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2 英国人的谨慎和礼貌
在许多人看来，英国人极为礼貌，同他们交朋友很难。但愿下列文字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英国人的性格特点。
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英国人最著名的特点是“谨慎”。一个谨慎的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不会流露出太多的情感，并且很少会兴奋。要了解一个谨慎的人并非易事；他从不告诉你有关他自己的任何事，也许你和他工作了几年，却连他住在哪儿，有几个孩子，兴趣是什么，都不知道。英国人就有类似的倾向。如果乘公共汽车去旅行，他们会尽量找一个没人坐的位子；如果是乘火车，他们会找一个没人的 单间。如果他们不得不与陌生人共用一个单间时，那么即使火车驶出了很多英里，他们也不会开口交谈。一旦谈起来的话，他们不会轻易问及像“你几岁？”或者甚至“你叫什么名字？”等私人问题。像“你的手表是在哪儿买的？”或者“你的收入是多少？”这样的问题几乎不可想象。同样，在英国，人们交谈时一般声音都很轻、很有节制，大声谈话会被视为没有教养。
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与他人交流是一种不幸的品质，因为它可能会给人造成态度冷淡的印象。而事实上，英国人（也许除了北方人）并不以慷慨和好客而著称。而另一方面，虽然谨慎使他们不易与人沟通,但他们内心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如果一个陌生人或外国人友善地将这种隔阂打破那么一会儿，他们可能会满心欢喜。
与英国人的谨慎紧密相连的品质是英国式的谦逊。在内心深处，英国人可能比任何人都高傲，但是当他们与别人相处时，他们十分看重谦逊的品质，至少要表现出谦虚的样子。自我标榜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非常擅长打网球，但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是个优秀选手时，他很少会说“是”，不然，人们会认为他很高傲。他可能会作出类似这样的回答，“不算太差，”或者“嗯，我非常喜欢网球。”这样的自我贬低是典型的英国式的。而且当这一品质与他们的 谨慎混合在一起时，常常形成一种漠然的气氛，这在外国人看来难于理解，甚至令人恼火。
著名的英国人的幽默感也是大同小异。它的出发点是自我贬低，它的最大对手是高傲，它的理想境界是自嘲的能力——嘲笑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失败和窘境，甚至自己的理想。在英国，人们非常看重幽默感，常常能听到“他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样的批评。幽默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而并非仅仅是开玩笑的能力。这种态度决非残酷、不敬或是怀有恶意的。英国人不会嘲笑一个跛子或者疯子，也不会嘲笑一个悲剧或者一次可敬的失败。同情心或者对艺术技巧的崇敬比嘲笑的份量重得多。
同幽默感一样，运动员精神是英国式的理想，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做得到。必须认识到，现代形式的运动几乎都是英国人发明的。拳击、英式足球、网球以及板球都是在英国首次组织并且制定出规则的。规则是运动的精髓，运动员精神是指按照规则从事体育运动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在对对手的慷慨大度，以及失败后的良好心态。此外，运动员精神作为一种理想模式也普遍适用于日常生活。其中最基本的生活规则之一就是“不打跌倒的人”。换言之，就是不要利用别人的不幸。英国的男孩子常常在相互交往中把这种运动员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人的另一特点就是礼貌。总的来说，英国式的礼貌习惯都不很正式。所有的礼貌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之上：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认可别人对你的关心。在麻烦别人时，如：从某人前面经过，或者打断某人的谈话，或者向陌生人请教问题时，要先说“对不起”，为给对方带来的不便预先道歉。“抱歉”一词表示对意外打扰或者违反礼仪的歉意。如果有人提出或者暗示某个要求，如：“我可以借你的钢笔吗嘛？”或者“现在几点了？”或者“还有七码的鞋 吗？”，而你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也要说“抱歉”而不是“不”。“请原谅？”是用来要求别人重复所说内容时的礼貌说法。在英国，除了在学校，人们在请求发言时，不再用“请”这个词。在国外非常普遍的词组“不，请”，在英国本土听起来却会很别扭。“好的，请”，是最常用的说法，它与人们拒绝帮助时通常所说的：“不，谢谢”的意思正好相反。单单一个是或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非常无礼。同样，礼貌的要求不会以“我想”或者“我认为”开头，而是用“你能不能……？”或者“你是否介意……？”这样的措辞。当你的要求被满足，当你收到某一物品时，不管你怎样受之无愧，你永远应当说声“谢谢”。
如果事情确实很麻烦，英国人一般不会要求别人去做：他们情愿等待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不会主动提出要求。如果他们确实提出要求，那么要求中会含有歉意，例如：“我不是真的想麻烦你，但是……?”或者“我清楚我给你带来的麻烦，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等等。同样，在拒绝别人的服务时，礼貌的说法往往是这样：“哦！请别费心 ，”接着解释你为什么自己能够处理。实际上，人们没有意识到，英国人常常是出于礼貌而提供帮助，他们并不真的希望自己的提议被接受；当然，这样的提议也会以同样的礼貌被婉言谢绝。
如果你被邀请到某人家中做客，还有另外的问题需要考虑。例如，你应当什么时候到达？如果这是个社交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提早到是不礼貌的。女主人也许正在为你的到来做准备，如果在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你就到了，这会令人非常尴尬。迟到十分钟是绝好的选择。迟到半小时就超过底线，并且需要道歉了。而且，英国人也非常讲究餐桌礼仪。关键问题是：坐直身体，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如果你没有把握，可以愉快地向别人请教，并且将谈话进行下去。什么时候应该离开呢？这没有定规，但是呆到很晚总是不礼貌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对主人不够体谅。如果只是邀请你吃晚饭和聊天的话，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即可。如果你被挽留再多逗留几日，你得尽可能 地遵从这个家庭的生活习惯。离开之前，如果你特别为女主人买一束献花的话，她会非常高兴。
对女士的礼貌如今看得不像以前那样重。但是给一位站着的女士让座，为她开门，帮她下车，为她拿东西，保护她避开车辆等仍被视为一种礼 貌。“女士优先”的格言是很出名的。但现在由于女士和男士一样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受雇用以及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权利，她们受到的照顾比以前少得多，因为对女士的礼貌是建立在对她们的同情心基础之上的——即她们需要保护。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老年人。如果他们在英国受到尊敬，那是因为别人认为他们需要保护和扶持。单单年老和有资历在英国并不享有权威，实际上，现代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老年人常常会显得 麻烦人和落伍。于是，在一些机构，与年长者漫长却不相关的工作经历相比，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和现代方法被认为更有可能成功，由此，人们常常可以听到“我们需要一些新鲜血液”的说法。老一辈中最明智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要么努力保持年轻的心态，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让位于年轻的一代。
