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政治智慧
发布时间：2022-12-18 00:04:0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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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政治智慧
作者：肖建平
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6期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逐步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要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正确评价“文革”。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审时度势，把握“文革”评价的时机和尺度，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思维和战略战术意识，针对党内外各种意见分歧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方案。既科学评价了“文革”这段复杂而又特殊的历史，又顺利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精深的执政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这对今后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难题，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历史决议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54-0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新时期，对“文革”等历史难题的评价成为影响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早在1978年8月，邓小平和陈云就达成尽快以党内决议形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共识。但由于党内外思想分歧严重，为避免恶化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未对“文革”做出全面的，基本的评价。不过，现实问题的改进无法避开历史问题的解决，“向前看”离不开“向后看”。因此，党中央顺应理论界和其他方面要求对“文革”作出评价的呼声，以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为契机，对“文革”作出了初步的、基本的评价。随后，又根据实践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文革”加以全面彻底地否定，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用较大篇幅对“文革”这场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运动作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宜匆忙作出评价
“文革”结束后，党内外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高层干部仍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两个凡是”。这引起党内外的广泛争议，进而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事求是”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这场讨论很快取得压倒性胜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逐步恢复。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标准对“文革”问题加以反思。反思的重点有二：一是“文革”的对错得失；二是毛泽东在其中的角色以及林彪、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
在全民反思的热潮中，邓小平、陈云也对如何评价“文革”等历史问题进行了思考。1978年8月，邓、陈就“文革”评价问题有过一次交谈。二人虽然没有确定由谁来负责决议，但达成了找准时机、尽快作出决议的默契；一致认为决议重点是在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原则下搞清“文革”问题。①
但是，后来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文革”评价问题的解决。在1978年底，就有干部建议总结“文革”问题，“最早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作总结，可以追溯到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不过，也有党员干部表示反对。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极左与极右思想都大有人在，社会分歧严重，只有先引导群众将注意力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自身处境的改善上，才能
达到安定团结。至于评价“文革”等历史问题，必须服从政治大局，不能因为历史问题而恶化现实处境。因此，邓小平果断改变态度，转而慎重对待历史评价问题。他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以保障国家的安定团结。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北京市委工作汇报时谈道：“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1978年12月1日的打招呼会议上，邓小平初步阐发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他还在亲笔拟出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③在正式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④
邓小平关于稳妥解决历史问题的意见为党中央所认可。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对“文革”的评价，“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⑤由此，党中央的方案是：暂时不去触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敏感神经”，以免加剧对立和分化；但是又不消极对待，而是等待并创造时机，当条件成熟时一举解决历史问题。这个方案着眼于转移注意力，引导党内外不再围绕“文革”问题而长时间争论不休。
不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不匆忙作出评价的同时又预示着评价的即将到来。不管是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还是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都意味着要对“文革”及
“文革”前一段时间的是非得失作出全面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客观上为“文革”等历史评价难题的尽快解决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作出初步评价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情和党情，作出“不匆忙”的决定，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现实具体工作的解决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运动促使党中央将“文革”的评价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多次呼吁要重视“文革”评价问题。第五组有代表建议，“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拿出来讨论。比如，路线是非问题，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哪里来的”。⑥第二组有代表则提出应总结得失，“文化大革命中，哪些东西是合理的、正确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很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①代表们的呼吁起到了效果。1月22日，胡耀邦向全会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敞开思想谈；“文革”也可以谈，包括“文革”的性质、教训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②之后，代表们对“文革”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五一六通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发展阶段等问题作了反思。理论界的前期探讨既给中央带来启发，也促使中央意识到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领导干部也直接或间接谈及“文革”评价问题。不管是讨论实际工作，还是辨别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都无法绕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在中央纪委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陈云指出：“十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们的国家乱了十年，现在全国人心思定，人心思上，人心思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大局，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大局”。③
再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对“文革”的概念、口号、理论、实践进行讨论。1979年5月开始，为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中央要求进行“补课”。5月21、22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接力发文，要求“补课”。7月至8月，邓小平在山东、天津的讲话继续要求“补课”。军队系统和全国未开展讨论或开展不深入的地区、部门继续解放思想。全党掀起了一股“再评价”的热潮，而“在这个进程中，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等着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④
鉴于党内外要求作出评价的呼声很高，党中央意识到还是要尽快以中央重要讲话为契机，对“文革”等敏感问题作出基本论断。1979年6月，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次“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⑤“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⑥《国庆讲话》对“文革”作出了初步评价，对“文革”作了细致的分析、严肃的批评、深刻的反思。
其一，将“文革”时间确定为“10年”。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⑦的看法。受此影响，思想理论界不少同志称：“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在起草《国庆讲话》的过程中，党内多数同志考虑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应当代表一个独立的时期，而不应是毛泽东时代的继续或“文革”的延续，应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界限，将“文革”时间定为10年。之后，党内外统一称10年“文革”。
其二，《国庆讲话》认为“文革”整整10年都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党和人民代表正义的一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反复斗争。
其三，《国庆讲话》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的表现严格区分开来。《国庆讲话》采取了委婉的“无主语”的方式，较为隐晦但客观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即暗示他对国内和党内的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量，对所谓的修正主义采取了不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式。而对林彪、江青集团，《国庆讲话》指出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从事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这就“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了，仅仅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说明”。①为了更好地区分责任与犯罪，更好地清算“左”的错误路线，党中央还指示最高人民法院要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
其四，《国庆讲话》概括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起先只有思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