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3
在敦煌，有一尊名为“敦煌女儿”的雕塑，是一名20来岁的姑娘。她的原型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40多年过去了，樊锦诗来敦煌时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如今，已经满头银霜。樊锦诗66岁了，对于敦煌，她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然而，这种挚爱的代价却是夫妻20多年的分居，寂寞和心酸的大半辈子生活。也正是由于樊锦诗的这份挚爱，感动了很多很多人，今年10月份，樊锦诗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
“我与敦煌有约”
樊锦诗年轻时就喜欢博物馆，喜欢艺术，特别是在课本里看到敦煌，她尤其喜欢那些精美的壁画。后来，她看到《人民文学》里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文章，写的是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樊锦诗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回来当教授，可居然放弃了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于是，樊锦诗对敦煌更多了几分向往。
带着这种深刻而美好的印象，1958年樊锦诗这位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江南女子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毕业实习的时候，樊锦诗第一次来到了敦煌。精美的历史文物让她陶醉，但是由于西北恶劣的生活环境，最终她带病回到北京。当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不希望她去敦煌，为此还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樊锦诗十分肯定地说：“当时我觉得祖国需要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那个时候青年人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我觉得既然国家需要我，就是说，这个专业也对我口，我也喜欢，说过的话不能否认，不能口是心非。”就这样，樊锦诗对敦煌由新奇、震惊很快过渡到了责任，她来到了敦煌，并执着地守望了40多年。
“敦煌更需要我”
徐迟在《祁连山下》中写道：“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大戈壁无边无际，到处不见人烟。一个沙丘接一个沙丘，上面只有骆驼草。风沙时时逞狂。寂寞统治着一切．．．．．． 最简朴的食粮还是花了很大力气从敦煌县城里运来的,难以下咽的,粗糙的饮食.尽管精神上的营养很丰富,但生活太寂寞了,未免难以忍受。”这就是樊锦诗的生活环境。
1967年，樊锦诗和分配到武汉工作的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但是敦煌考古的魅力让她无法离开敦煌。从此，夫妻二人就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樊锦诗依然只身一人呆在茫茫大漠。可以想象，夜深了，悬挂在大佛殿的铁马风铃在风中“当啷当啷”的声音一下连着一下，悠远苍凉的寂寞笼罩中，樊锦诗怎样地思念着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孩子。
问到为什么不离开，樊锦诗说：“实际上脑子深处始终有一份情，就觉得喜欢这个洞，而且觉得里头有好多工作要做，这里需要我。”
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离开武汉与樊锦诗团聚。从此，夫妻开始了共同的守望生活。然而，忙于工作的樊锦诗还是很少能照顾到孩子。谈到丈夫和孩子，樊锦诗总是充满愧疚，“我没有好好照顾丈夫和孩子，有一段时间，一家四个人一人呆在一个地方。然而，比起他们，我觉得敦煌更需要我。”
“我不能成为罪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敦煌旅游的逐步开放，到敦煌参观的游客从1979年的两万多人，迅速增加到现在的30多万人。过多的游客在给敦煌带来了一定的门票收入的同时，也给敦煌文物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成为樊锦诗这些年来在敦煌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
当时，有旅游公司找到樊锦诗，想把敦煌纳入旅游项目，捆绑上市，樊锦诗坚决反对。“敦煌是国家公益事业，应该以保护第一，市场是有风险的，敦煌不能拿去冒险，如果仅仅追求经济利益造成破坏，那我就成罪人了。我不能成为罪人，我当时直接说，敦煌不能上市，除非我不干了。”
对敦煌保护尽到责任，一直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六年来最坚定的目标。为了给这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最好的出路，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在这份规划中，她正式提出了建立“数字敦煌”的计划。
说到将来的打算，樊锦诗告诉记者：“如果国家让我退，我就高高兴兴地退，毕竟我年龄大了，这里的气候不适合我这样的老人；但是如果让我继续干，我就为后来人多打点基础。”若干年后，樊锦诗也许要离开了敦煌，但是她的精神会像她豆蔻之时的雕像一般永远留在那片她挚爱的土地。
思考讨论
1.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樊锦诗的回答是：“敦煌更需要我。”如果换成你，该做怎样的选择？
2.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从樊锦诗的守望中你能体会出哪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617904aab0717fd5360cdc97.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