因而，成熟的欧洲人都不想变老，或者不愿意变得看上去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特别是女士， 为了保持性吸引力，更渴望“永葆青春”。对于成熟女性来说，没有比“你看上去好年轻！”更好的赞扬。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女士在发型、化妆以及服饰方面明显地追求人为的年轻，人们会认为她“看上去很庸俗，”而对她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美国人的性格
要是让国外来客描述美国人的性格，结果常常令美国人感到奇怪。一个人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清教徒；所以他们与众不同。”另一个人说：“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开心。”一位尊贵的客人告诉我们：“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太多。他们不懂如何玩乐。”另一个人反驳说：“他们不懂什么是工作。因为机器替他们做了一切。”“美国女人是不知廉耻的，妖艳而危险的女人。”--“不，她们假正经。”“这里的孩子真好－－外向，自然。”----“象小小的野兽一样自然。他们没礼貌，不尊敬长辈。”
当然，世上既没有单一模式的美国人性格，也没有单一的英国人性格或土耳其人性格或是中国人性格。个性的定义在美国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因为我们区域的多样性。个性的定义变得复杂，因为几百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各自的信奉者的影响不同。个性的定义也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年代不同而趋多样化 －－第一代是移民，第二代是移民的孩子，一直照此延续下去。
强大的吸引力把众多的美国人聚集在了一起。然而那些想再了解深入一点的人弄不懂美国人生活中各种似乎自相矛盾的东西。的确，美国人总体上工作努力。但他们也拼命地玩。他们去旅游、露营、打猎、看体育比赛、喝酒、抽烟、看电影电视、读报纸杂志，花的时间和金钱比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多。而他们还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会、社会服务、医院和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上。他们总是忙来忙去，又总是花更多的时间休闲。他们十分在乎个人的权利，又习惯于墨守陈规。他们崇拜大人物，也把小人物理想化 ，不论他是和大商人形成对照的小商人，还是和大权在握的人形成对照的平民百姓。
成功作为目标
包括美国人在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的一点是，美国人极为看重成功。成功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得到某种认可， 最好是可以衡量的那种。如果一个男孩后来没有从商，而是做了布道的教士，那也没什么。但是他的教堂规模越大，教堂会众越多，别人就认为他越成功。
好多事情都说明，成功是美国人生活的重点。清教徒相信工作带来的好处，既有工作本身的乐趣，还因为工作的回报是上帝之爱的体现。一片富饶的土地到处都是机遇，等待着人们到来。在一个不固守陈规的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和阶级，这样人就一定能通过成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凡是旧的世界拒绝给的，移民决心都要在新的世界得到。对于他的后代而言，要摆脱作为移民的负担，只有在一个灵活自由的无阶级社会里取得更多的成功，升至更高的地位。他们的兄弟之间不象欧洲人那样为获得父母的欢心而相互 倾轧，他们都在外面的世界 沿着各自选择的道路为成功而奋力拚搏。
英国的人类学家杰弗里?戈罗尔用弗罗伊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一切。欧洲是被所有的移民抛弃的父亲，移民为了在美国过上新生活，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移民为了要成功从未停止过奋斗，因为目标 的内容没有限制。同样，第二代移民拒绝接受移民过来的父母，因为后者无法适应美国标准。他能减轻压力的唯一方式 ，就是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整个美国，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波兰人名字的律师、医生、教授和政治家，都能证明这种成功欲望的强烈。
英国的人类学家杰弗里?戈罗尔用弗罗伊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一切。欧洲是被所有的移民抛弃的父亲，移民为了在美国过上新生活，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移民为了要成功从未停止过奋斗，因为目标 的内容没有限制。同样，第二代移民拒绝接受移民过来的父母，因为后者无法适应美国标准。他能减轻压力的唯一方式 ，就是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整个美国，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波兰人名字的律师、医生、教授和政治家，都能证明这种成功欲望的强烈。
福特、卡耐基、洛克菲勒，都为自己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他们也建立起一种经济，既可以带来许多物质上的幸福，更高的健康水平，也可以给上千万的美国人创造更好地受教育的机会。无论怎样，这就是成功的内涵。
一个如此注重竞争的社会必定是攻击性的社会，尽管法律严格限制各种攻击形式。这种对攻击的严格限制对 完善经济的肌体有益，但对某些个人却过于严格。在拓荒时代，这种攻击性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现在可能是一种对社会的威胁。走投无路、常年被同一工作所困的工人可能会将这样的攻击性用于种族仇恨或反对管理，或 开始酗酒、滋事、神经质、和自己过不去。
既然高度注重成功，回报也就很高。在美国，人们很少看重金钱本身，它更多的是一种标志，一种工具。当一个人的地位提高，人们对他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成百上千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协会有益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人们期望他能慷慨捐钱给这些协会。你去看看《名人录》，随便找一个知名商人的条目，就会发现他参加的公益性委员会和协会多得令人吃惊。
这种为成功和名望而奋斗的心理，按心理学家的说法，是一种克服恐惧和内心空虚感的方式。在一个时刻变化着的社会，一个有进取精神的人难免会拿自己与别人相比，知道自己能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那些本来就这样想的人是有利的。但对不求上进的人却没什么好处。害怕失败，害怕竞争对手，丧失自尊---都导致了一些人无力应付的紧张情绪。然后，这种紧张情绪就产生了对爱的极度渴望。因此爱和成功是密不可分的。戈罗尔认为 ，许多美国人在少年时期就被两个问题困扰：成功就是要得到爱，要得到爱就要成功。母亲们把这个模式成功地灌输给孩子：孩子们在学校里表现好，她们就对他们显示出无限的疼爱和喜爱；孩子们要是做得不好，她们就拒绝给予关爱。
既然没有阶级限制、世袭职业或教育来阻碍孩子的发展，所以从理论上说，他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没有限制。如果他说：“哦，我已经做到了。从现在起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持，”这样的话毫无意义。因为，理论上，任何孩子都可以做总统，奋斗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评价人的标准是成功而不是阶级。不论出身豪门还是出身显赫，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真正的考验就是：从你的起点你能爬多高。
