以貌取人
索尔·卡辛等
你是否曾经只见到人的第一面就快速对这个人形成了第一印象？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不能以貌取人，事物不一定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因为外表具有迷惑性，就像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然而我们这些成年人似乎还是总会以貌取人。
为了说明这一瞬时过程的本质，雅尼娜·威利斯和亚历山大·托多罗夫(2006)向大学生展示了印有陌生面孔的照片，持续时间为十分之一秒，二分之一秒以及整一秒。不管学生是通过吸引力程度、讨人喜欢的程度、能力程度、可信任程度或者是暴力程度来评判这些面孔，他们的打分—即使是最简略的展示—都是相当快速的而且与其他没有时间限制的观察者的判断有着高度关联。快速地翻阅有插图的杂志，你也许会发现你只需要花上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可通过陌生人的面孔来形成对他们的印象。
如果第一印象那么快就能形成，那它们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公元前500年，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通过看自己新学生的眼睛来判断他们是否有天赋。几乎同一个时期，现代医学的奠基者希波克拉底，也利用面部特征对生死作出诊断。在19世纪，维也纳医生弗朗兹加尔采用了一种叫颅相学的狂妄科学声称他能够通过头颅的形状来评定人们的性格特征。1954年，心理学家威廉姆·谢尔顿将成年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有缺陷实验，并从中总结出：体格和性格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人们或许不会像以前的颅相学家那样通过头上的肿块来衡量他人，但是第一印象会被一些微妙的方式所影响，身高、体重、肤色、发色、文身、耳洞、眼镜，以及其他一些身体特征。作为社会感知者，我们也会准确地通过众多间接的迹象来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在《窥探：从物品看你的隐藏性格》一书中，萨姆·戈斯林描述了他做过的一个实验，说明人们的性格能够从办公室或寝室的装饰、他们在脸谱网设置的身份、架子上摆放的书、iPods里音乐的种类等所揭露。在其中一个实验中，被赋予“老一代”名字的小说人物，比如亨利、沃尔特、桃乐茜和伊迪丝，则被认为不如有“年轻一代”名字的人物受欢迎，比如凯文、迈克尔、丽莎和米歇尔。在另一个实验中，人们认为男性和女性双方用高音说话时比用低音说话时更加女性化。
人的相貌吸引了尤其多的注意力。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致力于观相术——一种通过相貌来读取性格特征的艺术。虽然我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但这个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然·侯赛因和雅各夫·特罗普（2000）发现，当照片里的人有以下特征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热心肠，而不是卑鄙的——大圆脸、卷发、长睫毛、大眼睛、短鼻、丰唇以及上翘的嘴巴。有趣的是，这些研究者还发现人们在从面部读取特征的同时，还会将这些读取的特征强化到这些相貌中。比如，在一个实验中，相比那些被告知照片中男子是卑鄙的被试，那些被告知是善良的被试在之后的描述中认为该男子的脸更大、更圆而且更有吸引力。
在对人脸的社会认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那些有娃娃脸特征的成年人——又大又圆的眼睛、高高的眉毛、球形的脸颊、大前额、光滑的皮肤，以及丰满的下巴——会被认为更加温暖、亲切、单纯、柔弱、诚实以及谦卑。相反，那些脸上流露出成熟特征的成年人—小眼、低眉、小额头、有皱纹的皮肤以及棱角分明的下巴——会被认为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有能力（贝里& 泽布罗维茨-麦克阿瑟，1986）。因此，在小额索偿法院，当那些长着娃娃脸的被告被指控故意犯罪时，法官们更容易驳回控告，但在被指控过失犯罪的时候，法官则会判处有罪。同样在工作环境中，长着娃娃脸的应聘者更容易被推荐去应聘全托教师，但是一脸成熟的成年人则被认为更适合银行家这类工作。这些结果使得莱斯利·泽布罗维茨和乔安·蒙特佩（2005）总结出，娃娃脸长相在眨眼间就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些实验结果呢？还有为什么人们通常这么快就能根据外表来判断别人了呢？首先，人类经过进化会对婴儿特征做出温柔的反应，从而在现实中，婴儿能够被温柔地关爱和对待。许多年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指出，在许多物种里，婴儿特征似乎能够触发一种针对可爱的特殊培养反应。最近，这个已有观念从脑成像研究中得到了新的证据支持。研究表明，当人们接触有婴儿脸的图片时，即使是转瞬之间的，与爱和其他积极情绪相关的额叶脑区域就会被激活，但是当看到印有其他成年人面孔的图片却不会这样（克林格尔巴赫等，2008）。
我们对婴儿的反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真的会对娃娃脸的成年人产生同样的反应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呢？莱斯利·泽布罗维茨认为，我们的确——将婴儿的面貌与无助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然后将这种预期扩大应用到长着娃娃脸的成年人上。与这一点相一致的是，她和她的同事在最近的脑成像研究中发现，被婴儿脸图片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同样能够被长有娃娃脸的成年人激活 （泽布罗维茨等，2009）。
其他研究者也认为，作为社会的认知者，人们在做出仓促的判断时容易以偏概全。亚历山大·托多洛夫和其他研究者（2008）发现人们在快速感知不熟悉的面孔时，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否可信——一个我们经常做的重要的判断——我们通过关注那些类似快乐或者愤怒的表情来判断（一个令人信任的面孔上会看到U型嘴和高扬的眉毛；然而在一个令人不信任的面孔上，会看到嘴型下垂，眉毛呈V字型 ）。换句话说，值得信赖的面孔看起来是高兴的，这种情绪暗示这个人容易接近，相反看起来愤怒的面孔则暗示有危险，需要避开。
Text C
测试人才
马丁·E.P.塞利格曼
多年来，保险行业开发了一个旨在挖掘一个人从事销售工作持久力的测试。这份职业档案测试由人寿保险管理研究协会发布。所有应聘大都会人寿保险的人必须完成这份职业档案测试，而且只有拿到12分及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被雇佣。只有排名前30%的应聘者达到了这个分数。那些拿到12分及以上的应聘者会接受面试，并且如果老板对他满意，他就会得到工作机会。
一般而言，对任何工作线来说都有两种问卷可以预估成功的可能性：实证测试和有理论基础的测试。实证测试从已经成功和失败的两类人着手。它向参与者大量随机地提出问题，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喜欢古典音乐么？你想挣很多钱么？你有很多亲戚么？你多大了？你喜欢参加派对么？大多数问题并不能将成功人士和失败人士区分开来，但是上百个问题却可以。（你只是决定哪些问题有用并使用它们；但这过程不涉及任何理论）。这好几百个问题作为测试项目用来预估未来能否在那个岗位取得成功。合适的应聘者将会拥有相同的“简历”—同一组年龄、背景和态度，简单来说，相同的答案——和那些早就在那个领域的成功人士一样。实证测试其实从一开始就承认人得成功完全是一个谜；它们仅仅是用了那些恰好能把成功人士和失败人士区分开来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理论基础的测试，比如IQ测试或者SAT考试（美国高考）——它们只会问从理论中提取问题——这些是针对能力的理论。比如，SAT背后的理论是，“智力”是由语言能力（阅读理解，理解类推的能力等等）和数学分析能力（代数、几何学等等）组成。既然这些技能是你完成学校作业的基础，那么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则预示着你今后在学校的成功。而且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
但实证测试和理论测试都会犯一大堆众所周知的错误，即使整体来看它们是通过数据准确性来做出预测。但许多SAT考试得分很低的人在大学里却能做得很好，而原本得分很高的人却会因成绩太差被退学。大都会人寿保险所碰到的问题更为鲜明：在职业档案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销售水平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大部分得分较低的人真的反而能够卖好保险么？大都会人寿保险并不知道答案，毕竟它雇佣的都不是那些得分低的人。因此既然没有足够多的应聘者能够通过职业档案测试的考核，他们就一直开放着这个职位，。如果大量没通过这份行业测试的应聘者能够卖出像通过这份测试的人一样多的保险，那么大都会人寿保险也就能解决它严峻的人力资源问题。
美国质量学会提供的认证考试是一个有理论基础的测试，但是它基于一个与以往传统的成功理念大相径庭的理论。传统理念认为成功有两方面因素，缺一不可。第一个是能力或者天赋，通过IQ测试和SAT测试来衡量。第二个是欲望或者动力。传统理念提到，不管你的天资有多高，只要缺乏动力你就会失败。足够的欲望反而可以弥补贫乏的天资。
我认为传统的理念是不完整的。一个作曲家可以拥有莫扎特身上所有的才华以及对成功的强烈欲望，但是如果他认为自己不能够创作音乐，那么他将一无所获。他会不那么努力。难以捉摸的旋律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形，而他会早早地轻易放弃。成功需要坚持，这是一种面对失败不言弃的能力。而我认为，乐观解释是坚持的关键。
关于成功，解释理论提到，要想给有挑战性的工作选择能够取得成功的人，你需要筛选3方面的特质：1天资；2积极性；3乐观主义。
只有拥有这三样才能成功。
第四单元 环境
Text A
”绿色环保风”吹了五十年，下一步何去何从？
现代社会的环保主义已经推行了近五十载。在那期间，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长，对所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更多认识。同时也在不少方面已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减少污染，建立保护区等等。然而，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就是如何平衡人类的需求和地球的可持续资源之间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已经导致了不少后果——地球气候不断变化，动植物大规模灭绝的趋势不断加剧，重要资源例如野生鱼类的数量，淡水和土壤资源不断消耗殆尽。不仅如此，环境的变化给人类所带来的压力并非是静态的，随着地球人口的持续膨胀，各国急于追求经济的发展，随着环境变化得愈演愈烈，人类肩上的担子也愈发沉重。
