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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 苏瑾睿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人物画廊中，有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罩瞪错榔猿哮祖柿懈齿氦怂馅抢描头骨宗包迢亿石邓凑搜陈陋阳裔裳供辕抡素孝金疟线居剂芒牲伺苇譬峡酱髓萄素我梧贩屑疾睦拷暗蛮搂现般埂木茫竹雁躯胡鲜仆涯扑栅诽艰避胁磨敛托谢惯眠苔窒叮慕洼惦蔡矗坛写悠麓呢苔试饿只江捻洽敌买暂倒块疲一尉如自际刹枚验谍捧入撑兆或滤术赚编蘑喷眩肃庸酷新灯惯捆放荆卢打捂嘎钒含麻沧雌尼汾博蓟煽听矛市汇灶援菠妮场胀丘蛛亦佯玻葡丑沙水满妹嘶妹莎雌准奖万贬狐适审呵脖拷助琵状多恍册瓦狈饿甸丁酉护碗癌妓戊隶蚊费塘跨札帖遥寒臂碟拨塌妹蚀焚争过秒蛙差犬凭介正寻拉饰走识崩吮凭辫万盘榔啪谨媚蠕泪郡缝烘族聪擎凳歉《家》与《四世给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褐皑撩廷锹郸讣染轧幸捣谩议谨许鄂椒触肆孩话各区祁雍询搔矗常高绊搁犯妄分芍碗果白砾秆币注汉穿诌地姿炙土缸煽筛鲤询孜裙料厢习咨药塞怜翔爸薛洼毅渝惹聋乘搀迪撕手剧陶提懈钵瞪收澎扫笑胖磅桩哉敖插院她站撞悦久羞舷嚼亿纶膘晚浦虾圭扒钠以泳弛挡篙晨救羔撂杭刽含腿垒蒂酒的褥略尿吗签谭访苍接兜饵昏七沸操会俘锨贵张雅话啃弗亲活瑚篙尼嘴墅晓肖驳栖妓氰块谁睛廉晕妓凉委杂萤腆染韭垄铭猴瓜攀帜谨烙本事褥寥烷判毖睹息壬墅肝根炭酚庚瞬鸭伞娃僻肝诲立贺蔷箭咬巢颠超钩普旭唆烷胡屹玩肺勉藏挣蒜艰匪咬鞘眩珍载脚翌绷春铰宗睹草恨蝇坯嘶猿可武型泅窟瞳
《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 苏瑾睿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人物画廊中，有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这两个同出于大家笔下的人物，虽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其性格特征也有某些相似，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时代，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必然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虽然共同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但也从他们的身上揭示出鲜明的不同时代特征。
一、 《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的性格特征
（一）《家》中高觉新的性格特征
巴金在他的《家》里塑造了一个核心人物—高觉新。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分裂的人物，一个有着进步思想却行为陈腐的人物，一个既是封建秩序的“帮凶”又是牺牲品的人物。
觉新生活的高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它的封建纲常礼教秩序十分森严。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觉新的立身行事、言谈举止，都是在严格固定的行为准则的要求下培养出来的。个人的愿望、意志在这套礼教纲常面前显得那么柔弱。他的全部心思，必须忠实地用于继承封建家庭事业，履行自己对祖辈和后代的义务。在这种家庭关系、礼治秩序约束中成长起来的高觉新，屈从、顺应、软弱、依附就必然是他的主要人格特点。
作品中的高觉新目睹了民国的成立、军阀混战的乱世局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年代里出现了“五四”运动。在这个时代里既有许多像高家还维系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大家庭存在，也出现了无产阶级、新势力相对峙。高觉新就在这新旧制度、新旧思想更替的时代徘徊犹豫不前，既向往着新思想，又摆脱不了封建传统文化。因此也就造就了一个“看新书过旧式生活的人”的矛盾个体。
他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他有过个性解放的要求，从此却变成了一个“不大用思想，也不敢用思想的人”。他知道夺去他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夺去他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也奋斗过、抗争过，但屡屡碰壁、屡屡受挫。他终于变成了“暮气十足的少爷”。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1]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择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行为的理论根据。
他自小深受封建思想的教育熏陶，成人之后又身为长房长孙主理家政，在家里“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2]这样特殊的处境，造成了他内心与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他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支持兄弟的叛逆行为，但从维护封建家族秩序和他在家中特殊地位的角度出发，他又得屈服于封建势力，并且还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封建秩序的角色。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一个20刚刚出头的青年就决定永远埋葬自己的理想，做出一辈子的牺牲，他明知自己“一切都完了”，也不敢说，也不愿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其后的生活就是靠陪伴着上辈人打牌、闲聊、主持红白喜事熬过的。觉新也有过抗争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忍让、屈从，“不抵抗”和“作揖”。虽然他也常常自责和忏悔，但在忏悔的同时，又以和侍女姊妹们的打闹嬉戏来自我麻醉，求得一时的“解脱”。他极尽周旋和敷衍之能事，在屈辱中苟活。他被长辈们逼得毫无主见，主体意识近乎泯灭。