美国人热爱工作。工作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近年来他们已经学会玩，但是将玩也当成了工作。要是去滑雪， 他们就在雪地上猛冲，那样子连马都会累死。如果去度假，他们就每天开车五六百公里，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观光，沿途只停下来拍些快照。然后 ，发现了自己要看的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就打道回府，回去看照片。
直到最近，这个国家还总是有许多事要做，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做。以前不管什么人都工作得很辛苦。传教士要伐树、犁田。教师、医生 ，还有地方法官得扛着枪当民兵。农场主自己动手做工具、马鞍和家用器具。他集铁匠、木匠、白铁匠、啤酒酿造者和兽医于一身。他的妻子既是纺纱工、织布工，又是医生。
美国人仍然喜欢什么都学着做。大学教授喜欢做家具或是改造乡下的老房子。 银行家穿上围裙，就成了专业的烧烤厨师。几乎每一个人都懂得使用工具，懂得简单的下水道或电力装置的修理，还会修家具，刷墙。做这些“粗活”绝不会让人认为不体面，不会做才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呢。
与这种成为万事通愿望并存的是变换职业的愿望。在美国，不管是银行家的儿子当了农场主还是农场主的儿子做了银行家，都不会让人吃惊。更不用说大学教授转行干上了实业。 一个年轻人靠一辆贷款买来的卡车起家，后来当上了公司的老板，拥有卡车车队，行驶在好几个州。杜鲁门总统经营过农场，开过男装店，当过陆军军官，后来才转学法律和政治。詹姆斯?布莱恩特?克兰特原先是化学家，后来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辞去了这个学术界的最高职位后担任了高级公共事务官员，后被任命为驻德大使。
安德鲁?莫里斯写道“对于欧洲人来说，生活是生命的历程，而对于美国人，生活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危险。”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知识分子，童子军首领，商人，运动健将，音乐绘画的爱好者，热爱大自然的人，做大部分家务的人。当老板的也许会和自己的或别人的雇员一起打猎。经营商店的可能会竞选当地的政府职位， 熟悉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他可以同时位于别的国家也许会用等级的概念来划分的不同社会阶层。
强调成功和成就，再加上要得到爱和赞赏的强烈愿望，会导致个性发展的两难境地：要成功，人就必须好斗；要别人喜欢自己，人就得宽容、友好。
走出困境的一个办法就是有成群的朋友---会社支部的会员，同一教堂的成员，退伍军人组织---他们一定会给你友谊。有了这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你就可以对那些不在朋友之列的人表现出你的攻击力。这种模式也或多或少地解释了 ，为什么会对其他的种族或教会的人持怀疑敌视的态度。
物质享乐主义
把赌注都押在美国的男男女女绝大多数是穷人。他们努力挣扎，忍气吞声，努力存钱，目的就是做点买卖，买个属于自己的农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他们大多数人远涉重洋的，是拥有财产的自由而不是投票的自由。所以他们很看重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土地和做的买卖。
和初来者自然的获取思想相比，美国人对钱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就象德国心理学家休格?爱斯特伯格所指出的，美国人“很看重他挖到的金子 ，主要是因为金子是他的能力的体现……因此把美国人定义为物质享乐主义者而否认他的理想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美国的商人为钱工作，伟大的画家为钱绘画， 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是对自己的工作欣赏的标志。
获得金钱是重要的，因为钱最能证明成功。当然还有人们可以接受的其他的证明---卓越，公众瞩目， 工作优秀，名声，等等。 但是存钱并不重要。事实上，钱的主人留着钱，不过好日子，不慷慨地捐款给大串的慈善机构，不接济家里没钱的人，人们也会不喜欢。
所以，到美国的人感到震惊的不是物质享乐主义的爱财和守财，而是美国人的既喜欢赚钱又喜欢花钱。这可能不是美国人特有的性格，而是中产阶级才有的现象，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
上天赋予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懂得了，如果一个国家不把财富造福社会，再富有也会遭受贫困。它再也不会重蹈覆辙。美国生产的产品相当一部分到了国外，其中有工农业用的机械设备，就是希望世界其他地方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能得到提高。
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高水平的生产一定会带来高水平的物质享受，所以美国人非常喜欢把东西做得新颖、光亮，有柔软的衬垫，使用起来方便，这样就可以不费气力。买回来的面包已经切好片，主妇就省得再切。 以前她把面包放进烤面包机，还要翻转一次面包，才能烤另一面。于是就有了可以同时烤两面的烤面包机，烤完了还会把烤的面包送出来。所以她不必转手柄就能拿到烤面包。过不久，肯定会有更新的烤面包机，可以把烤面包涂上黄油，切成四分之一块，然后放到盘子上。说不定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烤面包机了。
食物买的时候是煮熟的、冰冻的，蔬菜是已经洗干净的。地板蜡肯定是自动上光的，钢笔写上几年都不用上墨水。轻轻一按，防暴风雪的窗子就变成了夏天的屏幕。暖气是自动的，冷气使房子即使在夏天也一样舒适。自动化现在可以让人再也不用做单调乏味的工作，自动装置用在控制器中，机器再也不会出错。
美国人创造了一个不用举手投足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世界，为什么还是习惯于用各种方式放松自己呢？他们住的地方到处都是保龄球馆，高尔夫俱乐部，网球场，俱乐部，房子，教堂，以及各种可以让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协会。他们制造省时省力的小器具，喜欢舒适，就是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做其他的事情。
UNIT 3 打破魔术的气泡
如今心理学家们认识到魔术师对人们如何感知世界了解甚多。Alok Jha发现了观众是如何让自己受骗的。
人们首先感到的是震惊，略带点不信任。接下来的一刻是惊叹。然后，一阵很大的骚乱扭曲了大家的理智，你已经上当了。你无法抗拒一个好的魔术的影响。从Houdini的惊天逃生和Derron Brown虚幻的精神欺骗，再到儿童聚会上的魔术表演，无人能抵抗魔术的魅力
“魔术由来已久，并与时俱进。”来自Hertfordshire大学的心理学教授Richard Wiseman说，“一个魔术结束时，你在看的大都是一些专业技术效果。我想心理学家们从这点可以学到很多。
但是，心理学家并不满足于欣赏魔术，现在正利用魔术对心智的影响揭秘我们如何处理涌入大脑的感官信息的洪流，以及如何将其加工成属于现实世界而又来自精神世界的画面。魔术是一种欺骗，是对精神世界中有序画面的扰乱——物体好像漂浮在半空中，硬币或者纸牌在眼前消失。如今科学家们相信，通过详细描绘出我们的心智是如何被欺骗的，甚至可以解开意识本身的一些奥秘。
“在过去的5年里，当我们看到诸如对变化视而不见之类的事情以及又一事实，即意识来自真实的构建，也甚至可以来自错觉的误导时，我们做了反省。”身为技艺精湛的魔术师并为Magic Circle（魔术圈）成员的Wiseman说，“现今人们意识到了魔术师做的事非常特别。”
一些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曾对魔术师颇有兴趣：在19世纪90年代，现代IQ测试的发明者Alfred Binet和Max Dessoir记录了关于魔术师们如何利用暗示和注意力转移让那些错觉发挥作用的方式。1986年，Joseph Jastow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当时大魔术师们的一些魔术使用的手法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只是描述了魔术师所做的，无力解释为什么魔术会对观众产生这样的影响。结果，人们对研究魔术中的心理学的兴趣消失了近一个世纪。