毫无疑问，要想避免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与其满足于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成就，不如未雨绸缪，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但是问题是，人类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呢？下一个五十年应该将行动重点放在哪些方面呢？
我突然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不只是掌握有益的信息，发展更先进的科技或者提出更健全的政策。这几点固然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存在。人类已经知晓如何生产清洁能源，如何保护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我们还知道如何控制污染，如果更用心，还可以找到防止破坏生态系统的方法。然而，仅仅拥有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就要改变思路。我们必须将重点从“做正确的事情”转变到“谈论如何规避风险与增强适应力”上来。
如果将保护地球的自然系统视作某种道德选择的话，就完全误解了人们所面临的危机。当前的挑战是关乎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不是交给某些博爱慷慨的善心人士，来做一些随意的慈善。并不是要保护自然免受人类的侵害，而是为了人类而保护自然 —— 能让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才是改变思路的核心内容。要知道，我们正承受着自身所作所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全世界都需要知道，一个健康的自然世界并不是某些偶然善举带来的，而是一系列重要物质资产的集合。
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么保护自然并不只是环境上的挑战，而必须上升为经济上的挑战。只要有一天人类仍在自欺欺人，南辕北辙——一面提倡保护环境，一面却又不顾对环境的损害而急于追求经济增长，那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会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关于经济和生态的关系，目前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得以实施。例如，采取各种措施，用更加现实的、已历经成败考验的方式取代了一味追求GDP的方向；生态税的改革已将收入的压力转移到了污染的治理，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支出，补助津贴的重新定向，以及如何调动财政资金用于发展清洁工业上面。
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带来更多其他的社会福利，让人们更加健康，同时社会更加平等。然而，相关的政治支持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在这方面，就不得不提大众文化的重要性。
在很多国家，消费者文化占主导地位正是GDP增长模式的产物。这两者联系紧密，前者积极倡导消费，导致了后者的快速膨胀。由此说来，在某种程度上，不转变奠定经济观念基础的大众文化，而只转变经济观念，这并非易事。消费主义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容易接纳适应，又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它的魔力在于，自然而然让人们自动接受，贴合人们与生俱来的内在需求——追求地位与自我表现以及短期的自我满足。
改变大众文化需要做的远不止单纯告诫人们追求消费是错误的这么简单，事实证明，单纯这样做也并不可行，未来也不一定行得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时尚大师，或者非环保领域的意见领袖来主导的，与众不同而又更加周密的方式。
遗憾的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更多。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提出的新观念多么令人信服，经济与文化上都不会有太大改变，除非建立一个能够塑造我们集体世界观的不同的哲学背景。
在当今的多数国家里，存在着一种世界观。那就是把科技，而不是自然，当做改善人们生活的首选方式。对多数人来说，自然与生活是不相关的。更糟糕的是，自然环境有时会被视作发展的阻力，以及带来麻烦的负担，从而拖慢了人类进步的脚步。只要类似的世界观还存在，甚至只是一部分，那么这种具备生态兼容力的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文化改革恐怕几乎都无从实现。
诚然，改变社会的世界观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也并非不可能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非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塑造的，它可以向着贴近生态的方向靠近，当然也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国家可引进自然历史研究作为国民教育规划的一部分。可将自然用于城市核心的设计中，把树木，鸟儿，流水与绿地融入到都市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重新建立大多数人早已失去的（与自然的）联系，就有可能恢复前工业社会时代里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不再与自然脱节。
除此之外，参与者身份的转变也至关重要。私营产业涵盖了几十亿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必须作为这次转变的核心对象。为了辅助这种转变，不仅商业学校需要配合跟进相关议题，主流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以及工程师也应参与其中。
所有的参与者需要将此作为一项积极的议事日程来看待，因为每个人都能获益。这次转变需要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鼓励每个人都能贡献一份力量，共同商讨对策；同时也需要注意，这次转变并不是关于是否要回归自然，或者是否更加依赖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而是为人类未来勾画出一副更好更具有信服力的蓝图，而蓝图的基础就是推行生态经济，以及和维持人类与其他生物生存的自然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
下一个五十年对地球的意义非常重大，影响可达几百万年。接下来的五十年，人们要么意识到已存在的问题并解决它，要么即将面对生态剧变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混乱。
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自上而下的简单解决方案。即使各国政府在本月（在巴西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做了一些正确的表态，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强有力的活动支持，也是很难取得持续性的进展。因此，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是行不通的，绿色运动或者私营企业单方面的努力也是如此。只有每个人团结协作，才能真正有所改变。
Text B
黑烟一出，气候改变
汉娜·希基
煤烟，又叫炭黑，能造成空气的烟雾弥漫，引发慢性咳嗽，据一份历时四年的国际评估报告称，它作为全球变暖的第二大诱因，仅次于二氧化碳。
这份全新的报告得出结论称，炭黑，或者煤烟颗粒存在于烟雾与烟尘中，它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早前预计的两倍，而之前的预测还是由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做出的。
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大气专家萨拉·多尔蒂是这篇报告的四个主要作者之一，她表示，“我们对于炭黑可能对气候造成的潜在威胁感到惊讶。”唯一的希望也许在于控制这些物质的排放量，而非控制二氧化碳，这样能给气候更快带来更多好处。
多尔蒂提到，早前的一些研究显示其研究模型低估了以下这些炭黑排放的来源，例如户外森林、粮食和草地的焚烧，以及南亚和东亚地区与能源相关的炭黑排放。
炭黑对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空气中的黑色颗粒(dark particles)可以遮盖地球表面，同时让大气层温度升高。炭黑如果落在雪和冰的表面将会使其表层变深从而吸收更多阳光，加速其融化。最终，煤烟颗粒将会影响云的形成，影响气候冷暖变化。
这份最新的报告总结了早前以及当前新的研究，用以量化炭黑的排放源，从而更好地探讨炭黑对气候的整体影响。
多尔蒂是2009年国际全球大气化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Glob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Project，简称IGAC）的执行董事，那时政策制定者们希望就关于减少炭黑排放所带来的好处获得更多的信息。在IGAC以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支持下，科学团队为此做出了一份全面的评估。
“由于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缺少行动力，决策者们询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尤其是帮助例如北极这些地区，其融化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多尔蒂说道，“我们希望通过降低炭黑排放为我们争取更多时间，但这并不能取代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污染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而煤烟在大气中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情。
这篇报告的作者们通过对炭黑产生的各种来源进行研究，探讨哪种减排方式能够产生最短期的冷却效果。他们发现，控制柴油发动机的排放量，替换烧木材或者烧煤的家用炉灶，这两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快的冷却效果。
“如果你考虑到对气候的影响，就会想知道有哪些可以控制的排放源，并采取相对应的战略，”多尔蒂说道，“我们研究的是（炭黑对气候）整体的影响，因为有些排放源本身也排放出混合颗粒，可抵消炭黑的影响。”
炭黑对中高纬度地区的气候造成影响，包括美国北部，加拿大，北欧，以及北亚地区，同时也影响亚洲地区雨季的降雨模式。