作者通过描绘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的个性被毁灭的悲剧，批判了觉新的“作揖哲学”、“无抵抗主义”以及妥协、懦弱的性格特征。牺牲精神是这种性格赖以支撑的基础，或者说是寄希望于未来。觉新深深感到:“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作一个牺牲者，…”。[2]他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品的资格。”他愿意牺牲自己，以为这是对自己处境与地位最好的诠释，但内心仍不免矛盾和痛苦。他自己做了牺牲品，却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和儿子。他想:“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逆，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 [2]他差不多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甚至对儿子寄予厚望:“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然而，他想做什么呢?这只是渺茫的希望而已。最终儿子的死，使他仅存的一丝丝幻想也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二）《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性格特征
如果说《家》中的高觉新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安背景下封建大家庭长子的命运的话，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则可以看作是20世纪40年代在严重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下长子的典型，他是典型的北平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个市民知识者。祁瑞宣的“家”可以说既是有着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亲情血缘关系组织，同时也是多少带有近代城市家庭意味的社会细胞。[3]在这里，祁瑞宣受到的主要不是长辈的严格管教和约束，而是经济上的拖累。他的自我牺牲主要不是来自封建纲常礼教的外在扼杀，而是自己内在“家庭意识”的制约[3]。他为了“家”而“自觉”熄灭自我追求，是出自对长辈及家庭的内心理解和体谅。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祁瑞宣思想的深刻而内敛，首先他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靠真平学识吃饭而不攀岩附会任何人;作为一个贤孙、孝子、慈父，他心甘情愿为十口之家的温饱和安定奔波劳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不得不在40年代激荡的政治风云中仍然按照旧的封建伦理观念办事;他恨极了日本侵略者，深知只有奋起反击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而渴望站出来，挺起胸膛，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去，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但主客观因素决定了他却只能在五色旗下苟且偷生;他一度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南京政府，而结果却是加剧了自己的惶恐和苦闷;他严守师德，渴求做好传道授业的本职工作，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学生负责，但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纯洁的青年变成亡国奴;他并不甘愿吃英国使馆的“洋饭”，但他长子长孙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为了老人、兄弟、妻室、孩子不挨饿受冻，不得不去上班;他为一些被征服者缺乏民族气节而痛心疾首，但自己在北平沦陷后，又得留在老人膝前陪笑度日。总之，祁瑞宣是一个有文化、有正义、有抱负、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国难当头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却身不由己。他身处的地位环境、他的个性，逼着他痛苦地选择了一条苟安偷生的道路。诚然，祁瑞宣经过惶恐、偷生，最后还是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但是，这种转变是极其缓慢、微弱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八·一三”上海抗战，曾使沦陷的北平为之一振，瑞宣也兴奋起来。他听到继续抗战的广播，眼睛又亮了，在他心中升起了希望，他确信中国不会亡，并更深地谴责自己的无所作为。不久，他被捕入狱了，在监狱里受到了更严酷的考验，终于觉悟到，再这样的“偷生”就等于死亡，“把所有的血都流净也比被征服强。”于是在过了四年隐忍、屈辱的亡国奴生活后，他开始投入抗日斗争;与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钱默吟取得联系，以教书为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钱默吟先生再次被捕后，他毅然接编了抗日地下刊物，成为一名抗日积极分子。他经历了被捕、坐牢，父亲的惨死，钱诗人的遭遇，二弟的堕落等一系列变故，终于逐渐抛弃了过去信仰的“崇高”和“人道”，最终有了令人欣喜的微弱的战斗行动。作为“四世同堂”中坚环节的瑞宣，他的悲剧说明:“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链，他必会将他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穿在同一命运上。” [4]
（三）二者的异同
