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偷听邓丽君的日子

那些年，偷听邓丽君的日子

导语：没有谁的歌迷，能像邓丽君的歌迷那样对她迷恋40多年，或许这跟人们最初是在敌台中听到她的歌声有关。偷食甜美禁果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仍无法忘怀。

53岁的太原人郭俊明一直在期待着那个日子——2013年1月26日，他购买了当天纪念邓丽君60周年的演唱会。他早早地买好了到北京的机票，“可惜邓丽君去世了，否则在国内哪里有她的演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去观看。”

978年，郭俊明参军入伍，在排长的收音机中，第一次从敌台中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那时，收听邓丽君虽不像在“文革”期间那样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但是被单位内部批评、处分甚至开除的风险还是有的。”

温柔的声音

“那是多么温柔的令人极其舒服的声音啊。听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来》。”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感受。

郭俊明是一名通讯兵，参军没几个月，通讯排的排长就带着他收听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邓丽君的歌曲。“排长是石家庄人，我是太原人，城市兵接受新事物比较快，身边又都是先进的通讯设备，近水楼台。”郭俊明回忆，开始一段时间，每当他听到“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为大陆同胞广播，现在是《为您歌唱》”时，心中就一阵紧张，毕竟是“收听敌台”。但是看看排长和一起收听的战友们的坦然表情，他放下心来。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台湾当做敌区，敌区的电台就是敌台，不管公开听还是偷听敌台都是不被允许的。前苏联和美国的对华广播曾经也被当做敌台。规矩的人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人民警察似乎也及时地在你的屋后巡逻，即便人民警察没有听到，邻居也可能将你举报。这时就要赶紧把频道从敌台中调开，有时关上收音机后，还要惴惴不安几天。

后来，郭俊明的战友们有的偷偷把大小如砖头的小录音机带到宿舍中，播放邓丽君的磁带，这些磁带是一些在南方沿海有亲戚朋友的战友带来的，都是翻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有团级以上领导来视察，战友们就赶紧把录音机和磁带藏好。有时部队去靶场拉练，士兵们坐在火车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睡不着时郭俊明就和战友们哼唱邓丽君的《香港之夜》。

和郭俊明一样，北京的盲文编辑李珍也是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李珍天生双眼失明，1978年时她才16岁，在盲文学校上学，住在五四大街一个胡同中的大杂院里。有一天放学回家，走进院门，就听到邻居刘哥家里传出了说不出来的美妙的歌声。“您听的是什么啊？”李珍趴在刘哥的窗口问，刘哥告诉她，自己刚买了一台“砖头录音机”，放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唱的歌曲磁带，因为磁带是托人翻录的，不知道歌名，也没有歌词。李珍现在回忆，那可能是邓丽君的专辑《小城故事》。

从来不在生活上对父母提要求的李珍这次也忍不住要他们给自己买一台“砖头录音机”。“给我买的这‘砖头录音机’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也花了将近100元，那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李珍说，后来住校后家里还给她买了短波收音机，这样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就能收听台湾和澳洲广播电台的歌曲节目了，邓丽君的歌曲比重最大。

当时，台湾对大陆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政治性很强，但为了吸引大陆听众，电台设置了很多音乐元素。除了晚上六点播放的《为您歌唱》栏目，每个整点的节目开头也都要播放十分钟的歌曲，很多都是邓丽君的，还有凤飞飞和刘文正的。音乐是糖衣，炮弹是政治节目，有新闻、调侃大陆的专栏《三家村夜话》以及为“某某同志”播放的数字密码。

“我有的同学被发现‘偷听敌台’，结果被老师批评了，我也被老师警告过。但是那时‘文革’已经结束，面临改革开放，对这种‘罪行’的惩罚已经很轻了。”李珍回忆说。

比郭俊明和李珍都早，在伊春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1975年就开始偷听邓丽君的歌曲了。现年60岁的董少华说，自己是在1975年一次修建国防工事的劳动中结识了几名邓丽君歌迷，从此迷上了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通过短波收音机偷听邓丽君的歌曲。每当邓丽君的歌声从收音机中飘出时，大家都陶醉了。”

但是董少华们也没有放松警惕，每次聚会时，他们都要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把声音调得小小的，有时甚至要用耳朵贴在木头壳子的收音机上。在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很清楚，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有被判刑的可能。“听到邓丽君唱到美妙的地方，有的歌迷会激动得身体轻轻抖了起来，也可能是一种害怕。”

敌台的音乐美妙而刺激，但总是被严重地干扰，声音忽大忽小，有时都无法完整地听一首歌。后来，人们发现，澳洲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非常清晰，甚至超过国内的一些广播电台。

澳洲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王恩禧说，正是因为澳洲广播电台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以娱乐和旅游节目居多，几乎没有受到过大陆的干扰。澳洲电台转而成为人们收听邓丽君的最佳选择。

两个电台

广播中的音乐节目，让人们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1970年代末，电台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陆电台的音乐充斥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歌曲相比，境外电台传出的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曾供职澳洲广播电台的王恩禧是早年邓丽君歌曲在大陆传播开来的关键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通过广播节目为大陆听众介绍邓丽君的歌声，还曾先后四次采访邓丽君，其中两次是面对面，两次是电话连线。1978年，王恩禧在澳洲广播电台(简称“澳广”)中文部创办并主持《您喜爱的歌》节目，在这个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里，邓丽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为点播率最高的曲目。