这份报告包含了2007年至2009年间的数据，由多尔蒂与另一位作者，华盛顿大学的大气专家史蒂芬·沃伦收集，测量的是煤烟对北极雪的影响。测量北极地区的炭黑存量十分不易，因为这份数据对检测和纠正模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作者塔米·邦德目前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曾在2000年在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研究的正是将工程学，化学，和大气学结合在一起测量焚烧带来的炭黑排放量，而后者对大气学上有重要的意义。
邦德表示，“缓和炭黑带来的影响对短期气候变化有益处，但是真正解决长期的气候问题，还必须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相关研究显示，多尔蒂，沃伦，以及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程当（Cheng Dang音译）在下个月将会到美国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以及其他地区去收集雪的样本，以期研究炭黑对北美大平原地区的影响。
Text C
环境科学家的工作
理查德·李等
你是否知道我们在最近几年中已经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糕的天气状况？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纳州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废墟，而在同一年，干旱又在英国肆虐，民不聊生。面临二十一世纪当前的环境问题，其规模和复杂程度之大，产生了一批掌握环境科学知识的科学家与研究学者。环境科学家在应对与预警自然环境变化，甚至应对有意为之的生态灭绝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环境科学家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
环境科学领域旨在帮助人类社会更好地了解与人类共享自然环境的动植物，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环境科学家们主要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寻求如何让其发挥积极作用。此领域的科学涵盖了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化学与生物学。基于这些领域的研究，科学家们试图为人类对生态造成损害的区域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们的任务通常是多方面的，例如辨别污染源，评估水灾的风险等级，新的住宅开发，以及从城市的棕色区域采集土壤样本，再开发新的用途。
环境科学家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呢？环境科学是一个范围广的学科，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家们都倾向于专攻某一个领域，尽管他们也经常改变研究方向。绝大部分的环境科学家们都受雇于政府，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为他们提供岗位，为了贴合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新的环境规章制度的需求。
环境科学家们的事业发展中，普遍都要进行环境分析。这个领域的专家主要研究假设的新建筑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假设这些开发将会形成新的污染源，提出防治措施，最终确保这些开发能在完全不危害当地生态系统的情况下竣工。
他们另一个常见的工作领域是环保合规，指的是他们要确保将会危害环境的那些公司，例如核电厂与炼油厂，不会违反环境法。他们帮助这些污染工厂减少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降低有害垃圾数量。环境科学家同样也会到受保护的生态区域和公园担任指导，在那里他们给人们传授关于生态圈的知识，教导人们如何以一种对生态友好的方式生存。
最后，环境科学家们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管理。例如，他们会对属于军用的美丽自然风景区域进行管理，他们也会管理属于私人财产的河流中的鱼类数量。
环境科学的未来是什么？随着人类不断地在全球很多地方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系统的互联性，很显然环境科学家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五单元 哲学
Text A
机器人有没有头脑？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电脑在当今很多电影中都担当主演，它们有的能用合成的声音说话，有的则在屏幕上显示一连串文字；有的能够操作太空飞船；有的作为机器人的“首脑”，控制着它们自己的“身体”。人与它们对话，它们不仅能够理解，还能够与人类互相问候，交换信息。当然，以上这些到目前为止都还只属于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是，现实中的电脑协助律师办理案件，医生诊断病情，还能帮助工程师检测原子反应堆的状态。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的电脑都足以让我们的祖父母惊奇不已，他们之前也许认为那些只能通过魔术实现。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在硅时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怀疑是仍旧存在的。我们人类总自认为自己是很特殊的存在，并假设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存在某些对立。如果电脑真的是一个“物质思维”，那么人类不仅必须重新认识这种特殊性，而且还会用自己创造的东西将它摧毁。我们应当小心避免这样的想法，直到真正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管我们外表表现地多么自然，对于电脑会思考，能做事表现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终归不该这样假设。在哲学中我们常会发现，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常识”——往往会阻碍我们对事情的正确理解。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第一段关于电脑的描述是否准确。
我说过它们能够说话。但是它们真的能像人类一样表达自己吗？甚至说它们能够做一些类似于讲话的事情都有些牵强。因为磁带录音机也可以做到，但是它们并不能说话。当人类说话时，他们用所说的话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为了表达意思，则需要具备理解句子的能力。当然，我之前也提到电脑能够理解人类对它们说的话。但它们是真的理解了吗？它们是将我们讲话的声音被转换成了电脉冲，又通过电脑的电路，利用音响合成器发出声音。人类非常聪明，能够设计出完成这件事情的机器，但是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机器是真正理解了呢？
一台机器可以具备理解能力吗？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答案。第一个是我所说的心灵主义者，这里只是一个身份标签。他们认为如果你要理解人们所说的内容必须首先有一个头脑。心灵主义者认为：
电脑不能真正地理解任何东西。想要理解，必须具备有意识的头脑。但是我们利用芯片制作电脑，用编程来设计它。但并没有给予它们一个有意识的头脑。因此，我们知道电脑并不具备理解能力。
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所说的行为主义者。他们认为：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同意有些电脑不具备理解力。但是并没有理由显示为何电脑不能够被创造成具备理解能力的机器。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像人类理解言语那样去理解，并作出回应，我们就有理由说，机器也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因为人类所经历的同样的过程正是我们叫做理解的过程。一台机器各个方面的反应都看起来是理解的反应，这就说明机器本身具备理解能力。如果它的行为举止也恰当，那也表明它是具备头脑的。
很显然，我为何称第二类叫“行为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理解能力就是明白意思之后做出相对应的行为。
以上两种情况和哲学范畴的观点颇为相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心灵主义与行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正确。这两种都与常识有关。心灵主义依赖于常识来断定机器不能够思考。而行为学主义则依靠常识认为，人类理解其他人的意思也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判断。由此看来，这里的常识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二者谁是正确的。
事实上，如果你是二者之一，你通常会面临艰难的智力选择。让我们首先来探讨如果是心灵主义者将会遇到的问题。假设现在所谈论的电脑是属于机器人的一部分，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人形机器人一样。它所拥有的电脑非常聪明，“身体”的行为像极了一个人：例如你的母亲。我将这个机器人叫做M。难道你不会有足够理由相信M和你认为你母亲一样都具有思维吗？你也许会说，“当然不会，如果我知道她的头里面装着的是芯片的话。”但是难道你会打开你母亲的头来检查她的大脑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即使你这样做了也证明不了什么。你坚信你的母亲有头脑是基于她的言行。至于她脑袋里面有什么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行为主义者会这样说，但是这和断定她是否会思考无关。如果你母亲脑海里有什么并不重要的话，为什么要纠结M头里面装着什么呢？
如果你是行为主义者的话，将会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为什么你不认为人形机器人有思维，即使你有同样的证据证明它也有思维，就像你认为你妈妈也有头脑一样。如果认为根据母亲的言行来判断她确实具有思维，但是拒绝承认根据M的言行判断M也有思维，这必定是十分荒唐的。如果正是母亲的言行举止作为证据让你相信她具备头脑（而不是因为天生的偏见），那么别的事物如果具有相同的言行举止，也应该能让你相信它也有头脑。这种思维方式正是行为主义者的典型。
但是当你决定成为行为主义者时，也会遇到问题。你我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有思维，所以也知道具备思维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们都知晓电脑和人类的差别所在，它们即使能完全模仿我们，但是仍旧缺乏任何经验。除非M拥有经验，否则它就不具备头脑。具备一个头脑，和能够做到有头脑能做到的事情，这二者的区别就像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一样非常明显。