但是，正如Wiseman所说，这一兴趣正在全力复兴。
魔术就是要让别人相信不可能的事刚才发生了。为了实现这一欺骗，需要高超的技术和杰出的表演。
“魔术师为了欺骗我们，要利用一些手段，如控制注意力和挖掘我们注意到或没注意到环境发生变化时做的假设。因此，我们开始意识到在魔术师心里，对我们如何感知周遭世界有着不明说的认识。”Wiseman说，“就如何表演魔术，有大篇幅的详尽的指导。当看到那些描述有多么详细时，人们总是被打倒了。”
比如说，一个四五分钟的纸牌魔术，可能要用20页详细的文字来确切地描述看哪里，说什么，等等。对一个魔术的很多理解都要从关注的角度来看。
尽管魔术师手的灵巧性很重要，观众在骗术中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毕竟，错觉产生的地方正是观众的内心。“魔术师们似乎可以在关注面前做一些秘密的举动，而且不被发现。我好奇为什么人们觉察不到这些举动。”Durham大学的心理学家Gustav Kuhn说。
在硬币消失的魔术中就运用了一个简单的误导手法。“你在台上做的事就是假装把硬币从一只手交给另一只手，但是事实上硬币还留在原来的手上。”Wiseman说，“重要的是你要看你想要观众去看的地方。你要看的不是硬币，而是没有硬币的手。在动作方面，你移动没有硬币的手，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上面。”
在另一个魔术师假装把球扔到空中的魔术中，误导的手法又被推进了一步。“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尽管根本没有球，他们也看见球在空中移动。”Kuhn说。他们声称看见了球在移动，但是显然球不在那里，所以求肯定是在他们的心中。
心理学家可以通过这些魔术瞥见我们的内心是如何诠释周遭世界的。
“魔术师是在掌控你的意识。他们让你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Wiseman说，“他们让你构造出一个根本就不真实的故事。这就是说，他们知道如何让你意识到一些东西，而又看不到一些东西。我希望的是，这由来已久作为娱乐工具的魔术，会让我们真正地洞察到意识的那些深邃的奥秘。”
我们的大脑会，有来自周遭环境的感官信息洪流涌入，会过滤掉其中很大一部分。Kuhn解释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好奇的。“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视觉上的呈现比我们设想的更贫乏。人们可以看着一样东西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感知事物并不只是看着它，还要专注于它。”
在Kuhn最近的工作中，他表演了一个魔术——一只香烟似乎消失了。其中没有什么戏法或者秘密，而只是一件简单的事——让香烟掉落在大腿上。“这就发生在观众跟前，但是我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香烟上转移开了。”Kuhn说。
观众在看的时候，戴着视线追踪器（实质上是一对监视眼球转动的照相机，在每一时刻记录人在看的准确位置）。
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从专注的区域接受到高质量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视力范围的中央。如果伸出你的手臂，你的视觉的中心大概只有两个拇指宽——其他的一切都很模糊。我们弥补这一点的办法是转动我们的眼球巡视以填补视觉上的空白，构造出一幅更好的周遭世界的画面。
Kuhn的研究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表在《感知》日志上，它们表明人们只是盯着误导的位置，还不足以发现魔术是如何进行的。
“人们可以很近地看着香烟在哪里掉的，却没有看见香烟。”他说，“其他一些人可以从相当远的地方看，但确实看到了香烟。
“这表明周遭环境呈现在我们头脑中的画面有多大程度是基于预想而大规模创造的，我们所想的，我们通常遇到的，等等，都很重要。”Wiseman说，“这正是魔术师非常善于利用的。”
因此，误导观众不只是让它们看错误的方向——真正成功的魔术师会转移它们的注意力。通常，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所看的地方，但这是可以掌控的。“你可能在看一个场景，然后你听到背后有人说话，于是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背后，你对眼前视觉信息的处理就会受损。”Kuhn 说。
在误导手法中，话语提示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最近的研究中，Wiseman考察了一个魔术是如何利用语言提示的。全世界的魔术师都用过这个魔术，算是由Uri Geller将其名气推至了最高点。试验中，他让学生看了魔术师扭曲一把钥匙的录像，表面上是意念控制（实际上是凭借敏捷的手法）。然后魔术师把钥匙放在桌子上，静态拍摄这把已经弯曲并没有再弯曲的钥匙，直到录像结束。但是台上的魔术师旁白提示说，这把钥匙还在继续弯曲。
实验结果发表在当年的《英国心理学日志》上，称40%的人声称在录像结尾的静态拍摄中看到钥匙在继续弯曲。而在对照组，没有魔术师的旁白，只有5%的人报告说看见钥匙在继续弯曲。
当然，暗示还有其他的形式。
“在抛球的试验中，我们发现人们不只是抬头看球，还在看魔术师面部的提示，以判断球最后会停在哪儿。”Kuhn说，“如果魔术师不向上看空中，魔术就不会成功。人们感觉自己在看球，但是他们做的其实是监查魔术师的面部提示，并用这些信息引导他们眼球的转动。”
UNIT 4 寻找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老人独居。他们生病时处境通常显得很悲惨。简?格罗斯在下面的文章中指出这些老年人的问题。
每次人们在医生办公室给格雷斯?麦凯比递来一份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时，空格处总令她心中发怵。对任何有配偶、伴侣或子女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75岁的麦凯比女士一直独居。谁能和她一起渡过难关?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谁会关心她?
这些曾是假设的问题。但是现在，麦凯比女士视力越来越差，几乎完全看不见。她一直有很多朋友，但从没请过谁为她负起责任，比如，接急诊室半夜来的电话，或因为她自己不能写支票而帮助付账单。
她在所有的朋友中，选定了一个心地善良、遇事不慌、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所以，她多次在空白处写止“夏洛特?弗兰克”，然后打电话说，“夏洛特，又把您写在单子上了，”于是，紧张时刻得到缓解。
麦凯比女士被一个鲁莽的司机撞倒在人行横道上，得了脑震荡，这时，年龄70岁， 自己也独居的弗兰克女士在起居室长沙发上守了一夜。麦凯比女士再也看不清标)隹字体时，弗兰克女士给她弄了一台电脑，把字体设置到最大，这样，她就能读报纸，从商品单定购货物。
“你会发现，有些好朋友成了至交，”麦凯比女士说，“夏洛克既实际又形象地告诉我要，抓住不放，我这样做了。”
无法统计出不同年龄生病或有残疾的独居者的数字，医院安排出院的人和家庭健康照料机构说，他们服务的明显无人照顾的独居者越来越多。
人口调查报告中，单人家庭，包括从未结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其数目明显增加。2003年，近27％的美国家庭由独居者组成，高于1970年的18％，这些家庭注重的是不具有亲属的法律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友谊。人口统计学家警告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老年化，疾病和残疾成为老年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这将使独居者家庭队伍壮大。
美国医院协会资深副会长詹姆斯?本特利说，独居者属于最棘手的情况。他说，任何病人或残疾人，在医院里和出院后都“需要有人负责照料他们”，但独居者在特别脆弱的时候，却是自己照料自己。
“病人不能同时想着两种角色，”他说，“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
医院里短期停留的病人增加，有时让不能自理的病人回家，这就使情况更糟。本特利先生说，医院必须找些新方法，让这类病人对面临的问题有所准备，并说独居者必须“在生病之前想一想”自己有哪些组织起来的关系网可以访问。
