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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发布时间：2021-08-0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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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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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学 生：闫少鹏
指导教师：刘振英 讲师

摘 要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
关键词：苏轼 人物传论 势 纵横 人格追求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content of theory Yanshaopeng Drected by Liuzhenying Lecturer
Abstract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to generalize to 4:One is the person chosen to mostly have great history influence；Two is lend the matter of the ancients to discuss contemporary over;Three is that the purpose is novel， delivers people of the past of don't deliver;Four is longer than to discuss politics, military and relationship.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to contain its special history view， political view and value, he emphasizes ”power"’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affairs and still maneuvers, Chong right way， heavy Ba Shu.Thinking the ruler should take people as origin and adjust public sentiment, should also value a talented person and let people with clear, but talented person should with Zhi, endure， stanza for the perfect character pursue.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creation of theory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ng Song literary circles prose，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that deeply is subjected to other seven everyoneses of Tang Song Ba everyones， compare other persons but speech, ”is like tide, is like spring， Europe is like Lan， Su is like sea"， Su the Shi article contents material abundant, the thought is deep, the vehemence sinks male, power of style old Jian， standpoint English Rui。Moreover,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of theory also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s political current of thought， to sum it up， Su Shi accomplished the special feature that Su Shi’s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social milieu and his life career in place ages.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KEY WORDS：Sushi The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Power Maneuver The character pursues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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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评议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人物传论,主要收录在《苏东坡文集》的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主要写的人物有帝王，包括宋襄公、秦始皇、汉高帝和魏武帝；有将相名臣，包括伊尹、周公、管仲、孙武、乐毅、留侯、霍光、晁错和诸葛亮等；有思想家和文学家，包括孔子、孟子、荀卿、子思、贾谊和韩愈等。这些文章多从古人史实生发开去,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合情合理，表现了作者独创的思维能力,应该说是苏轼议论散文中的优秀之作。而这些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前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苏轼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1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1。1 所选历史人物多有重大影响
在苏轼以前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多如牛毛。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来生发议论呢?从苏轼的人物传论来看，他选的人物多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如周武王兴师伐纣，开创西周；周平王迁都洛阳，兴建东周；商鞅变法图强，富国强兵；范增辅佐项羽，楚汉相争；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任何历史人物，只有投身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才能显示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当然也能暴露其弊端与失误.只有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功与过，才能为后人提供可靠的议论话题。从后人的角度上说,只有议论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过的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才能有较强的说服力，更好地发挥借古鉴今的作用。
1.2 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