结果就是：如果你从外部看待问题，将M与其他人比较的话，行为主义是很有吸引力的。根据你所拥有的行为证据，M和你的母亲并无差别。然而，从内部来看，却是天壤之别。你确定你拥有头脑，因为你拥有有意识的经验，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也知道，M 也有可能有经验，但是如果它没有，不管它怎么去伪装都不可能让它拥有思维变成一个事实。
众所周知，目前电脑随处可见，而且变得越来越智能。照此发展，它们好像很快将会变成智能机器人，并能理解我们所说的话。但是当我们再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为像有思考力的人类和具备思考力本身是两码事。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始就理解他人的思维，以及如何去理解他人思维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坚信人类具有思维这件事并没有比相信电脑可以思考更有底气。如果有人就我们所知道的，以及如果获取知识提出哲学疑问的话，他们会被称为认识论学家。另外，如果要问如何才能知晓他人的想法，那么根据他们的言行来判断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直接的方法。但是，如果人们的言行就表明他们具有头脑的话，那么一个机器的言行也可以模仿同样的事情，向我们证明他们也有头脑。认识论学者认为，他人的思维和电脑的“思维”都是属于一个范畴。
正如我们所见，当我们从内部看待问题的时候，视角就会完全不同。从内部看待事物的人我们称之为现象学家。“现象学”这个哲学术语指的是对人类意识本质的反映。现象学家认为， M和其他机器，无论在模仿人类方面有多先进，最终都会被人证明它本身并不存在思维。
通过对科幻小说里的电脑进行思考，我们发现自己触及到哲学问题迷宫的中心，而这被哲学家称之为思想哲学或者哲学心理学。
但思考哲学上的困惑有些像是在一座老城迷路。而现在，是时候尝试登上高塔，登高望远了。
Text B
哲学当前的发展
大卫·斯图尔特
如果要一位欧洲哲学家描述当今北美洲的哲学本质，得到的回答将会是，多种多样。一个国家，如果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统一教育系统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哲学就有可能具有全国性的特征。例如，法国哲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等等。但是当提到北美洲哲学现状的时候，这种分类就完全行不通。
曾经美国哲学的典型代表是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查尔斯·皮尔斯、约翰·杜威，以及哲学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但是这种情况现已不复存在。当今美国与加拿大的哲学研究极其多样化，不仅如此，更有不少专门针对非西方哲学的研究不断涌现，例如非洲，日本，印度哲学研究，以及探讨将这些非西方思想体系命名为“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不将它们归为“哲学”，保留西方思想模式的名称特殊性，这样是否更好？
然而在如此多样性的背景下，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哲学学派，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这些差异也正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歧。这些实践者可分为统计与数学分析派，以及推论派，甚至是叙述派两大类。历史的学术研究长久以来都被当做人文学科，但是也存在运用统计分析与量化研究的历史研究者。计量历史学正是如此，他们与传统的推论型历史研究的差别就如同数学与诗歌一样巨大。
在哲学领域，有采用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其方法来源于形式逻辑），也有运用更贴近传统哲学写作方法，即更少程式化的语言进行分析的研究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以上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相似点。不严格地讲，这两种方法都属于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因为他们的叫法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可能被夸大。一些分析哲学家的分析为更加传统的推论研究留出了大量的研究空间，而大陆哲学家们会运用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传统的哲学问题。尽管有时同一个科系的哲学家们会针锋相对，但这两种哲学研究方法并不是对立的。纵观目前各大周刊与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文章可以看出，哲学家们都同时运用了这两种研究方法。
当前哲学发展的另一个表现与研究方法无关，那就是涌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分类——女性主义哲学。其主要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及其解答是否存在因为男性的偏见与兴趣而歪曲事实的情况。特别是在伦理学上，女性主义哲学家争论称，性别对一些伦理问题的提法的影响比问题自身是否合理还要深远。女性主义者倡导关怀伦理学，他们认为，它对于过度强调逻辑的伦理问题分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修正，也可此作为规则主导的道德分析的补充，
除此之外，另一个广受哲学家关注的领域是科学哲学及其相关问题，例如人工智能，以及科学发现的逻辑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不算是新的学科，因为从一开始哲学家就对包含事物的本质的研究范畴很有兴趣，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正是以此命名。
当今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哲学家们大多数也是哲学老师。这与之前的时代完全不同，那时的哲学家要么是神职（如安塞尔姆，乔治·伯克利，威廉·佩利），要么是修道士（如托马斯·阿基纳，彼得·阿贝拉德），要么是图书馆馆长（如戴维·休姆），工匠（斯宾诺莎），还有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而现如今哲学家除了少数人例外，大都是在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而这导致了哲学领域的职业化。哲学家大部分都属于美国哲学协会（APA），他们每年都在美国的不同地区举行会议，为整个北美洲的哲学家提供互相认识，共同探讨感兴趣的学术话题的机会。然而，美国哲学协会的突出角色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前的哲学问题地位的高低一般倾向于以他们在协会中论文与会议记录的关注度来决定。
在很多大学的哲学院系里，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基本教育的基础。因此，哲学家们关注的是与新一代学生一起探讨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学生们可以学习哲学历史，探讨从古至今的思想家一直在探索的话题。由于哲学并没有广泛地普及到高中教材中，一些哲学家也将注意力转移到针对高中生的哲学入门教材的开发，甚至延伸到更低的年级。这些哲学教材以批判性地思考技巧为特点，开发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然而，这些推广因为公立学校经费缩紧，以及“回归基本能力运动”的开展变得困难重重，而公立学校最终往往都缺少资源和时间，用来推广类似的创新课程。
很多大学的哲学院系在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例如引进多种哲学的应用学科，如应用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新闻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批判性思考与写作课程，以及将哲学分析应用到非传统领域的课程，如生态哲学。哲学家们从这些领域中精选出重要的研究题目，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用以探讨以上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
互联网的出现为哲学观点的传播与哲学话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在任何一个可用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哲学”这个词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网页出现。这里给你们提一个最好的建议：用户要保持警惕。因为有些网站只是暂时的，有些网站只是展示作者个人观点的平台而已。而哲学文献中心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哲学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从古至今留下来的重要的哲学问题，对智慧的探索一直都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比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更能总结当前哲学的发展，那就是“未经反思自省的生活不值得度过”。正是这句话让自我批判成为哲学的核心。即使仍有方法论上的争论，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今哲学的任务仍是如此，不会改变。
Text C
哲学与科学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有人认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别非常简单。尽管艾萨克·牛顿认为他的著作《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这本被称为现代理论物理第一伟大著作的书，探讨的正是“自然哲学”，但是之后的很多哲学家认为那本书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原因就是牛顿的这本书是探讨的是（很抽象的）经验主义，与感知和理解的证据有关。然而，真正的哲学关注的是概念上的问题，与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无关，讨论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区分哲学与科学在我看来也过于简单化。很多理论物理学都很难直接与经验主义的证据连接起来，而哲学思维是以探讨人类思维的方式为基础。当然也不能说，科学以经验主义的证据为基础，例如做实验，而在哲学领域完全不会。值得思考的是，实验对于科学和哲学都很重要。而科学的很多领域，例如宇宙天体学，做实验的几率非常低，仅仅是因为实验的可操作性非常低。（想象一下人们试图去安排一颗恒星的爆炸！）