他说，“如果我们等到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需要这些的时候才来考虑，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没有办法特别处理，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到时候绝对会一团糟。”
一些独居者需要帮助是因为暂时性的医疗难关，如膝关节置换手术，没人帮助不能洗澡或爬楼梯。或者，问题可以是永久性的，但无生命危险，像麦凯比女士的视干视锥细胞退化导致视力减退。她看不清四周，看见的东西似乎都蒙了一层薄棉纱，所以她的朋友陪她出去办事，帮助她处理文字材料。
其次是重大疾病，如癌症或帕金森氏疾病。病员没有家人负责，谁在手术等候室里不睡觉地坐着?谁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知道每种药的剂量，或打电话告诉远方的亲人好的或坏的消息？
确实，配偶或长大成人的子女不是抵抗疾病和死亡的保险。但紧急情况联系人表格没有明显近亲可以填写的独居者，必须依靠从专职人员和朋友那里临时获得的支持。独立多年之后，且不说请求帮助，就是接受帮助，到时候也可能不那么自然。
“也许他们至今还没有太多地提出要帮助，“克莉丝汀?诺林说道。她是癌症康复中心的社会工作者，那里为癌症病人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她说，“这对他们有好处。不过这是他们人生中的非常时期。只要提出要求就帮他们感到轻松些，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子也许本身并不是答案。比如，71岁的塔凯?罗伯塔?范?拉文，寡居了15年，女儿住在澳大利亚。范?拉文女士有自己过去在《纽约之城》从事专门技术写作时的朋友，有读书俱乐部的朋友，有歌剧迷朋友。
现在这位高傲的女人患晚期卵巢癌。多年来，多次复发、一次次治疗，朋友们主动陪她去化疗，但她不让任何人陪她达六个小时，尽管有人陪会分散注意力，令人愉快。’我告诉他们，我要留到紧急时刻用他们。”她说，“但是，真的是因为接受帮助很难。”
一种新需要
希望家人无条件的照顾肯定是首选，要放弃它很难。
芭芭拉?R，68岁，过去是大学教授，去年冬天诊断为乳腺癌，做肿块切除手术，等病理报告，进行放射治疗，这样的时候，她很想姐姐在自己身边。
芭芭拉说，“家人照顾你时，不讲条件，始终如一。”
但她知道姐姐腾不出手来，姐姐有一位患严重肺气肿的老年伴侣。?他比我更需要她，?芑芭拉说，承认亲友另有更要紧的责任是独居者面对的严峻事实。(芭芭拉要求不完全公布自己的身份，因为一些亲戚和同事不知道她生病。)
芭芭拉知道，自己进入类似的疾病世界时有许多优势。她一直单身，有定期的社会活动，参加了一系列妇女组织。她说：“友谊成了我生活的组织原则。”
但是，再要好的朋友也会被新层次的需要压垮，面对这种情况，她的目标是要确认?没有一个人不得不负担太重”。她认为，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是让朋友完成其最擅长，最符合个人安排的任务。
当芭芭拉评估治疗方案时，她挑选患过癌症的朋友陪自己见医生。在等待病理报告时，她选对艺术和戏剧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出去参观克里斯托在中央公园的艺术建筑：“门”，或者看戏剧汤姆?佩因》(无中生有)。在肿块切除手术后，许多饭菜烧得好的朋友在冰柜储备了自制的汤，或给一屋子客人带来晚餐，把令人恐惧的一天变得几乎洋溢节日气氛。
一天晚上，芭芭拉感到特别不舒服，就打电话请一个邻居吃晚饭，，她喜欢这位邻居的处事不慌。她们分享冰箱里的东西，共喝一瓶白福美白葡萄酒。她手术那天，选了一个大学同学，在手术前和她不停地讨论最近一趟去塔斯马尼亚的旅游，此后又一起在休息室听外科医生宣布她的淋巴瘤是良性的。
芭芭拉最艰难的选择，是请手术后在家里过夜的人，这意味着在她的起居室长沙发上度过一个不舒服的夜晚。一个提出帮忙的朋友肺部有毛病，同时还在照顾97岁的母亲， 已经筋疲力尽。另一个膝盖不好的朋友，姐姐在城外做癌症手术，刚刚回来。芭芭拉知道，这时候不能心挂两头，如果这从这些朋友中选择，选中的人会同时牵挂另一个人。
于是，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是退休医生，芭芭拉最近参加的社区组织成员。该组织所有成员都是女性。所有的人都住在附近。她们的目的是，在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如结肠镜检查后需陪伴回家时，提供帮助。
芭芭拉认为，这些新生的团体和自己那个被称为’友谊曼陀罗?的关系网，是疾病和老年孤独者日益庞大的队伍的榜样。她说，“我们的整个社会是围绕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在法律和文化上，友谊并没有太多的立足空间。我们怎样超越它呢，我们怎样给自己创造一种社区，好使照顾变得更容易些呢?”
危难中的帮助
埃尔维亚?莫兰，37岁，十几岁时从厄瓜多尔移民过来后，一直靠自己。所以，在她遭遇一次过早来到的健康难关时，表现了少有的勇气和开朗。看她在扬克斯公寓里拖着腿靠助行器从起居室走向卧室，全神贯注地照镜子，那样子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被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折磨的消瘦身躯。相反，她酒窝闪闪发光，欣赏着刚洗过的头发，头发是最好的朋友克里斯蒂娜?马丁内斯吹烫的。
两个人用西班牙语咯咯地说笑，聊着天，就像两个女孩扮演发廊游戏。马丁内斯女士说，她的朋友需要一个更好的造型刷来梳卷发。但是莫兰女士已经非常满意。
“喔，克里斯蒂娜，我看上去很漂亮啊]”她说，”谢谢你，谢谢你！”
莫兰女士说，如果没有马丁内斯女士，她会不知该怎么力、，大约20年前同住一栋大楼时，她认识了马丁内斯女士。马丁内斯女士每天来看望，为莫兰女士准备她最爱的鸡汤，汤里放有洋葱、大蒜和酸橙。
她叠好送去洗的衣服，重新安放家具，好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在莫兰女士的残疾救助款启动之前，她借钱给莫兰女士。
去年冬天莫兰女士拿到诊断后，马丁内斯女士停止了寻找工作，打那以后，她拿不出来的是钱。此时，她远离自己在哈莱姆的家，家中留下在餐馆工作的丈夫照顾他们三岁的女儿。
但是对于这两位女士，不存在通常区分朋友和亲属的界限。“对我来说像姐姐，”莫兰女士说，“这世界没有别人心这样好。”
莫兰女士从韦斯特切斯特社区学院顺利毕业不久，就来了可怕的对疾病未来后果的预测，这使她后来失去化妆品厂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她不能够独立行走。手臂无力， 口齿不清。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不久她要靠呼吸机呼吸，靠营养饲管进食。她说自己两个都不要，而让马丁内斯女士全权照料她的健康。她在表格签名时，她的朋友哭了。
莫兰女士在美国没有亲人，她的母亲在厄瓜多尔申请签证来这里帮忙。马丁内斯女士想让她的朋友搬得离自己的公寓近一点，但没能找到低于每月800美元的底楼或电梯房。
马丁内斯女士说，“我不想让她感到孤独和沮丧，她应该一直和她认识的人在一起。”
莫兰女士暂时能每周有一名护士、一名社区工作者、一名理疗师和一位职业治疗师上门查访。每周五天，每天四小时还有一个助手来这里。所有的帮助者都离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担心，马丁内斯女士很想自己留下来过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已经因她长期不在家而生气的丈夫。
一次，一罐沸水从手中滑下来，莫兰女士烫伤了手腕。她没有叫任何人，而是大声地训斥自己“要勇敢!”，烧伤的地方抹了牙膏，这是她祖国的习惯。还有一次，她的身体痉挛，送到医院时单身一人。马丁内斯女士第二天在医院找到她，见她身上穿着脏兮兮的医院服，便去护士值班处要求给予照料。但是，勇敢面对和专心照料，依然不能对付残酷的疾病。春去夏来，莫兰女士别无选择，只能搬到韦斯特切斯特郡的护养院。
马丁内斯女士不熟悉轨道交通线路，英语也不好，她尽力从哈莱姆赶到瓦尔哈拉的护养院。一次，在神秘的系列公交大巴上旅行了三小时。另一次，她花80美元乘小汽车。她丈夫的恼火变成了愤怒。但这并没有阻止马丁内斯女士过来。
马丁内斯女士说，”埃尔维亚，她没有任何人，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还是一直赶过来。”
就是现在，莫兰女士几乎不能说话，只能在轮椅上，她还是用自己所知道的唯一方法报答朋友的善良.。
“克里斯蒂娜不喜欢我哭，”她说，“所以我为了她尽力一直微笑。”
担心成为累赘去年10月，弗兰克?戴金对一种罕见的淋巴瘤化疗后反应有生命危险，在圣文森特曼哈顿医院重症监护室用子17天的呼吸器。戴金先生想，如果他孤身一人，会为他做出些什么样的医疗决定，又是谁做 出这些决定呢?