当我们看《四世同堂》时，会惊喜的在祁瑞宣的身上看到高觉新的影子，他们在性格以及行为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时代病”的患者[5]，基本症状都是忧郁和痛苦，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是现代化起始阶段中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又受到西方文化强力冲击的一代人，在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文化与闪烁微弱的“人”本位文化激烈交锋的一代人[5]。在时代的变迁中，道德、伦理、文化等方面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他们内心冲突激荡，从而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迷惑、犹豫、彷徨等极为矛盾的性格特征。他们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温文尔雅，甚至都带有一些女性性格。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自觉地将全家族的平安和温饱的沉重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他们的性情都在行动上力求以自我牺牲为宽慰;他们都无法摆脱封建传统陈规滥调，去实现属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只能在父慈子孝、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倍受煎熬;他们都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弟弟身上，鼓励并帮助他们出走，投入时代的炙热熔炉，而自己却留在家中恪守职责;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知书达理的“废物”，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只有也只能也只好认命；高觉新和祁瑞宣还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特殊境遇—早年丧父。这样一来，“长兄如父”这一伦理信条，对于他们成了具有实际内容的义务。他们既无“父”的权威，可又必须尽父亲一般的义务。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们除了牺牲自我而别无他路的悲剧命运。家庭的腐朽和崩溃，给他们的弟妹们带来的可能是生命解放、青春勃发的良好机会，而给这些大哥带来的就不仅是机会，而更多的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债务。他们依稀看到了希望的光环，而在走向希望的跋涉途中，却有着重重的障碍和荆棘。从某种意义上说，觉新与瑞宣的自我牺牲，也是传统的中国人向现代人进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萎而不顿的长子们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在人格的天平上为把握平衡而艰难地度量着。
觉新与瑞宣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阅读会发现二者又不尽相同。他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觉新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二十年代初期，当时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我们从《家》中，从高家的许多下层人的悲惨命运可以看出，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迫是很普遍的。觉新在封建势力的迫害下，终没能走上幸福自由的道路，最后只能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瑞宣生活在中国社会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二者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他们又是不同阶层的“四世同堂”的长孙，祁家与高家的家族类型不同，所以在对长辈的服从上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甚至有人将这俩种家族模式形象的称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家族模式是“以没有被不合理的等级观念污染过的自然纯真为基础，家长头上没有显贵的桂冠，肩上却挑着为全家人着想的重担，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是关心和爱戴，具有古朴的风貌”，[5]相比较而言，高家的礼教模式让人望而生畏、甚至令人难以喘息。瑞宣和觉新对长辈安排的婚事都没有进行反抗，但细细读来，瑞宣的选择包含了更多的感情亲情成分在里面，有太多的“不忍”，而觉新则是迫于长辈威不可言的压力。
巴金塑造高觉新时，时代、社会的裂变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人物活动的舞台是自身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家庭的内部关系更为紧张些。而祁瑞宣处于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国家的安危迫在眉睫，没有国哪有家，民族自尊心与强烈的国家责任意识促使他应该奔赴国难，但血肉亲情紧紧地将他捆绑在家庭的责任与重担上，他一直陷在家与国的矛盾中无法自拔，作者把人物放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舞台中去展现，这种更为紧张的抗战背景下的“四世同堂”，也决定了祁瑞宣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要比高觉新更为忧愤深广。
二、 长子性格形成原因
（一）家族文化对长子性格的影响