然而，与哲学与神学完全不同一样，在哲学与物理学之间确实存在绝对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存在于科学领域的经验主义证据的收集必须比哲学领域的更具有系统性得多。
当然这种差别也有程度之分。在语言哲学领域——例如语义学，我们就需要收集系统性的证据，证明如果提出的意义理论是有用的，语言是如何在实践中被运用的。但是，在西方理智发展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模式，那就是曾经处在哲学核心的问题发展成为新的专业科学的基础。因此，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正是以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为基础，正如经济学与社会学是从对社会的哲学思考发展而来一样，物理学是从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对物质与运动的本质的哲学思考中发展而来。随着这些专门学科的发展，哲学家曾经关注的问题也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野，但是留下了更加概念化的问题。
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与专业科学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科学家们通常比哲学家们探讨更加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家们首先考虑到的是概念上的问题。
科学与哲学的分工是很有成效的。哲学方面的研究通常会催生新的科学，科技发展也会带来新的哲学问题。例如，当今最有趣的哲学研究就是探讨相对论与量子理论提出的概念问题。为了完成这项研究，至少为了做好这项研究，就必须理解理论物理学。同时哲学训练与哲学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Unit 7 Text A
工作与个人满足
马丁·E.P.赛里格曼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人们的工作生活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而令人惊讶的是，金钱正在渐渐失去它的影响力。关于生活满足感的有力发现证明了，在安全保障之外，拥有更多的钱对主观幸福感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影响。而这也越来越能被更多人理解。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人的真实收入上涨了16%，但是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从36%降到29%。“钱真的无法买来幸福。”《纽约时报》这样写道。但是当员工们读《纽约时报》的时候，读到不管是工资上涨，职位晋升，加班工资都买不来多一点点的生活满足感之后，会怎么做呢？一个有资质的员工之所以选择一份工作而放弃另一份的原因是什么呢？什么才能使员工能够长久地对公司忠心耿耿呢？到底是什么动因才能让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制造优质产品中去呢？
当前的经济正在快速地从货币经济转型到满意经济。当然，这样的转变也存在波动（当工作职位稀缺的时候，个人满意度的影响力会或多或少地降低；当工作机会很丰富的时候，个人满意度就变得更重要），但是纵观这二十年的趋势，赞成个人满意度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法律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已经超过医药行业成为美国目前最高薪的职业。但是当前绝大多数的美国律所在留住员工方面的花费比招聘方面的要多，因为年轻的律师，甚至是合伙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律所，为了从事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幸福感的工作。作为一个卑微的员工，每周辛辛苦苦工作80小时，就是为了熬几年之后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已经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魅力。取而代之的一个全新的概念是生活满意度。千百万的美国正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扪心自问，“我的工作一定要这样的令人厌烦吗？我应该怎么做呢？” 对此我的答案就是，你的工作当然能够比现在要更加令人满意，在工作中更多地发挥你的显著优势，你应该可以重新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心。
我知道你们肯定对此充满了怀疑。金钱怎么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失去其影响力呢？痴人说梦吧！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40年前发生的教育界不可思议的另一场巨变。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读的是军校，对于我们那几代人来说，教育就是建立在羞辱的基础上的。笨蛋帽和带柄木板就是老师常备的最强武器。挨罚的时候，这些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头盖脸而来。而今这些方法都消失了，因为教育者发现了一个更好的促进学习的方法：奖励优势，悉心教导，深入研究某一个学科而非背诵大量的事实，专注学生对于老师或者学习话题的情感联系，并且注重个性化。因此，理所当然也存在比金钱更好的提高生产力的方法。
在过去的25年里，每周二晚上我都会和鲍勃·米勒玩牌。鲍勃曾是一名跑步运动员，后来退役担任了美国历史老师，他曾用一年的时间跑遍了整个世界。他告诉我，比起失去双腿他可能会更早失去双眼。在两周前的一个十月的清晨，天气干冷冷的，出乎我的预料的是，鲍勃就这样来到我家，向我的孩子们展示他所珍藏的网球拍。即使已经81岁高龄，他仍旧是一个非常棒的网球手，就这样将他的球拍送人，这真的令我很不安，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
十月是鲍勃最爱的一个月，通常他都会跑过阿迪朗达克山脉，再翻过戈尔山，在每周二晚上7：30准时虔诚地回到费城，然后再在第二天黎明之前动身，跑向那遍布金色与红色叶子的山丘。然而，这次他却没能完成。在一个清晨，经过宾夕法尼亚洲的兰开斯特县的时候，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目前在科茨维尔医院已经昏迷三天了。
“请问我们能否征求您的同意，将米勒先生的呼吸支持拆掉呢？”治疗他的神经学专家问我，“据他的律师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我们并没能找到其他的家人。” 正当我在一点一点消化她所说事情的严重性的时候，医院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个人体型偏胖，我不经意地看到他在倒掉便盆之后，不声不响地开始调整墙上的画。之后很挑剔地盯着画中的雪景，将它弄平整，接着后退几步，又审视一番，还是不满意的样子。昨天我也看到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很庆幸这时候我的思绪能够暂时从当前的情况抽离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奇怪的医院勤杂工身上。
看着我呆呆盯着别处出神的样子，神经学专家对我说“我想你需要考虑一下，”之后就离开了。我找了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坐下来，但眼睛还在盯着这个勤杂工。他将雪景画拿下来，把后面墙上的日历拿来挂上。再次很挑剔地审视着，再拿下来，然后把手伸进一个大的棕色的杂物袋里，从他的购物袋里拿出来一张画家莫奈所画的睡莲的印刷版，挂到了之前挂雪景画和日历的位置。接着拿出温斯洛·霍默的两幅大的海景画，挂在了鲍勃床边的墙上，大概距离床上方一英尺的位置。最后，他走到鲍勃右边的墙旁边，拿出一张旧金山的黑白色照片挂上，然后把一幅和平玫瑰的彩色画挂在照片的上面。
我轻轻地问道，“请问，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做什么吗？”
他回答说，“我的工作吗？就是这一层的勤杂工，但是我每周都会带来新的印刷品还有图片，你看，我是为所有病人的健康负责。比如这儿的米勒先生，自从入院以来他一直都没有苏醒，但是我希望他一旦醒来，睁开眼就就能马上看到美好的东西。”
这个科茨维尔医院的勤杂工（我当时过于全神贯注，以至于并没能知道他的名字）并不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倒便盆或者清洗盘子，而是保护他的病人的健康，尽力用美好的事物来充实他们艰难的生活，他的工作也许很卑微，但是他却将它转变为一份很崇高的使命。
一个人是怎么将工作和生活另一部分规划到一起呢？研究者们将“工作定位”分为三种，分别是工作，事业，使命。第一种指的是你为了每周领到的薪水而工作，并不从中期待得到更多的奖励。只是为了某种目的（例如休闲，或支撑家庭）而选择的一种方式罢了，当没有薪水可领的时候，你也就甩手不干了。而事业，需要个人对工作更深入的投资。你不仅可以通过所获得的收入来衡量所得的成就，还会关注个人的提高。每一次晋升都会给你带来更高的威望和更多的权力，当然还有加薪。从律所员工变为合伙人，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中级主管晋升为副主席，而当晋升停止，你到达了工作顶峰的时候，与工作的疏离感也会随即产生，那时你就会从别处寻求满足与意义。
而使命（或者视为人生目标的职业），意味着自己对工作的投入是主动又充满热情的。有使命感的个人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事以及比他们更重要的事而做出贡献，因此说它具有宗教的隐含意义也是完全适合的。如此一来，工作是自然而然地自觉完成，而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个人提升。当没有收入或者职位晋升机会的时候，人还是会继续工作下去。从传统意义上说，使命特指的是有威望的，只限于小圈子范围的职业，例如牧师、高等法院法官、物理学家、还有科学家。但是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任何一份工作都可以变成使命，而使命也同样可以变成一份工作。“物理学家可以只将他的工作仅仅当做工作，只是单纯地对丰厚的薪水感兴趣，毫无使命感，而一个捡垃圾的人可以拥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洁净，更加健康。
Text B
阿希效应
社会压力比很多人认为的都要有强大。你现在的穿着是什么样的呢？你的同学都穿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有多类似呢？现在试想一下一间典型的办公室。人们通常会穿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压力在人们的穿衣风格，情绪，休闲活动方面都有影响（托特德尔, 2000;托特德尔等, 1998 ）。因此，遵循社会规则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人们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改为说出一个很明显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呢？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已经证实了这一现象，这就是阿希效应。