1981年秋天，王恩禧利用回台湾的机会采访了邓丽君。邓丽君完全没有大牌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非常亲切，认真回答每一个提问，还耐心为大陆听众签名留念。

这次采访在澳广播出后，一下子收到了10万多封听众来信，来信基本来自大陆，大都是表达对邓丽君歌曲的钟爱并索取签名照片。由于来信太多，以至于王恩禧和他的同事们在节目里不得不恳请听众暂时不要来信了，因为当时澳广每处理一封大陆来信需要花费1澳元。来信潮持续了两三个月，盲人李珍也在那一次给澳广写信，并在广播中得知自己得到了邓丽君的签名照。可惜，这张漂洋过海的照片最终没寄到她手里，这成为李珍的终身遗憾。

随后而来的1981年春节除夕夜，王恩禧透过电话与邓丽君连线，向大陆听众拜年。1983年，邓丽君的歌曲已经在大陆家喻户晓，趁邓丽君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王恩禧再次在节目中与她连线，报道演出的盛况。

王恩禧说：“1979年以前没有一封大陆的听众来信，开放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王恩禧身处收音机的另一端，广播人的独特身份让他亲眼目睹了邓丽君在大陆通过小小的收音机流传开来的全过程。他认为，中国大陆从清一色的样板戏过渡到丰富多元的听觉选择的过程中，邓丽君担当了非常独特的关键角色，没有哪个华人歌手在那个转折点上对中国人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她让人们首先从收音机里找到了听歌的乐趣，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找回了音乐本该有的功能。

而在台湾，邓丽君的音乐则以另一种方式与政治紧密捆绑在一起。1979年开始，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辟对大陆听众广播的《邓丽君时间》节目，这个节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钟。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节目才停播。王恩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样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过是柔性的政治宣传手段。

查抄

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在大众中间越来越公开化地传播。“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歌迷委托在广州福建沿海工作的亲戚朋友，或者出海的海员帮忙带邓丽君磁带。但是大环境对邓丽君和她的歌曲并不是十分有利，1979年，在中国音协召开的北京西山会议上，专门展开了一场邓丽君歌曲是“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讨论与批判。会上也批判了音乐家张丕基、王酩，还有李谷一及其歌曲《乡恋》。官方的舆论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特别是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是谁提出了质疑。不久后，大陆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1年，邓丽君到金门给国民党军队演出，这不但让她的歌声在大陆更难传播，也导致她终身不能到大陆演出。

1980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

1981年，北京新源里中学初一一班，一位同学家长把中国音协有关邓丽君歌曲为什么是黄色歌曲的讲座磁带带到学校，听完讲座后，有的学生担心地问老师：“听了邓丽君的歌曲会不会变成流氓呢？”

李珍所住的五四大街的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询问，谁家有邓丽君磁带，必须上缴。当时还在伊春公安局当民警的董少华也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严打时，查抄邓丽君磁带也是工作内容之一。

自由地歌唱

1980年代初的禁锢很快消解，毕竟时代的方向是更加开放。1983、1984年邓丽君在香港、台湾等地举行大型演唱会之后，追捧其的大陆歌迷不断增加。邓丽君热甚至蔓延到大陆的音乐界，邓丽君教会了歌手们甜美歌唱的方法，即所谓“气声唱法”，后来被归纳为“通俗唱法”。

《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认为，“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赵莉、程琳等。不论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只能去翻唱临摹邓丽君的歌曲。当时备受争议的李谷一也曾一度被指责在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法”。

此时，随着政治环境及两岸交往的相对宽松，邓丽君及其音乐逐渐被中国大陆舆论接受并认可。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当时《中国青年报》文化艺术专栏记者关键撰写的新闻采访报道，据说这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1988年，大陆曾有机构邀请邓丽君赴大陆演出，但是由于邓丽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环境，邓丽君未能如愿。但此后，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纷纷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中国唱片总公司在此时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系列。

1995年5月9日，邓丽君因哮喘去世，昔日的通讯兵郭俊明从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看到这条新闻，新闻中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报道邓丽君。

人们再也不需要从敌台中收听邓丽君了。

李珍记得，最初在公开场合收听邓丽君歌曲的人，是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头发、手提四喇叭录音机的“不良青年”。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丽君变得越来越大众，任何一家音像店都有邓丽君的磁带，从日本传来的卡拉OK也可以随便点唱邓丽君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随便收听和演唱邓丽君的歌曲，谁还听什么‘敌台’啊。”几年前，李珍还专门用短波收音机想重温一下收听“敌台”的感觉，可昔日的“敌台”也都停播了。反而，台湾的各个政治名嘴，争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开放在继续，2002年，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随后，在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邓丽君生平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杭州、武汉等地兴起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大陆的邓丽君歌友会也终于在2003年成立，此时邓丽君已经离世8年了。李珍、郭俊明和董少华都在第一时间参加了歌友会。后来，在一次邓丽君模仿秀上，李珍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获得优秀奖。

双名失明的李珍很想去趟台湾，到位于宝山的墓地去祭拜邓丽君，给邓丽君献上一束花，说几句话，摸一摸墓碑。虽然她什么也看不见，可正是邓丽君，让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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