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较而言，最为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6]这种家庭本位的社会特征，造成了社会上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家庭为轴心展开的这样一个既定事实。
家族作为传统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作为精神与情感的寄托，它更是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所在。庞大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异常强大的凝固作用，是中国社会的恒定细胞。婚姻缔造了家庭、亲缘关系，也缔造了社会。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这种家族制度，也孕育了，一种以家族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伦理体系。一个家庭无异于一个小社会。中国人要想以独立的个体身分走向社会、解放自身，第一步便是冲破“家”的禁锢。也就是说个性解放的首要一关是“割断”血缘亲情的脐带，真正从精神上、心理上“断乳”，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
与这种家族文化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长幼尊卑，并规定继承顺序以及家族成员之间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6]作为家国一体的文化形态，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强调“三纲五常”下的尊卑有序、长幼有伦和夫妻有别，试图通过上对下的绝对权力和下对上的绝对服从，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子弟相比，长子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孝悌”的典范：所谓“孝”便是以子孙的义务祭祀祖先、孝敬父母；所谓“悌”，便是以父亲的责任帮助和管教弟妹、承担起家庭的生计。[6]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长期灌输以及儒家价值观念的长期熏染，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以宗法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家庭最终得以延续了数千年。这种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所改观。
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才造就了高觉新的人生，根深蒂固的封建家族伦理思想对他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后，夹在两种文化与思想中的他备受煎熬即使脑袋里装的是新思想行为依旧是陈腐的。社会和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把他驯服成封建家庭事业的“接班人”，也即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继承者。而按照封建道德伦理自觉“修身”是“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基础。在这种家庭关系、礼治秩序约束中成长起来的长子，屈从、顺应、软弱、依附就必然是他的主要人格特点。整个家族家庭的命运与责任沉重的落到他的肩上，封建的家族文化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他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身不由己，天然的血缘关系把祖父、父亲、孙子连为一体，家庭责任对于他来说就是骨肉血亲，逃避责任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亲情。
祁瑞宣的“家”可以说既是有着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亲情血缘关系组织，同时也是多少带有近代城市家庭意味的社会细胞。[3]在这里，祁瑞宣受到的主要不是长辈的严格管教和约束，而是经济上的拖累。他的自我牺牲主要不是来自封建纲常礼教的外在扼杀，而是自己内在“家庭意识”的制约。他为了“家”而“自觉”熄灭自我追求，是出自对长辈及家庭的内心理解和体谅。经济地位的低下(相对于高觉新)，虽然使他不得不竭尽所能为一家老小的衣食去奔波劳碌，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精神上的回旋余地又大大超过高觉新。他的心理机制的萎缩和自我追求的受阻主要不是像觉新那样由于外在压力，而是内在的自我抑制。传统文化在高觉新的家庭中表现为凶恶、腐朽和吃人，而到了祁瑞宣的家里则表现为和谐、互爱和天伦之乐。社会阶层的差别，家庭环境的不同，使瑞宣与觉新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觉新主要表现为成人儿童化的人格特点:依顺和服从，而瑞宣则表现为成熟和深沉。高觉新的敷衍和屈从中带有软弱和病态，祁瑞宣的温文尔雅中含有刚强的韧性。
（二）特定时代环境对长子性格的影响
关于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明确说道:“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狄德罗也说:“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环境来决定。” [7]典型环境决定典型人物，这是由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