苏轼历来主张文章务实而不务虚,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文学观点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言必中当世之过，既需要有大勇，又需要有大智。如果直截了当指责当局，势必得罪皇帝和权贵，下场难免可悲，中国历史上许多人都是上了当的.如果借古人之事以言当世之过,言在彼而意在此，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苏轼的人物传论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如在《论周东迁》中，苏轼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实，反复议论了“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苏轼的这一言论显然是针对赵宋王朝怯于外敌，妥协苟安，逃避现实的弊病而发的.苏轼所处的北宋王朝，外表上挂着河清海晏，太平无事的幌子，而实际上是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不断动摇着北宋统治的根基.最可怕的是北宋朝廷除少数正直的大臣外，大都自欺欺人，仍然贪恋歌舞升平的生活。在这种历史状况下,苏轼在《晁错论》中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揭露了北宋王朝当时外强中干的实质，后来被历史所验证.可叹的是，北宋统治集团虽有良臣忠告却无动于衷，不思振作，到后来二帝被俘，仓皇南逃。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 1。3 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未发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晁错论》批曰：“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晁错的死因，苏轼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发前人所未发”确是苏轼人物传论的又一个特点。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评论甚多,但多是站在同情贾谊、指责汉文帝的角度,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样。苏轼与前人不同，在《贾谊论》中虽然对汉文帝略有微词,但大量的文字是议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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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道理.苏轼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君子要达到的目标长远,要成就的功业伟大，所以“必有所待”，“必有所忍"，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贾生则不然。先是操之过急，受挫后又一蹶不振，因此苏轼叹日：“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个论调可以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且以《留侯论》一文为例.自《史记》以后，人们都以留侯张良受圯上老人兵书为奇，不断添油加醋，给人物与事件蒙上神秘外纱。苏轼不从此处出发，却认为这是秦末隐士“圯上老人”有意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论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不得不叹服苏轼的卓见.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
1。4 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苏轼人物传论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浑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丰富多样。《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一是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二是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 2 苏轼人物传论中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 2。1 历史观
2.1.1 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 苏轼论史，喜言“势”，如其论封建，则引柳子语云：“封建非圣人意，势也”，且以此语贯通全篇.论周公,则言其诛管蔡乃“势不能不诛也”，盖周公当武王早故，幼主难以秉国之际，是“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无可奈何而为之.则苏轼以为，纵圣人立世,亦无以逆“势”而动。“势”实乃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各矛盾之胶着与胶着中蕴涵着的强大之力.苏轼又喜言“时”，《封建论》云：“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又云:“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时”与“势"者,实一物也。而言“时"者，重在特定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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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情境之时间感，以强调其紧迫性与即时性.言“势”者，则尤其突出其裹胁历史中一个个孤零零个体冲刷而下的伟力。苏轼虽未明瞭历史之动力所在,却直觉地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故苏轼以为，圣人当识“势”（“时”），从时势之变而取因应之道。故其甚为推崇汉高:“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汉高帝论》），而制度之设，亦应因时势之变而有兴废。故其《封建论》一文，力斥春秋之后倡导“封建"之非,指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 不惟如此，苏轼且揭示出政治混乱的人性根源，盖所谓：“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力，力莫大于封建。"而苏轼之“时”“势”观念实际即以重“实”思想本色为底蕴,既苏轼观照历史发展及种种历史问题,多不惑于虚名而重事实。《正统论》乃为驳斥章望之之论而作，而其又与欧阳修论正统多有异议。其论开宗明义云：“正统者，名也？实也？……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苏轼并指出：“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盖欧氏首倡正统之说，以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而章子以为“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遂别立霸统之论，以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而苏轼则首先究及正统论确立之本原:“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既而论证正统与否不过虚名而已，篡君虽据有天下,固然不害其为正统，而倘若世人不以正统之名为重，则纵然篡君得正统之名，也无法掩其弑君之事实：“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本文为互联网收集，请勿用作商业用途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2。1.2 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