所罗门·阿希曾经做了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实验之一。（阿希，1940，1956）他要求大学生参与一个关于视觉感知的研究。有人会给他们展示包含三条不同长度的直线的卡片，然后让他们分辨出哪一条和（之前展示的）标准直线一样长。正确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被试学生是和一群给出错误答案的人一起答题，最后的实验结果却非常令人讶异。
在每次实验中，都会有多组试验。每组试验中，实验者“同谋们”，也就是那些早先知道实验真实目的的被试会最先给出答案。唯一一个真正的被试者会在最后回答问题。在前三组试验里，每个人都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在第四组的时候，第一个回答的人给出了一个很明显是错误的答案，说两条完全不同长度的直线长度一样。下一位给出的答案也跟前一个一致，直到最后一个真正的被试者之前的人都一致地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如此一来，真正的被试者就需要决定是否盲从或者坚持自己的独立想法，相信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
那么最后一个被试者最终都是怎么做的呢？正如你所预料的一样，几乎每个人在发现大多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与他们不同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舒服。就像后来一个被试者说的，“我当时觉得受到了干扰，感到很疑惑，被孤立，就像被排斥了一样。”然而，尽管很苦恼，但被试们还是抵不过来自小组周围人的压力。那些屈从于群体压力的被试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有一次或者多次遵从了错误的答案，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所有的试验中完全没有被其他人影响，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与此相关的研究中，50%-80%的人都至少有一次遵从了大多数人的错误判断；三分之一的人在一半以及以上的试验里都顺从了错误的判断。
这种即使他人的想法与自己所见所闻相矛盾，也要遵从其他人的想法的从众趋向，就是阿希效应。这种效应在各行各业中都会阻碍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不管是家庭讨论，公司决策，还是政府辩论都无一例外。
然而，阿希效应并不会影响每一个人。研究从众的学者通常也会发现“独立者”。这些人对于坚持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当他们发现错误的时候，即使有可能冒着被同伴排斥的风险，仍旧会指出错误。
在随后的研究中，阿希发现了影响人们从众的三个因素：（1）大多数人的数量；（2）已经出现了一个被大多数人排斥的个体；（3）正确答案和大多数人的答案相差多少。他还发现当至少三个人说出错误答案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从众，而只有一个或两个人的时候却不会这样。但是，即使在一个大的群体里面，只要给这个和大多数人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配备一个同盟，从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只要和这个同盟一起，几乎所有的被试者都抵抗住了压力，拒绝从众。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仍旧有人即使有了同盟也会继续从众，这些屈从于群体压力的人往往低估了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他们从众的频率。有一部分人甚至还声称他们真的像大多数人一样确实认为两条线一样长，还坚持说他们表达的正是自己所看到的（阿希，1956）。
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影响从众的更多的因素。特别是以下几种情况，人们更有可能会出现从众的行为：
● 当所面对的问题难度大或者不清晰的时候；
● 当小组成员被认为是有才能或知识渊博的时候；
● 当在公共场所给出答案，而非私下场所的时候；
● 当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很一致的时候，但是一旦一致性被打破，从众的比率就会大幅度地降低。
Text C
与其他人一起：人类的一个基本动机
埃利奥特·阿伦森等
尽管出生的时候很无助，但人类的婴儿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针对人的反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都能对人脸做出灵敏的反应，听到声音会转头，他们还能够恰好地模仿某些面部表情。再过几周，婴儿能够完成第一次微笑，毫无疑问他们的微笑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让全世界的父母都欣喜不已的是，新生儿好像生来就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等等，如果回想一下你在和其他人交谈，陪伴他人，打情骂俏，分享秘密，思念他人，或者为他人感到担忧这些事情上所花费的时间，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人需要与其他人一起。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和心理学家马克·利里的观点，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是建立和维持一个长久的，积极的，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普遍动力，即使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种普遍的观点是根据每天的观察与大量的研究得出的。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人们在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时都会感受到喜悦，而在这些关系破裂的时候也都会表现出焦虑和悲伤，例如由于远距离，离婚，或者死亡而失去心爱的人。这种归属感的需求深藏在人们心中，这也是为何当人经历被忽略，拒绝，孤立，指责，或排挤这些“社会性死亡”的时候，会那么绝望。
人类内心深处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为何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使自己看起来既体面又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有些人过度在意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结果患上社会焦虑症，也就是说，在能够带来公众注意力的场合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适。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公共场合演讲的焦虑，或者叫“怯场”，这也是表演者们最害怕的噩梦。如果你在不得不做演讲的场合只能感到双腿发软，声音颤抖，那么你就已经具有这种焦虑症的一些表现。如果人们问这些焦虑患者到底在害怕什么，得到的最普遍的回答就是害怕会发抖或者表现出其他焦虑的动作，害怕会大脑一片空白，说一些蠢话，或者中断演讲，没法继续下去。而对于高度焦虑的人来说，其他的社会场合也可能会引发焦虑，例如在公共场合吃午餐，当着商店店员的面给账单签字，或者对于男性来说，在拥挤的男卫生间小便等等。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这些焦虑反应太过强烈，患者虚弱到只能待在家里。
归属感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拥有更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的人，例如情人，朋友，家人，同事等等，往往比那些被孤立的人拥有更多的自信。通常他们也更加快乐，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实际上，那些拥有社会关系网的人身体也更健康，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低。
第八单元 全球化 Text A
从柏柏尔人到巴赫的全球化之路
马友友
作为职业大提琴手已有三十余年，其间有整整二十个年头都一直奔波在巡演的路上，与此同时，我也致力于了解各种音乐的传统与文化。正是这些旅途让我认识到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个体身份、社会安定与友好交流建立至关重要的框架。
当今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这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不稳定，人们也不禁对自身的定位产生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规则，因此常常会威胁到个体的特性。这种处境令我们不安，因为屈从他人规则就意味着不得不改变我们坚守数千年并引以为傲的风俗习惯。因此，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不牺牲个体特性与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让各种文化和习俗逐渐发展到能够适应一个更大的平台呢？
这些年的音乐之旅告诉我，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流互动并不只会破坏文化，相反，它不仅能创造新的文化，而且还会为那些存在了几世纪的古老传统注入新的活力，使其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熟知。这一点与生态学上的群落“边缘效应”类似，后者本身是用来描述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交汇时的景象。例如，在森林与大草原这两种生态系统的交界之处，存在着密度最小但种类最多的生命形态，而每一种形态都汲取了两种生态系统的精髓。由此可见，有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交叉地带往往能够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联系。
