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书评

知人论世 推陈出新——读《白居易论稿》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值得学习与研究的大诗人，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仅次于李白杜甫的诗坛巨擘！其诗歌富有通俗性、写实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基于白居易诗歌在唐代诗坛的特殊地位及其诗歌的特点，历来研究白诗的学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其研究成果也不乏优秀之作。但不可否认，成就虽有却不免于宥于一隅，少有突破与创新的见解。且正是由于发表的论著甚多，对其成就与地位的评价，也就难免不出现曲折和反复，留下的有争议的疑点和难点也不少。而今蹇长春教授的《白居易论稿》一书，正如卞孝萱先生为其书所作序中所言，此书乃是蹇老师“以数十年的精力，专心致志于白居易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文。今自选二十余篇，编成一集”而得之。书中对历来研究白居易的成果集众家之长，并不乏精细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受益匪浅。

蹇长春先生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中文系主任，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研究用力尤勤。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致力于白居易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质量和水平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是一位学养深厚、善于思辨、才情横溢而又学风端实、勤奋著述的学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之一。

《白居易论稿》一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共七篇，论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除介绍了白居易的生平、思想以及其创作道路之外，还探讨了白居易思想的分界线、江州之贬中王涯的落井下石、中隐观念及其影响，并简析了白居易的三教思想。中篇共八篇，论白居易的诗论与创作。下篇共六篇，则是白集杂论。这部分内容却是独立于白居易诗歌创作之外的文章创作，其中论及了历来研究白氏不被重视的内容，是历来学者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地方。这三篇内容上虽是各自独立的部分，但其实却是有机的整体。上篇论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是全书的主导，中、下篇的论述乃是在此篇基础上才得以展开。此外本书还收录两篇附录：《<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及《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这两篇虽为附录，但依然是重要的学术论著，同时它们也显示出著者擅于以广博的胸襟吸收接纳他人的研究成果及观点，但同时又能指出其中的不足及偏薄。正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细读全文，窃以为蹇长春教授的《白居易论稿》能取得如此成就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将作家及作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力求做到“知人论世”将人物的思想与活动放置在历史的原点中加以考量。

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外化，而作家又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其思想感情必然要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只有把作家与作品及其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全方位地加以研究，才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理。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一般方法论原则。简长春教授将这一原则一以贯之，书中不乏其例。如上篇开篇之作将白居易的创作道路与其生平思想紧密结合，提出白居易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乃是出于其激进的民本主义，而其中“为民”是“白居易激进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这一论点。又如作者把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更明显的是结合了白居易的生平仕历及其作品，并关照到中唐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而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被贬江州司马前后作品的分析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分析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此外，在论及王涯落井下石的问题，著者不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为王涯的个人品质，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出：王涯诬陷白居易，固然处于其贪婪、阴险的本质，但更为主要的是为迎合皇帝，讨好守旧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讨好“恩顾莫二”，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吐突承璀。从这样的角度和深度去立论和分析，显然比以往的说法更深刻，更具有说服力。

二、虚心汲取借鉴 大胆守正出新

学术研究有如接力赛跑，前人的终点，就是后人的起点。在《白居易论稿》一书中，不难看出著者对陈寅恪先生以史为据的研究成果的学习与贯彻，但也不囿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于陈先生所谓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而不辱”而来”、“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乐天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点门面而已之语”（《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乐天思想行为与佛道的关系》）的论断，著者结合白居易的生平，凭借坚实的证据，提出入世出世的儒家思想是白居易一生思想的主干，只不过其前期思想表现了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即体国爱民的激进的民本主义思想；后期依然是“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表现为儒道互补、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这样分阶段地从总体上把握白居易的思想，显然更符合其思想实际。这种借鉴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敢于守正出新的学术胆识和严谨态度也是著者能取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

三、有的放矢 开拓创新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应该是在尊重研究对象事实本身的基础上，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开拓和创新，这样才有所谓学术研究、论文写作的针对性，既不是空泛的一般陈述，也不是因循陈说。蹇长春教授即是针对白居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有的放矢的。如：在前人的研究中，有人曾企图否认元和时期曾经存在过新乐府运动，也有人认为白居易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典型”，针对这些问题，蹇先生专门写了《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从“有为而作”的主张到“为人生”的艺术观》等专论，从当时的文化大背景出发，以坚实的历史文献为依据，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新乐府诗派的存在和这一流派运动的形成，中肯地分析了白居易讽谕诗及其诗歌主张的时代和历史意义，纠正了某些研究者的偏颇。

同时著者以这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作为切入点，知难而进，因而在这些方面，均有所开拓与创获。如：关于《长恨歌》主题，学术界长期聚谈不休，形成五派，观点对立。著者主张打破“单一主题说”的禁锢，分层次地把握作品的悲剧意蕴。即在不同层次上，分别把《长恨歌》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以便使爱情说、讽喻说和时代感伤说这三派主要观点，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并使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这样，就有分析地肯定了各派观点的合理性，避免了其片面性，从而变以往在论争中各派观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一观点，被学术界认为是《长恨歌》主题研究的新进展。

当然，《白居易论稿》一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下篇白集杂论中，著者集录了《<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兼论白居易早期思想》及《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两篇文章，二文都提到判词写作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前一篇认为白居易在其前期文学创作中重视判词创作，实际上是寄希望于科举考试，以便进入仕途，进而讨论了白居易早期的思想。由此可见，后者对于唐人于判词的重视之论述其实就是前者的基础，两篇文章可合为一篇，而不宜于一本书中反复论说。如一定要同时集录这两篇，也最好将后一篇提前，是文章安排更为合理。

同时本书在校勘处也不够精细，出现不少别字、错字、漏字等现象，但错误之处甚少，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

此外，由于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白居易，对于他的一些文章及其思想内容有些负面的看法，在此认为作者不应仅仅看到白居易思想的光辉一面，对于其可能存在的也应有所提及，以便使研究更为全面。

瑕不掩瑜，《白居易论稿》作为伟大诗人白居易研究的专题论文集，是一部全方位评析白居易的力作，值得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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