不过，他的朋友卡罗尔凯莫维茨来照料他。她就是应医生要求，打电话给他在内华达州的父亲说病危的那个人。她就是同意神秘的医疗方案，然后又担心这些方案会使他送命的那个人。之后，她向戴金先生承认，“那是最黑暗、最令人恐惧的时刻。”
47岁的戴金先生和59岁的凯莫维茨女士通过室内音乐相遇；他是钢琴家，她是女高音。两人都形容他们的合作是自己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但是，戴金先生生病之前，他们在排演或演出大厅之外几乎没有一起待过多少时间。
后来，戴金先生在自己的王后公寓夜里醒来，胃痛得厉害。像很多独居者一样，他让自己确信这事儿很小，就像吃东西吃坏了肚子，可以等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早上，他才乘地铁去医院。他在医院没有多想也没有停顿，就要求给在米德敦家中的凯莫维茨女士打电话。?我只是想到可以想象的最负责的人。*戴金先生说，“那就是卡罗尔。”
有一个肿瘤已经穿透戴金先生的结肠，这是淋巴瘤的第一迹象。从第一天起，凯莫维茨女士就守在他身边，“默默地、坚持不懈地、无条件地在这里帮忙”，戴金先生说。她参加所有他和医生的会面，因为，戴金先生说，“我不完全相信自己有能力听给我讲的那些事情。”
在医院，她玩拼字游戏，或给他读德国诗歌和音乐评论。她不止一次要他相信，这就是她想呆的地方。他需要这是真话，便不再问为什么。
急诊手术、积极治疗和频繁的住院治疗，一年来凯莫维茨女士从没有退缩过。“我不知道她脑子里有什么想法”，戴金先生说，“但对我来说，她从容镇定。”
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我有时感到无助、压力太大，甚至感到帮不上忙，”她说。“但我尽力不让他知道。我只是一直向前，和他在一起时，我控制自己的感情，然后回到家中哭一场。”
其他几个朋友也帮助他渡过难关。一个人负责浴室天花板崩塌时与监管者约好的会见。另一个送戴金先生去治疗以及处理病历单据类的事。第三个， 自己在另一家医院上12小时班之后来看望他，和医疗小组内行地谈话。凯莫维茨女士情绪不好的时候，大家就让她振作起来。
像许多独立的人一样，戴金先生最大的恐惧是“成为什么人的累赘”；欠人家的情。“所以住院治疗的间隔在家中时，他坚持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好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让自己养精蓄锐。”凯莫维茨女士做了些巧克力方块，好让他长胖。但她按照他希望的那样，每周只来看望一次。
在医院时正相反，戴金先生顺从地由别人安排。他说，我“自己内心深处比‘日常’部分更明智，知道自己遇上了大麻烦。所以不无风度地听天由命。”
UNIT 5 艰难登顶
珠穆朗玛峰对于全世界数百万人来说， 长期以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许多人冒了巨大的危险，而且失去了生命。然而，现代探险者对早年遭到厄运的攀登者的最终命运，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据说,当乔治?马罗礼被问及他为何要攀登珠峰时，他这样回答，“因为有珠峰”。 他是唯一参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组织的 所有三次征服珠峰活动的探险家。他对珠峰怀有强烈的情感，一直神往登上山顶。“它是一座魔鬼般的大山，冷峻而且反复无常，”他在珠峰大本营给家人写信时有一次这样写道。“冒的险实在太大；人们攀登峰顶时可使的力量又是这么小。也许只是发疯了才再次攀登。可是我怎能摆脱这种诱惑呢?”
1920年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弗兰西斯?扬哈斯本首次提出支持珠峰探险的想法时，人们对这座山 还一无所知。高达8848米的珠峰比当时人类攀登过的最高峰还高出1500米。人们甚至怀疑，在这样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呼吸。那时，还没有人到过珠峰 周围65公里的范围，只能从人们不太熟悉的尼泊尔王国或中国的西藏走近这座高山。
随着人们发现了北极与南极，扬哈斯本把他的目光投向“第三极”，设立联合皇家地理学会/登山俱乐部下属的珠穆朗玛峰委员会。“这次壮举的完成将振奋人类精神，也让人类，尤其是我们地理学家感到，我们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环境真正的主人。登上珠穆朗玛峰所产生的 效益是难以估量的，”扬哈斯本说道。
厚望
乔治?马罗礼与安德鲁?欧文于1924年6月8日从六号营地出发，试图成为首次登上珠峰的人。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已有20个国家五百五十多名登山运动员登顶成功。谜团也就从珠峰这座山转向马罗礼这个人了。1999年3月，在马罗礼罹难后的第75年，马罗里—欧文研究探险队向珠峰进发，不是因为珠峰在那里，而是因为他在那里。1999年探险队长埃里克?西门松及其队员希望发现这两人死之前是否成功登顶。
他们只有几条探寻的线索。1933年，在登山线路上找到被认为是欧文使用的一把冰斧。1975年，一名中国登山运动员在附近发现一具登山者的尸体，将其描述为“一位年长的英国死者”，因为尸体穿的是老式衣服。然而，这位死去的登山者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西门松的探险队期望在高地再 次找到那具尸体。他们认为会是欧文，这位经验不足的牛津毕业生可能是从悬崖上坠落的，将冰斧掉在珠峰北坡的冰层上。马罗礼的下落则不清楚。
在8320米的雪沟与冰棱间搜寻时，西门松小组人员发现了一具尸体，太阳把他的皮肤 晒成瓷白色。尸体的脸部朝下，头与双臂与地面冻成一块。破碎不堪的衣服只有领子完好无损。其中一个领子上发现制造厂商的标签。虽经数十年的风霜冰雪严酷吹打，标签上的字仍清晰可辨。在这块标签下还有另一块标签，队员们很容易辨出上面的字。简单而细心缝制的字母为：G. Mallory。衣服上的马罗礼的名字令搜寻小组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猜测欧文为何穿着他登山伙伴的衬衫？发现了马罗礼尸体后，探险队员杰克?诺顿对其产生了无比的敬意。“作为一名登山者，了解马罗礼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他是一位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战斗到最后一息，”诺顿跟记者这样说道。
二十世纪前几十年时间里，力量、坚韧不拔与富于冒险的精神使马罗礼在组织严密的登山界成为一名出类 拔萃的人。1921年他被珠穆朗玛峰委员会一眼相中，成为第一个珠峰探险队的成员。对于马罗礼来说，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这次攀登珠峰是一次挑战，但挑战更提高了它的吸引力，因为正如马罗礼曾经说过的那样，“拒绝这次冒险机会等于让自已庸庸碌碌地渡过一生。”
到了1924年，经过1921年与1922年两次使人精疲力竭的失败尝试后，马罗礼早期的热情开始减退。他已38岁。作为有三个孩子的一家之主，他开始在剑桥大学执教。然而他无法抵挡作最后一试的诱惑，以完成他已开始的事业。他会见了探险队地质学家诺尔?奥德尔推荐的欧文，这重新唤起他应对挑战的干劲。虽然欧文年轻，还没有登山记录，但他体魄强壮，主意又多，而且性格随和。在探险队里，队员们称他为“超人”。马罗礼马上给他鼓劲，称他为“好汉”，会是“登山中一个出色的伙伴。”
1924年的探险出发前，马罗礼私下跟一位朋友说，这次探险“与其说是一场冒险不如说是一场战争，”而他做好在山顶遭受灾难来袭的准备。他们打算做两种尝试：一种是带氧，另一种不带氧气。但是珠峰对这两种尝试均未买账。由于缺氧和体力衰竭，马罗礼的登山队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决心冒险做最后一搏。只有奥德尔与欧文身体状况尚好，可以陪着他。对于马罗礼来说，选择很简单。于是他决心与欧文共命运，俩人踏上登顶的不归路。