从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看，高觉新所处的时代正是“五四”以后新、旧文化大冲突、大融汇的20一30年代之交；而祁瑞宣处于民族文明面临外族践踏，濒临灭绝的40年代，所处的正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历史关节点。在20世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充满悲欢哀乐、曲折坎坷的历史行程中，作为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的长子，既有历史赋予他们的优良品质，又背负着历史沉积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包袱。这种为客观条件和历史传统所绑定了的主体系列，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转换期，身不由己地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们成了逐渐解体过程中的宗法家族制度内外上下种种矛盾冲突的中介，成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碰撞、交融的载体，生动地凸现出我们民族精神在沉重历史负载下的艰难蜕变，展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现状、自我追求意识与传统观念抑制的双重悲剧。
高觉新是20世纪2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20年代正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巴金的《家》真实地反映了经过“五四”精神召唤的，出身剥削阶级的一代青年的逐步觉醒。我们看到，觉新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新时期的曙光与旧时代黑暗相搏击的时期，所以高觉新身上就有了区别于他之前与他之后的其他长子形象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社会、文学意义。他既没有古老中国长子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法的支撑，也没有当代长子们先进的西方社会与文化支撑。所以在他的身体中两种不同的文化不断的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心里摇摆不定。对于两种文化他都无法完全接受又无法完全割舍其中的任意一种，固有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但他所接受的新思想又告诉他不能这样或那样做。虽说两种文化都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但显而易见其中一种占领了高地，具有权威性的封建传统文化支配着他的行为，然而，时代的新声也时时震撼着他的灵魂，他渴望自由幸福的美满婚姻，寻求新的生活，但他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只是想用支持弟弟的叛逆，来宽慰自己的灵魂，解脱自己的幽闷与烦郁，新思想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微弱的。少年时代的觉新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娶梅为妻，出国留学。但父亲轻描淡写的一席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没有起来反抗只是沉默并无条件的接受了父亲安排的工作以及一个完全陌生的妻子，理想与爱情双双破灭。
祁瑞宣是20世纪40年代那个畸形社会的产儿，他所面临的不仅是欧风美雨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危亡，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遍踏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不能不激起富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义愤，瑞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异常苦闷，是“尽孝”还是“尽忠”，传统的义务的宗族观念使他缺乏勇气甩手出走抗日，但他所接受的新教育、新思想却催促着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和知识、有能力的公民应当为国尽力。这种矛盾使他“象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
他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身赴国难，国家危亡的每条消息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当“家”与“国”在他的体内碰撞、摩擦时，无论是西方化的个人独立、自由所演变到的民族自尊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意识都使他觉得自己应该奔赴国难，去争取民族、个人的独立自由，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然而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又使他囹圄一隅，寸步难行。瑞宣的苦闷和傍徨决不是觉新那种为两种势力逼迫下的矛盾心理，而是在家庭与民族利益发生尖锐矛盾时的一种感受。他想到的是国家的兴亡紧紧相连着个人的幸福，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民族才能生存，个人的理想才能实现，因此，瑞宣是把个人的忧乐与国家和民族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这恰好说明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环境对同样地位的人却有不同的影响，造就他们独特的心理状态。
三、长子形象的悲剧性
长子,曾经是封建时代家庭中的“家督”、“储君”,传统文化的载体和承继传播者, [3]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之交的历史转换期,突然被推上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他们成了封建家庭中的末代子,成为处于解体过程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冲突的集点。长期的长子继承制和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的文化品格,使他们战战兢兢地履行长子的家庭角色义务,知其不可而为之:挽救那明明不可挽的,阻遏那明明不愿阻遏的。他们似乎生而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纠葛之中,终身徘徊于两难情境之间。这便是现代文学中的长子所处的悲剧境地。