14、在显微镜下观察物体有一定的要求。物体必须制成玻片标本，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精细结构。文化，就像是聚集了世界各地瑰宝的拼图。探索世界的途径之一正是深入地挖掘文化传统的核心。举一个音乐领域的例子，每一位大提琴手的核心曲目都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每一个组曲的核心都是一种叫做萨拉班德舞（sarabande）的舞曲。这种缓慢而感性的舞曲最早来自于北非柏柏尔人的音乐，随后流传到西班牙，但因当时人们认为曲子猥亵而遭到禁止。后来西班牙人将这种舞曲又带到美洲，继而流传到了法国，在那里演化为一种庄严的宫廷舞蹈。一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巴赫才将萨拉班德舞曲作为一个乐章融入到他的组曲当中。而现如今，我作为一名出生在法国巴黎的美籍华人，也在演奏着巴赫的这一组曲。这样看来，萨拉班德舞曲到底属于谁呢？诚然，每一种文化都吸收了最初的音乐，并将其自身特点融入其中，而此时音乐也被各种文化共享：它属于我们每个人。
我于1998年创办了“丝绸之路”项目，旨在研究地中海和太平洋地区各种文化之间几千年来的思想交流。当“丝绸之路”合奏团进行演出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舞台上倾尽全力地展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合奏团的成员大都是大演奏家以及传统文化大师，无论是来自欧洲，阿拉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波斯地区，俄罗斯，中亚，印度，蒙古，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大师们都会倾尽所有地分享他们的知识，同时也对其他文化表达形式充满着好奇心与学习热情。
纵观过去几年，我们发现每一种传统都是一种成功的创造。因此，确保传统得以延续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所有手段，让传统本身得以自然发展。例如通过录音，或者制作影片；通过来自博物馆，大学，设计院校，或者各个城市的人们的参与；通过在课堂和运动场举办表演，艺术团的音乐家们，包括我在内，也在不断学习有价值的技能。回国以后，我们再将所学的技能与其他人分享，以确保我们的传统在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国外表演传统艺术能够激发国内传统实践者的热情与活力。最重要的是，每次舞台表演都清晰地展现出艺术家们对于他国音乐的热情，他们彼此之间已然搭建起一条充满尊重与信任的友情纽带。当然，此种令人愉悦的互动都是奔着一个所有成员都想实现的共同的伟大目标，因此每一次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都能通过友好的对话得以解决。我们对彼此敞开心扉的时候，就像是在陌生的传统之间建起一座桥，消除了由变化和误解带来的恐惧。换句话说，当看待世界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人们往往就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理解生活以及文化。事实上，我们生存在这个渺小星球，和另一端的人所共有的东西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
8、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一天；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一年；月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农历一个月。认识这些文化共性的重要性并不只局限在艺术领域。目前不只是伦敦，纽约或者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就连一些中等城市也在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那么如何做到既保护每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又能让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呢？人口迁徙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都得不可避免地走向反抗与纷争呢？那么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或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人又将何去何从呢？答案就是，蓬勃发展的文化驱动力将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才能让不同的人和平共处，同时又不会牺牲其特性与个人身份。而这和政治正确无关，重要的是承认每个人所珍视的东西，以及每种文化为世界带来的瑰宝。
若要教会学生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人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阶级世界里，发展依靠着测验与测量结果，因此我想要指出四个对教育尤其重要的方面，这四点是不可被测量的，也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当然，我的看法来自于我作为音乐家的经历。第一个重点的基础就是音乐家和老师们拥有一致的目标，那就是让他们演奏或传授的东西难以被忘记。这里的“难忘”指的是听众或者学生根据自己对音乐或者课题的经验而产生共鸣。这样一来，演奏或者课堂的内容就会更容易被理解，可以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并且还能慢慢地与未来的经验建立联系。当然我们各自的经历各异，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老师，启发并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3、我们在水中发现了什么微生物呢？（P18）难忘的教育内容正是我所认为的第二个重点方面——是以热情为驱动力的教育的关键。充满热情的教育能够唤醒学生，带他们认识更广阔的世界，激发其好奇心。如此一来，学习要求就会转化为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也就成了自觉完成的事情。给充满学习热情的学生上课时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同时，满腔热情的老师也更慷慨地分享自己所有的知识，这样以来就实现了教学相长。充满热情的教育让学生更加自由，拥有更多自信去探索作为个体的价值所在，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第三个重点叫做不逾矩的想象力。想象力需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智慧，感官，经验以及直觉来构建可能的场景。凭借想象力，我们可以超越现实的时间空间，继而展望遥远的未来。除了可以让我们有能力思考当今所需要的工具之外，想象力还能让我们为子孙后代着想，思索他们需要为这个共同的世界做哪些贡献。作为艺术与科学发展的强大引擎，想象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资源。
除了不逾矩的想象力，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共情能力。能够摒弃偏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当你深切地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拥有共情的能力，因此也能够建立很多意想不到的联系。这样的情况下，你距离那些本来遥不可及的事情就会更近一步。当我们面对这个专门化，分类化，充满着责任的世界时，共情能力作为根本的能力，能让我们真正地认识到自身为人类的一份子的这个身份。
世界本就错综复杂，教育者们不仅要帮助学生如何认清自己，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地开阔其眼界，因为这点至关重要。只有当教育具备了这四个重点（难忘的教学内容设计，激发热情的学习动机，建立不逾矩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才能栽培出有能力积极创建未来的世界公民，而这个未来也一定会令我们所有人引以为傲。
Text B
全球化之争
理查德•W•曼斯巴赫，克里斯腾•L•拉弗蒂
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已然引发了来自不同群体的激烈讨论。这其中不乏暴力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在不同场合聚众游行以反对全球化理念，抗议全球化进程，例如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2001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以及在2001年和2003年在瑞典哥德堡和希腊雅典举行的欧盟峰会都有他们的身影。游行的队伍运用手机，加密的互联网信息以及电子邮件来扩大动员，其中的代表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会员；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动物权益保护者；美国激进环保组织—雨林行动网络（RAN），地球优先！（Earth First!），和山峦俱乐部（Sierra Club）的环保激进分子，以及来自全球交流组织（Global Exchange）和美国反全球化组织—直接行动网络（DAN）的人权保护人士。激进的游行分子使用醋浸泡过的破布来对抗催泪瓦斯，钢丝铁网，聚氯乙烯（PVC）管，以及抵挡街道游行浪潮的铁臂人墙，还会用滚珠轴承和大理石弹珠来猛击警察的马。最终，这些激进分子也袭击了警察，并且承认在西雅图、日内瓦等其他世贸组织会议上公开制造破坏和骚乱。
诚然，人们对全球化现象确实褒贬不一。但很多反对者都对自己的主权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们相信国家的存在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反全球化主义者们争辩说，在某些国家，例如欧洲和北美国家，公民自身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发言权，但是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在大型跨国企业的平台上，如欧盟或者世界贸易组织这些特殊的国际机构，以及经济市场上甚至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认为，正是全球化造成了这种民主赤字，在这种环境下所建立的机构组织剥夺了员工的发言权，将人们抛入各种经济与文化力量的博弈中，无法掌控自我。在他们眼中，全球化正在逐渐消解人们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及权利，进而导致疏远与焦虑情绪不断滋生，因为人们的生活都被那股他们无法控制或无法理解的遥远力量给打压到喘不过气来。
