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爱国思想和忠君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君与国原本难以割裂。早年杜甫曾用“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来比喻他对唐玄宗的忠诚，如同葵菜和豆叶天性向阳，不能改变。但是杜甫决不是愚忠，出于对昏君庸主的失望，他曾以极其不恭的语气讥刺肃宗信任宦官，惧怕张皇后：“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他对于唐代宗的昏庸更是愤慨：“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批评皇帝不能起用贤人，恩泽虽多，百姓的灾难却更深重。可见，当君主的行为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杜甫是将爱国和忧民置于首位的。
盛唐文人普遍具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杜甫从盛唐的时代潮流中，汲取了进取积极的精神，很早就以宰辅自许，以天下为己任：“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屡屡歌咏凤凰：“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凤凰象征国家的太平祥瑞，诗人愿意用自己的心血作为供养国家祥瑞的醴泉，为国家中兴、解救苍生，诗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虽然杜甫一生潦倒，但始终执着于关怀现实政治，思考关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例如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塞芦子》、《悲青坂》等诗篇，为自己不能在战乱中向朝廷献上良策而无限忧虑。在《北征》中，他分析了朝廷向回纥借兵必然会带来的隐患。在《宿花石戍》中，他焦虑地呼吁：“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流落到夔州时，他还借《寄柏学士》诗，请求在位的官员们以百姓的安居为念：“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念念不忘的还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现实，可见杜甫对国家、人民的强烈使命感。杜甫身处乱世，战争和流亡所带来的惨况，强烈震撼他的心灵。因此，在他许多诗里，表达了对战争残害生命的愤怒和谴责。《悲陈陶》一诗记述了公元756年宰相房琯在陈陶斜的一场败仗。诗里描绘了血流成泽、尸横遍野的场面，指出无数生命仅因主将的失误，便如此轻易地毁于一旦。这诗不仅反映了当时唐军惨败、叛军气焰正盛的形势，而且以典型的画面突现了战争的残酷。杜甫的心从未因熟视丧乱而变得麻木，他的痛切悲苦之词，使千载以后的读者，仍能为他那充满人道精神的仁爱之心感愤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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