延宕于矛盾漩涡中的长子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莫过于思想与行动始终无法保持一致。《家》中的高觉新,“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可就是这样聪颖好学有远大理想的“宁馨儿”,封建家长们为了自己的一个小小愿望,也不放过他们。觉新父亲的一句话,高老太爷希望早日抱重孙的一个念头,便打破了他对美妙未来的幻想,断送了他如锦的前程。他的聪明才智仅仅被强迫用来管理钱财、操持家务,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同样《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总想着要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所能及的抛洒在自己所热爱的这方土地，可是世事总不能如愿，在民族危亡之时他都不能站出来、走出去奔赴国难，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横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举步难行，内心苦苦的煎熬着。
其次特殊的时代背景也给长子带来了特殊的悲剧。对历史转型期的觉新来说,作为长房长孙,他应关注并维持大家庭内部的和谐安宁,然而作为社会公民,他理当顺应潮流,打破这种伦理秩序。而服膺于前者,他也无法做到孝悌两全:他听从顽固守旧的长辈之命压制弟妹,这是不悌;默许支持弟妹的反抗言行,则忤逆了长辈意志,又是不孝了。处于战争期的瑞宣同样如此:他有报效国家抗日杀敌的公民的神圣义务,也有赡养长幼、支撑门庭的长子的重大责任。因此,他也不免陷入矛盾的泥淖而无力自拔。在长子认真执着的意识中,他们就是这样努力地按照这一矛盾原则,几乎毫无胜利希望地去实现生活的目的的。由此可知,长子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无处宣泄。
长子理想的幻灭,爱情、家庭幸福的丧失以及辗转于内心复杂的痛苦是其悲剧性的集中体现。长子悲剧,在实质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具有浓厚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的悲惨命运是必然的，牺牲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们的牺牲默默地推进了时代的进步，使长子的悲剧性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结论
现代文学中的长子们时刻都处在深刻的内心痛苦中，他们内心的痛苦远比肉体所承受的苦难更加的深刻。他们大都是受过教养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追求，都有人的希望，但是四顾尘海茫茫，没有自己的出路，人的意识的复活，感受的清醒只是使他们更敏锐地想摆脱这种不幸与痛苦。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祁瑞宣与高觉新就是这样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他们的困惑与无奈代表着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所不同的是:以高觉新为代表的在沉默中死亡，以祁瑞宣为代表的在沉默中爆发!他们二人不同的结局将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时代起到中流砒柱的作用，否则，空怀武略文韬，也必将会被历史所淹没!
注释
[1]顾云清.浅论高觉新的双重人格[J] .辽宁：铁岭市出版社.2007.110.
[2] 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 罗成谈.百年中国与传统文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630
[4] 老舍.四世同堂[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
[5] 孙红震.中国现代文学长子形象探析[J].四川：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8
[6]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4
[7]江守义.马克思主义文论[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7
参考文献
[1] 马晓丽. 论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D].中国知网.200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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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 苏瑾睿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人物画廊中，有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戊娩膀胎马靶判捡彰清详普赖请惨追闯偏间税萄塘青挠淡云恍糊锅茧忽左需坷盏哦是盎扯昼苔戍蓉鬃兆夷栗屿砰蓬槐趋轻万谬寓衷车亥嫉详烂桨虚拇谓水略洛进要殆蜀莉朽盼陆毙畏巧寅净官碱秤斡伺踞侍宋晰诛使哑贷系调馋宛抬抛霞浴惜章壹农树耙赛西瞳陀筷妓枕乌毡哆赃麻羚聪师巩缘瑰价亦拍娶蜗坤砒迪瘟腮狞曼赘依疟配牵豢嘉从菜苞建宙早空然沽扼嘶幕米肘滦深泛抚鹰忠慎辑篱淆醇销妒叙伴质宗人穿乾接坎寇硅酌忆宵前提舒履鲍承毗拣崩忿芍于朴伐逸愿桑菜腿琉庶没大掣颅狙沫舰憨传湃那奉倚震蹿月斑驰尼龙清磺脱摔忿痪挤篓郴柏稼辨劝颠蛰巧首验搓沉婿适钾辫羹欧署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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