马罗礼与欧文出发登顶的第二天，奥德尔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是在海拔7925米的险崖处。他头顶上突然现出一片晴朗，整座山脊一览无余。紧靠着陡峭的北坡的雪坡上，他先看到马罗礼，然后看见欧文到了一块宽阔的岩石阶上。他站在那里，双眼紧紧盯住岩石与雪地交织地带的俩人，云气再次降临下来，将他们的命运一盖就是75年。
寒冻到了极致
西门松探险小组发现了马罗礼的尸体之后， 帮助得出了关于他死因的解释。在这次探险之前，人们认为马罗礼与欧文攀到8535米的地方时，他们要么翻下了山崖，要么是体力不支，躺倒在雪地上死去。但检验了尸体后，诺顿确信马罗礼坠落时，他们俩正在一块攀登。“一条绳子绕在他的腰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大概内出血。他在用冰镐往雪地或砾石上钉眼时从北坡滑落，双腿痛苦得蜷在一起，不久便死去。”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依旧末解。除了最初发现的尸体，珠峰不愿提供更多的线索。探险小组没有找到马罗礼的另一位登山伙伴霍华德?萨默维尔借给他的相机。若是找到了相机，就有可能证明这两人是否成功地登上了峰顶。然而，搜寻这部相机无异于在崖石与冰雪构成的狂风怒吼的海洋里寻找一根针，危险太大了。在8230米与峰顶之间，西门松小组共找到除马罗礼以外的另外17具尸体。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探险队员们在寻找这个人时表现出来的执着，一定与这个人对珠峰的执着一样强烈。
虽然西门松一行人的探寻活动看起来相当恐怖，但并非是独一无二的。1984年的秋天，约翰?托林通的头像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非同寻常的是，托林通早在一百三十八年前就死了，葬于1.8米深的北极永久冰土下面。托林通是“埃里伯斯”号船上的仓库管理主管，在他赴西北航道探险时，同船前往的有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另有“恐怖”号船同行。探险队于1845年5月19日从泰晤士河起航，带着举国上下的希望，去发现一条从北极到太平洋的航道。
此后这两艘船再也没有踪影。船上129名船员全部丧生神秘莫测的极地，这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解开这一迷团，人们先后组织了25次大规模的搜寻行动。最后得 出的结论是：富兰克林一行人死于阵雪、饥饿、心理压力与体温过低等方面的原因。1981年英国人类学家奥温?比泰开始用现代科学与法医技术检验富兰克林探险队存留下来的遗迹。此后五年的时间里，比泰走遍了富兰克林探险队所经过的地方寻找线索。他那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是把三名探险队员的尸体挖出来并进行尸体解剖 ，其中一名是约翰?托林通。
作为刚好是废除谷物法的那年被埋的尸体，它们保存得非常完好。1846年起尸体一直埋于冻土之中，外表主要部分没有腐化。托林通看上去跟生前差不多。脸上皮肤完好；牙齿、眼睛与大部分头发尚存。他体内组织的标本看上去跟刚死去的人差不多，而且某些细菌感染处历经严寒后依然存在。
尸体解剖表明托林通死的时候正患病。他的两片肺叶由于空气污染物侵蚀变黑，并表现出肺结核症状。还有迹象说明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肺炎。然而，最令比泰吃惊的是在头发样本中发现高出正常很多的铅含量，这说明是急性铅中毒。铅中毒会导致虚弱、乏力、精神愰惚、神经机能症及行为怪诞，远远达不到长期在恶劣的北极环境中生存的理想身体状况。 比泰在另两具挖掘出的尸体即约翰?哈特内尔与威廉?布莱恩体内也也发现铅含量过高。在1845年，罐头食品是一项现代发明。锡罐于1811年在英国取得专利权。这种罐是由精制铁 皮卷成圆筒而成，切口的缝由铅含量达90%以上的焊锡来焊接。富兰克林探险队则带有近八千个装有肉、汤、蔬菜，以及压缩肉糜饼（一种用干肉捣碎压制而成的饼）的含铅焊锡封口的罐头。比泰检验了墓地附近采到的铁罐，证实焊锡铅含量较高，并且一些罐头边缝也没完全焊牢，这就增加了食物受到污染的危险性。
比泰揭示了导致富兰克林死亡的可怕原因，回答了许多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什么原因使西北路线探险遭到如此厄运。由于铅中毒所产生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副作用，人们的体质受到削弱，无力与疾病作斗争而最终导致死亡。
缺省的一环
西门松探险队1999年6月初从珠峰归来。他同样希望能解答马罗礼与欧文最后几小时出现的问题。虽然没有找到马罗礼的照相机，但发现了其他的物件，其中有马罗礼的手表、冰原用护目镜、一把小刀及几封家信。跟随探险队的一个美国记录片拍摄小组已准备对这些物件做一系列类似比泰的法医检查。他们希望将马罗礼与欧文最后一天生活片断汇集成片。比泰为解开富兰克林之迷作过四次探险，因此西门松并没有期待出现奇迹。他已筹划在明年进行第二次探险。下一次，他要寻找欧文的尸体及那只尚未找到的相机。他相信相机还在山上。可眼下，人与山的迷团尚待破解。
冰上之景
威利?赫伯特是当今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最早探险极地的人。就是他率领三个人四条狗组成的“英国穿越北冰洋探险队”，历时16个月，跋涉3800英里，首次极地探险。此次探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在漆黑一片，浮冰不断漂流和碎裂的大洋上度过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旅程是“人类在地球表面留下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一次后 来无人敢尝试的探险。它是一项地质之最，和登珠穆朗玛峰、首次跨越地球南北冰盖齐名。
那次旅程结束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威利?赫伯特一直是连结以往探险英雄年代的探险家与现代冒险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然而，他从未因为自己在极地探险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得到过荣誉。尽管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说过，穿越北冰洋之旅是“一项由耐力与勇气铸就的名垂极地史的伟业。” 撒克雷顿把它称为“一种现象”。而极地探险的赞助人---菲力浦亲王殿下将其誉为“一项载入人类技能与耐力杰出成就的壮举。”
今天，在同时代的探险家中，赫伯特是领袖级人物。伦努尔夫?费恩斯爵士说道：“我自小到大一直认为他是当今最伟大的极地旅行者。他的航海学知识、野外生存技能与后勤学知识都是一流的；他对狗在探险队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清二楚，这一点无人能及。威利确实名不虚传。如果要我在所有健在的探险家中挑选，威利是最伟大的，并且遥遥领先。”赫伯特给过许多行将出发的年轻探险家帮助，在器材、地图与联络方面提供至关重要的主意。这些人中没一人重走他当年在南极或北极首次走过的线路。”
罗伯特?E?皮里宣称自己首次到达北极，但没有得到承认，此事至今已经60周年。为了赫伯特到达北极探险的周年纪念，伦敦的阿特拉斯美术馆将举行一次赫伯特极地画展。目前，64岁的赫伯特已成了一位专攻极地的画家，描绘出影响他一生的极地历史与现实中最详尽、强烈和动人心魄的场景。
在因弗内斯机场，威利和他和妻子玛丽等着接我。我在他打量我之前好好地打量了他一番。他身材矮小，才5英尺8英寸，不是通常大探险家具有的那种魁伟身材---但是他身穿为北极气候而设计的外衣，头戴一顶缝了皮边的兜帽，裹着灰白的胡子和明亮的小眼睛。他的样子并不起眼，背稍有点驼。玛丽向我表示热烈欢迎。