苏轼人物传论中崇尚纵横之术，尤其在他论仁义利害之际，更是彰显其纵横之气。而仁义利害的区别，在君主的统治之术中就表现为王道和霸术区别.而苏轼表面上崇尚王道,实际上却极重霸术，也可说更重视政治的实效. 苏轼尚纵横，时人即已有所议论.苏轼少年之时，王安石便言其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而欲黜之，而元祐之际不惟“程氏以苏氏为纵横"，王觌等人亦纷然言其“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间虽杂党争偏执不实之语，然却并非纯然诬蔑。如上引其论“时”语,即直接出自《战国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访穰侯时语:”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此君之大时也"。而其言进谏，则曰"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故当以利害说高帝（《汉高帝论》）。言贾谊，则以为当深交帝王大臣，而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言晁错，则引“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勿务为自全之计”（《晁错论》）。然此种纵横，实乃其纵横捭阖之气，而非一家之纵横家数也。 而其纵横之气，尤在于其论仁义利害之际。朱熹尝言苏轼“以利害为言，则终不近圣贤气象”，其论鲁隐公，以为虽“仁”而“不敏于智",李斯则为利便可得利。原其立论之心，乃在于“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一语.故其论事,常将心术与实效清晰分辨,却实未尝分离。钱钟书尝云:“伦理学有主意愿与主事效之别,亦即《孟子·滕文公》答彭更所谓‘志’与‘功'。"而苏轼实欲合心术之仁义与实效之功利二者为一矣.如此，则既无心术败坏，道德沦丧之虞，又无以仁义败事亡身之弊。其说虽看似邪僻,然自有用心在焉。南宋陈亮尝言：“谓……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苏轼之意，一是在于以功利证仁义之价值，二是在于以功利补仁义之缺失。而体味其暗含之价值观，亦实有对仁义失望之意.故其反复申明致意于“智”，“能”:一言“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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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得之”（《魏武帝论》），二言“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于人”（《魏武帝论》）。
而仁义利害之别，于君主之统治术中即表现为王霸之辨。苏轼虽崇王道,以为“不可以小用”,而其实极重霸术.其《乐毅论》将王道，霸术分别而言，以三王为“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五霸，范蠡，留侯为“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而徐偃王,宋襄公，乐毅诸人实为霸者而欲以仁义服民，故其丧国亡身。此语似有与仁义功利合一之说有矛盾之处,然苏轼论此自有分寸。其论仁义功利合一,乃专言王者有诚恳之仁义之心而自然天下归服。而其论霸术之用,则惟注目于利害倾夺，至以代范、留而言曰：“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并赞二人“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而此一篇纵横文字之结论，便是“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勿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则是言王道霸术之分，且证王道实非霸者取天下之术也。
而《诸葛亮论》一篇亦可与此相互证明。其主旨乃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一语。盖苏轼以为孔明初当以忠信激天下之心,而反以诈术迁刘璋，遂失天下义士之望；后当离间丕、植，绝曹氏之手足，而亦未能出此奇策，“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则是言孔明亦王道霸术两失之也。然《乐毅论》乃言乐毅为霸者而饰以仁义，而《诸葛亮论》则言其可行王道而失行王道之机，当行诈术而又失行诈术之机.因此可以证明苏轼之王霸观,实以为仁义、诈术乃王、霸分有之,王者不宜为诈术，而霸者亦不可行王道也。
然苏轼虽言王霸分别，而察其论王者诸语,亦时时有功利之念悬于心中。如言王道则重在其“用”:“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实以“王天下"与“亡天下”为重，而以“道”为轻也。至于《论养士》一文，则于满纸诡谲之后仅有区区一语言及“先王之政”，亦可见其心中轻重。故苏轼所为实非一般俗儒所重之王道，而在政治之实效也。 2.2 政治观
2。2.1 施政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
苏轼人物传论认为英明的君主做出英明的决定是顺应民意，是以民为本的体现。开国君主改朝换代，建国以后止戈罢兵，休养生息等都是为了顺应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武王》中，苏轼明白指出武王伐纣后之偃武，其意义及背后之考虑，正与汤所谓的“惭德"相同。戒慎畏惧,偃武修文，是忧虑天下不服，而天下不服的原因，至于“虽盛德所在”一语，其实已可见苏轼不完全否定武王杀纣而代之的正当性。“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在此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则是苏轼学术文章所擅长的、由人情考虑而生的洞识及体谅。苏轼其实并未否定武王解民于倒悬之功绩，故仍以“盛德所在”视汤武吊伐之举。但动用武力以取得天下，弒世主以代之，难免纷纷不服者众,苏轼认为，这是经史有征、无可回避之事实 ；难处在于，即使如汤、武之师出有名，都不得对不服者动辄干戈相向,以免有“战胜而不已"的黩武之嫌，“吾民先叛矣”。面对这样微妙而为难的处境，如汤武周公这样中国政治史上的典范人物,都必须长期谨慎谦卑以对，无敢丝毫怠懈，换言之，陈兵或卷藏,“天下"或民意之趋向,都是最重要的依据,而一切都以天下定安为原则. 苏轼人物传论中还指出，商鞅的连坐之法，苛政也。至于桑弘羊，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国家专卖政策，通过盐铁酒类的垄断，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国富民穷.苏轼从民生的角度，剖析了商鞅、桑弘羊的政策实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阻止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斥其灭国残民，覆族亡躯，其立论扎实，无可辩驳。这与以往立论者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其强国的作用，而忽视对民生的凋敝、残害，无疑触及到了事物的根本。而苏轼长期受贬，深入民间，老百姓的感受如同身受,从而在其人物传论中才能体现以民为本。
苏轼为民请命，不计得失。面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苏轼直言改革对百姓的危害，主张关心百姓生活，劝告皇帝优先富民，为了百姓，他竟敢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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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虎狼在横行了"。因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但仍能趋利避害,维护一方百姓权益,《宋元通鉴》记载:“时新法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革，苏轼站在百姓的角度，建议司马光吸收新法的合理部分，并因此与司马光发生争执，又被排挤出朝廷。苏轼与两任宰相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2.2。2 统治者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
由于苏轼自己就是屡屡吃亏于小人之口而一贬再贬，所以他特别强调君子和小人之辨，强调统治者要任人以明,切不可惑于小人而使忠臣得罪,社稷被损。