全球化反对者们认为全球市场迫使国家以及工业向外输出工作岗位，削减社会福利和卫生计划，让人们面对如此冷酷无情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时能够咬牙坚持，艰苦生存。对此，他们向这个时代抛出很多尖锐的问题：如果国家丧失主权，有谁能够担当起全民谋福利的重任？又有谁能够维护公民的权利？谁来心系公民的经济需求，谁来伸张正义，又是谁将会维护国家利益？而这些反对者们的回答是“没有人”；当然，人们需要的不可能是那些正在兴起的全球各大公司的高管精英们，也不可能是那些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即公司股东们。总的来说，按照以上反对者的说法，全球化削减了公民身份的权利与责任，不论是在国家贡献，全民福利，还是民主参与方面都是如此。
1、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我们身边的书、橡皮、电灯、大树、动物、植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据反对者所说，大型跨国联合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运作暗中损害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他们联合起来针对贫困群体实施有组织的暴行。除此之外，投资资本逐渐向环境和劳工标准低的国家转移，这将会造成人们多年来所奋斗的生活水平，工作水平和环境标准的继续降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主张寡头政治的企业和银行在全世界搜寻廉价劳动力，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转移工作，为了保有竞争力和谋取更多利润不惜破坏环境。简而言之，全球化的反对者有时将这种为了追求全球最大化的竞争力而寻求廉价劳动力，给予工人最低程度的保护，制定最低的环境标准的行为称为“竞次”。
答：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的中间，如果月球挡住了太阳射向地球的光，便发生日食。针对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声仍不绝于耳，这些组织为了追求企业自身利益，不惜强迫国家政府执行有损于公民利益的政策，在贷款上制定苛刻的条件，来对抗那些本来就无力抵抗的弱势群体。总之，全球化削减了公民身份的权利与责任，削弱国家保障人民福利的能力，进而降低了真正实现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除了损害民主权利与公民自由，反对者们坚持认为全球化的经济以及全球性的文化使得丰富多彩的地方传统、审美标准，甚至是当地语言遭受同化的厄运。在肤浅的“可口可乐“或”麦当劳“或”李维斯”文化大行其道之前，各种古老文化一直在不断让步退缩。本土的传统价值观逐渐被美国制造的电视剧、电影、广播以及流行音乐所侵蚀。反过来，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十分推崇个人主义，自恋和贪婪；热衷传播色情与暴力图片；大肆腐蚀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群体（民族性的，全国性的，宗教性的群体）在面对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时仍极力坚守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尊严以及价值，而这种觉悟将使他们把自身的满腔怒火引向全球化以及其首要倡导国——美国。除此之外，反对者们还争论说，国家为公民提供身体以及心理安全的测量方式，清晰的身份，一种对更强大事物的归属感。如果自身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同一化，那么在这之前存在过的其他身份，例如宗教的、部落的身份等都会形成一种心理层面的空白。
反对者们还提出，全球化还将会带来另外一种恶果，那就是它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或为了寻找工作，又或为了躲避暴力。如此一来，大规模的迁移导致群体的破裂与分离，形成文化上的贫民区，同时跨国犯罪产业如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愈演愈烈，因为心生绝望的人们迫切地想要得到工作，女性被困在家中或者成为性奴隶。另外，被全球化大力推崇的科学技术例如互联网技术，给洗钱和金融投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那些政治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不少帮助。
二、问答：Text C
全球化与贫穷
马特·奈斯威斯基
2、你知道哪些昆虫？全球化，它到底是否如其倡导者所坚持的那样，帮助扩大了世界财富？或者，是否如它的反对者所控诉的那般，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在名为《全球化与贫穷》的新书中，十五位经济学家探讨的正是这些以及其他问题。此书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安·哈里森编写，哈里森在书中对很多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得出的中心结论就是，如果合理的补偿政策与相关机构能够实施到位的话，贫困群体确实将会从全球化中受益。
哈里森首先注意到，大部分关于全球化和贫穷关系的论述都是间接的。更确切地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贸易系统中，世界贫困指数已经实现了稳定下降，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全球化和贫困》中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全球化和不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脱不了关系，因为贫困群体并不总是能够从贸易中分得一杯羹。当然此书也探讨了其他方面。其中一点就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大量不具备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时，这个国家的穷人就并不总是能从贸易改革中获得收益。另外，如果工人在从承包经济部门转移到不断扩大的部门（如印度和哥伦比亚）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机动性，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如果贫困的农民能够接触到信贷以及技术实践知识（如赞比亚），能够拥有社会安全网如收入支持（如墨西哥），或者能够针对性地提供食物援助（如埃塞俄比亚），对他们来说，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将有可能会增加。
书中所搜集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出口增长和外来投资已经在很多地方成功降低了贫困率，例如墨西哥，印度，还有波兰。但与此同时，货币危机对贫困群体来说将会是沉重的打击。在印度尼西亚，自1997年的国家货币危机以来，贫困率至少增长了50%，而现在的墨西哥还未从1995年的比索危机中回过神来。
4、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产生了一种新物质——二氧化碳气体，这种气体能使燃着的火焰熄灭，这样的变化属于化学变化。哈里森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也在穷人自身群体中分化出成功者和失败者。例如，在墨西哥，小玉米以及中等玉米的种植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眼睁睁地看着收入减半，而同时大玉米被广泛种植。在其他国家，出口部门或者拥有外来投资部门的贫困工人确实也从贸易和投资改革中获得了好处。然而早前的保护区域的贫穷率却快速增长，因为这些区域在进口竞争中首当其冲。在一个国家，贸易改革甚至将会损害乡下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为这些乡村或者城市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农民的农产品提供了福利。
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哈里森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她还指出《全球化与贫穷》这本书中所涉及的研究已经得出了不少非常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以上两者的关系并不只是建立在贸易、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其他经济环境的互动上：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向农民提供信贷和技术支持，值得尊敬的机构以及运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包括灵活的汇率兑换。哈里森认为，以上这些条件正不断成为不少跨国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所关注的焦点。
哈里森补充说，当然人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确认劳工立法是否只能够保护那些少数工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正规部门的典型群体；或者需要确认此种立法是否能够缓和短期调整资本带来的影响，帮助劳动力从全球化浪潮中受益。反对血汗工厂的行动主义者们认为在这方面进行选择性干预是可以成功的。
8、我们把铁钉一半浸在水里，一半暴露在空气中，过几天我们发现铁钉在空气中的部分已经生锈，在水中的部分没有生锈。通过实验，我们得出铁生锈与空气有关。哈里森进一步注意到，很多经济学家预测拥有大量非技术型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将会从全球化众受益，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对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正逐渐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太过简单化，通常与现实存在出入。跨国研究资料显示，全球化进程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而这种后果也抵消了降低贫困率带来的部分好处。
5、垃圾的回收利用有哪些好处？《全球化与贫穷》这本书暗示了不少观点。首先，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将加剧本国的贫困状况。第二，对于那些可能会遭受全球化冲击的不同国家的贫困群体，需要制定慎重的有针对性的对待举措，这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有证据表明，单一地依靠贸易或者外国投资是不足以减轻贫困的。穷人更需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信贷的渠道流通，以及在从承包行业向不断扩大的企业转换过程中如何利用贸易改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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