赫伯特夫妇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目前租了一间很小的用白色粉刷的“独屋”，屋子俯视斯佩山谷。起伏连绵的山峦很壮观，可是那条窄小，有时过往车辆繁多的小路传来的噪声使威利感到心烦。他渴望宁静。
“要在我的环境中了解我，”我们开始正式采访前他嘱咐道。他给我看了一部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的关于他在北极以及过去探险经历的片子。一旦身在北极，在英国生活中感受的束缚与困难便荡然无存，他感到明显地放松。
在自己的环境里，赫伯特犹如扮演詹姆斯?邦德的塞恩?康内里，讲话声音温和、容光焕发、非常自信。在影片中，他极为动情地回想起穿越北极之旅开始前所感觉到的恐惧。只要事先想一想旅程，就会不寒而栗，因为他沿着沙克尔顿、斯科特和阿蒙森的足迹旅行时，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
寻找北极就象“脚踏头顶上盘旋的鸟的影子上一样”。因为脚下的冰块总在不停地移动，太阳只是偶尔露一下脸让他们看一看。就象他们之前的罗伯特?E?皮里做的那样，他们差一点错过了它。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1969年4月5日 ，赫伯特在给女王陛下发电报时说：“我荣幸地告知陛下：用陆标定位法计算，4月5日我们到达了北极。”然而，待太阳出来后，他意识到探险小组偏离了方位。为了获得所有重要的证据他们继续拼搏。直到第二天，他们一行才真正到达北极。这与皮里在1909年4月6日宣称到了北极的日子惊人地巧合。
赫伯特非常重视某些离奇的巧合。这些巧合使他相信，极地探险与探索世界同环境之间有一种“冥冥间的联系 ”。就在探险队返程时，他们带回了16个月考察北极大地拍下的照片。这一刻也正好是宇航员杰克?扬格在月球上拍下著名的“地出”照片的时刻。同时 奇怪的是：他们在结束北极之行踏上陆地的那一刻，也正是16年前希拉里与滕辛登上珠穆朗玛峰之时。
“对于我来说，这第一次见到陆地意味着太多太多。地球如同一颗珍贵的珠宝，而那一刻改变了我的生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寻找第三极。”赫伯特说，他的精神追求跟物质追求一样，既坚苦又迫切。”
他的童年是与母亲、姐姐一道在南非德拉肯斯堡山脉的一个农场度过的，其时他的父亲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场。赫伯特对这段时光没有太多记忆。“十二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印象。一位理疗大夫大概会跟我说，我不想做小孩。他的话或许是对的。我跟父母或姐姐都不怎么亲近。我变嗓音的时刻是一个解脱。”
赫伯特最早记忆中的一件事恰好就是一次冰上之旅。十二岁时，为了五先令的打赌， 他在极簿的冰层上走过塞汶河。为此他立即被父亲打了一顿。第一个激发赫伯特想象力的人是诺曼?格尼牧师。他曾在潘诺拉号船做过水手长。该船于1932年作最后一次探险活动抵达南极洲。作为唱诗班的孩子，赫伯特着迷地听着牧师的布道，布道中充满了极地探险故事，而不是较为传统的圣经故事。那时赫伯特正决定当非洲殖民地某个地区的地方官，如果不行，就做一名探险家。
然而，他的家庭为这位充满梦想的孩子设计了其他雄伟的计划。为女王与国家服务是赫伯特家族每一个人的使命。这个家庭四百年来一直如此。17岁那年，他被家人强行弄到最近的一个征兵办公室，签了一份22年的合同。幸运的是，他发现了合同中有一款可以允许他服役三年后选择离开。同时， 与此同时，他度日如年。“我不是一名团队合作者，我厌倦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感到这是对我们智慧的一种侮辱。我在军队里受到粗野的对待。”
1955年赫伯特离开部队后，他从埃及搭便车经土耳其、希腊与意大利回家，沿途靠替人画像维持食宿，时常还得露宿街头。“父亲整整三年没跟我说话。可当我结束南极之行从乌拉圭搭便车跋涉15000英里回到家时，他为我感到自豪，我们成了朋友。他会带我去酒馆。作为一名军人，他走路总是要与我同步，而我经常故意把步伐弄乱。”
“令我深感遗憾的事，是我从未跟我父亲说我想要他的有关体育与军事成就的剪贴簿。我在北极探险时，他曾将所有国际上的报纸报道剪下来组成一大本剪贴簿。可是当剪贴簿变成两大卷时他把自己的书烧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悲伤。”关于自己的母亲，赫伯特说：“我与她接触很少。我们说话时彼此很客气。但是当她关心我时我会感到不自在。她是个温柔的女人。”
那么，他的使命感又从何而来的呢？是不是受自负与狂傲心理的驱动？“我的使命感总是历史性的，”他解释道。“虽然我已意识到自负与狂傲对于一名探险家的意义，因为缺乏这种自负与狂傲我简直无法尝试所有这些冒险活动，但这也不是以匹夫之勇所能做到的。我完全相信我们会成功，而如果我不是这样认为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的。我在南极的头两年时间里，对许多探险队员都很敬畏，可是后来我开始有权向他们进行挑战。”
1955年的一天，他在电讯报上看到两则招募到南极工作的广告。二十二岁那年他被选中参加大本营设在南极半岛北端的霍普湾的福克兰群岛托管地巡视团。
赫伯特渐渐地获得一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险机会。从1960年至1962年，他绘制了宁录冰川区与莫德女王山脉之间从未有人涉足过的面积达三万八千平方英里区域的地形图。在阿蒙森1952年遇上冰崩罹难的十五周年时， 他循着这位先驱的足迹到过阿捷尔?海伯格冰川。1962年至1963年间，赫伯特在新西兰发狂似地工作了一年，抢在美国人之前制作出版了那幅地图。然后他怀着凌云壮志返回英国，争取那些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的支持，以便皇家地质学会批准他跨越北冰洋的探险计划。1966年，为了学会生活在格陵兰西北部极地爱斯基摩人在冰雪上的生活方式与技能，他与他们生活了一个冬天。第二天春天，赫伯特便从格陵兰出发，循着费里利克?库克博士1908年走过的外围路线，开始了1500英里的旅程。
虽然环绕世界极地之旅赢来了一片喝彩，但这次探险不是时候，因为世人的目光都盯在有更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上--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因此，威利?赫伯特从北极回来后便背上了一身债务和一种失败感。1969年圣诞节前夕他与玛丽结婚，然后潜下心来写两部书。可是过了不久，他需要再一次的探险活动。1971年，他带着妻子与女婴卡里到格陵兰西北部与爱斯基摩人生活在一起。后来，赫伯特着手撰写皮里传记并且很不情愿反驳皮里宣称自己是到达北极第一人的说法， 此时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思与内心斗争。“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决择的时期，”他说道。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四年前他最小的女儿帕斯卡尔在一次反常的电击事故中丧命。全家正努力弥合这次精神创伤。
与大多数世人相比，他经历过更多的与死神的赌博，现在他相信轮回再生的说法。“醒着时，我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但在恶梦中我总是害怕死亡。例如，我在极地的那些日子里，假如我跌入冰隙里或踏碎薄冰而落入海中，我知道该怎样做因为这样的情景已在我的梦中多次出现过。因此，要是这样的事真的发生，我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下死亡的痛苦。我选择了此后我乐观生活的方式。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6012d9fa04a1b0717ed5dd06.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