在《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苏轼指出:“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 .”而“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然而百密一疏，秦始皇致乱之道，就在用赵高、李斯和商鞅变法. 苏轼认为：“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始皇、汉宣皆自以为英主而用阉尹之人以至亡国乱朝，则“与庸主不异”。“李斯佐秦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但在关键时刻李斯却不敢请诛赵高，何哉？苏轼在此将根由归咎于秦始皇重用商鞅变法：“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正因为如此，李斯才有了为满足一己之私而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秦二世而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误用了人才。假使始皇在病重的时候不遣蒙毅，那么赵高、李斯也不会奸计得逞;假使秦始皇不重用商鞅，也不会有扶苏、蒙括畏法不敢复请始皇而死的悲惨结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认为对于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要有个适当的区处，使其才能为吾所用而不为吾害,这其中就涉及到驾驭人才的心术问题。苏轼认为，君主要驾驭将帅，必须懂得为将者的心理：“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 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则将帅幸之。”（《孙武论下》）将帅是用来作战的,若无作战对象,则其爵赏不得加，所以将帅的心术，是要养寇以自利.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受害了。苏轼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之所以不能复振，就是因为“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孙武论下》，不肯全力效命。那么君主如何驾驭将帅呢？他说唐宪宗有一个好办法：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在统治者方面，要广纳人才,同时也要深谙御才之术，要知人善任、任人不疑。 2.3 价值观 2.3.1 敏于智 苏轼认为：“世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魏武帝论》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能观微而知著，明白利害得失，当机立断。鲁隐公就是因为失之迂腐,不能当机立断而遭杀身之祸。在《论鲁隐公》中,苏轼满怀同情而又无比心痛地写道: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并杀己也。 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苏轼认为鲁隐公遵从惠公遗志,还政于恒公，是可以称得上“仁”的了，只可惜他的“智"太低劣，连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强盗,会捕之以免受其害，鲁隐公却不能及时解决那个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翚，自贻后患。所以，倘“不敏于智”,徒有“仁”心是没用的. 2.3.2 忍小忿而就大谋
苏轼在其人物传论中反复申明了他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有 “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苏轼在《留侯论》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论散文中,把 “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开笔便郑重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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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认为成大事者应具备非凡的气度和高远的志向。紧接着，苏轼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成大事"的道理。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能变少年时的“不忍忿忿之心”为“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度量。文章最后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严正指出:“观夫度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 2。3。3 具备“天下之大节”
苏轼认为具备可致之才对于成大事非常重要，但“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霍光论》）.诚然,苏轼在这里更看重“节”和“气”在成大事中的重大作用。“才”对成大事者固然重要，但没有“节”和“气”的统协 ，“才”就只能成为“与天下争能”的狭隘之才。苏轼在《霍光论》中称霍光“先无尺寸之功, 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却“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就在于霍光“才不足而节气有余",在于他不会以区区之才与人争短长，在于他能以“节气"全其身和全其国.苏轼在这里论证的“节气”就是一种“大节”,它要求一个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志向坚定。他在《伊尹论》说：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 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狭天下'，即以天下为狭,盖言其胸怀之大，装着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节’，才能有‘全才'去面临大事.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真正的操守。这操守非一般的小节，其内涵极大，故谓之‘天下之大节’。”伊尹之所以能废太甲，而“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僣；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就在于伊尹“视天下渺然不足以动其心”，“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伊尹论》）。
3 苏轼人物传论的缺失
3.1 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 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的品评，但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轼反对官营禁榷，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和桑弘羊所代表的经济主张,主要开向是重农轻工商和强调官营禁榷，其共同点在于富国为首位。对此，苏轼是持明显的反对态度的。他说:“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立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都莦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为:‘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是也.”他明确反对以官营禁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的目的，认为桑弘羊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作为口号，采用盐铁官营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不可取，认为这些办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苏轼针对新法所出现的“聚敛”指责宋神宗“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这段话是指变法中主要的大法之一一青苗法的施行，把放贷之权收归国家,变为了官放高利贷。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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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殊不知国富才能民强,宋朝是经济发达，但是朝廷羸弱的时代，苏轼对国家经济疏于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文档为个人收集整理，来源于网络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3.2 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
苏轼人物传论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卫青奴才》中“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只重文治，不见武功。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由于开国君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所以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开始大肆裁撤武官，任用文人为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苏轼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 4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4.1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
中唐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古文运动，开散文革新的先河，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使散文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影响了北宋的文人.在韩柳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散文，如《朽者王承福传》、《种树郭秦驼传》、《梓人传》和《捕蛇者说》等。这种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底层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生活，揭露了中唐杜会的种种弊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的某种主张。文章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叙为议而设，议为叙而生，叙人之事是虚,议政之理是实。这种移花接木的技巧为宋代议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北宋前期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议论时人的议论散文，成就最突出的是北宋文坛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写了《论杜韩范富》、《论狄青》、《论贾昌朝》等文，此外还有吕诲的《论王安石》和陈灌的《论蔡京》等文。与唐人不同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以当时的朝臣为议论中,议论时也不像唐人那样躲躲闪闪。含蓄蕴藉，而是直截了当，痛痛快快地畅谈自己的见解.且看《论狄青》一文的开篇：“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奎听。奸究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来福者矣.”这样一席话,皇帝不必深思就能知作者用意。欧阳修的《论杜韩范富》则更是明明白白为庆历革新人士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公道话，希望仁宗皇帝能分清是非。“早辨谗巧，特加图任”.这些文章的政治性是明显的，在朝廷影响很大.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这些文章对苏轼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论《管仲论》。文章立论出人意外,着重评论管仲政治上的失误，指出管仲虽为齐国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可谓不知本者矣”，理由是管仲生前未能荐举贤人以继承事业，以致身死之后，群臣争权，国政一败涂地.文章见解独特，道理充足,对苏轼的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 4.2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观原因
唐人的影响和师长们的影响。这些都只是外部原因，如果缺乏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原因，苏轼的人物传论还是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追寻苏轼的人生踪迹。据清人朱轼的《历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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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传》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蛰书。”由此看来，苏轼从小就养成了研究古今成败的兴趣和爱好，而人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便是他的人物传论产生的根源。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步人仕途，其时才21岁，四年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留侯论》便是考前所献的文章之一。当时的苏轼。英态焕发，才华横溢，大有一展鸿图之志，所以文章显示出纵横掉阖，汪洋态肆的风格.神宗朝以后，苏轼屡遭贬斥，几度浮沉.历尽艰辛。但他性格豁达,始终不忘君国，为文更趋成熟，削“刚锐之气"为“坚忍不拔”之心"，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观念. 苏轼的人物传论是有自己特色的，我们无须将此类文章与苏轼其他文章比较高下，但须肯定这类文章也是具有一定成就的.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物传论特点鲜明,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他善于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和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苏轼还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使三者浑然一体，在形式和文体上更是不拘一格，丰富多样。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上。人物传论中,苏轼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崇尚纵横和王道，实则极重霸术,他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要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当然，苏轼人物传论中也有缺失，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只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品评，而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他不能彻查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研究苏轼人物传论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探究苏轼的精神结构和思维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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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篇毕业论文划上句号之际,我郑重地向我的指导教师刘振英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衷心地感谢他的关心、指导和教诲.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下，几经修改和完善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些论文写作的知识,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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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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