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

　　篇一：通往奴役之路 书评

　　通往奴役之路书评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最知名著作。这本书被翻译超过20种语言出版，哈耶克称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读一读。《通往奴役之路》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在我看来《通往奴役之路》其实应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哈耶克著书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正值纳粹德国大肆侵略别国和施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行。与此同时，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哈耶克以缜密和清醒的思维态度，告诫世人，不要被当时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的理想所蛊惑。哈耶克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耶克警告知识分子们，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目标所要付出的效率方面和自由思想的权利方面的代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地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

　　哈耶克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论断，即西方国家热衷的国家干预经济并不是自由主义在和平时期的演进，反而是会向计划经济前进。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必然通向“奴役”。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西方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潮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哈耶克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24。可以说，计划经济就是给所有人强制规定了计划，个体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要求每个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论此选择结果如何。而计划经济正是遏制了普通民众选择的权利，因此，也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作者所反对的。

　　之后，哈耶克也对计划经济的计划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6-46。哈耶克随后对计划经济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在那个时代有人认为垄断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垄断。政府只能在垄断组织控制生产和政府计划中做出抉择。然而，哈耶克认为“在计划经济不可避免性的论证中，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7-47。然而产业集中化理论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同时各种实证研究证明，科技生产水平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垄断，反而是政府的有意扶植造成了行业垄断。因此，垄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典型国家的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恃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

　　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9-50。反而在社会经济十分复杂时，自由竞争比中央计划更加有效。只有充分竞争状态下，即生产者只能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却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才能有效利用价格体系调节经济。反观德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德国并不是自发形成垄断，而是依照德国思想家所划定的路线前进。“因此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1-51。

　　不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每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无数的变量。同时，不同人的生活环境，价值观，教育水平等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严格意义上都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中，政府不能简单地宣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作为单一的目标。这种目标已经预先假定我们每个人是拥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但是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一系列的变量，是一个多维的向量空间。但是，集体主义者依照一个单独的变量来规定我们的一切活动。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效用函数是很完备的，不论任何人，此效用函数对其都适用。现实中肯定不是如此，并且有些东西对某些人效用为正，对其他人来说效用就为负，且不同变量的权重也不尽相同。举个简单地例子，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时间对其的效用就比金钱更大，但在低收入人群看来，金钱效用远远大于时间。因此计划经济政策很有可能一刀切，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成全了另一部分人。计划经济通常要求民众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做出牺牲，而这类高尚利益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口号。于是，当计划经济的领导人要求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之外的所有人都会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如果受害人不愿做出牺牲，就被认为是反对国家和人民的。民众受到社会道义的绑架，不得不牺牲自己。哈耶克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损害。个人主义者认为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且，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且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但是集体主义者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且优于个人的喜好。

　　如果集体的需要随意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则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哈耶克的简练地总结为一句话，“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0-71。哈耶克的观点固然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弊病。扼杀了人类自由的本性，以及突破现有框架进行突破创新的欲望。而且某些牺牲是完全不合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农村价格剪刀差。利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城市发展，牺牲农民的利益。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团制定出有利于自身损害普通民众的政策。这些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需要注意的。但是集体的某些政策确实是为了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自由竞争的经济在某些条件下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是帕累托最优仅仅是效率上的判断，并不代表分配上的公平。哈耶克奉行自由主义，他认为个人只要是凭自己能力奋斗，而没有藉由体制或政府管制获得的特权，其所获得的财富都是合理合法的。不管落得何种下场，贫穷或富贵都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确有遏制民众自由生活的行为，但是在公共物品等方面，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市场行为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的。政府的行政命令在这些方面可能更加有效。当然，前提是命令必须是深思熟虑，不以谋私利为目的的。

　　哈耶克在法治与民主上也进行了一定了论述。所谓“法治”，并不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就足够了。法治在根本上是中立性的，它与民主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真正的法治

　　在近代是由民主政治衍生出来的。法治对于民主政治， 只是一种必要条件，并非成分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说，没有法治一定没有民主政治，但有了法治，而其他条件未满足时，不必是民主政治。由此可证，法治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一定是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法治之下，政府的政策，应以固定的法律为依据。在行使专断权力的政府统治之下却并不如此。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可能把生产导向其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法律条文是可以预先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这些法律制定，并非为了特殊的个人达到其特殊的目标，或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法律只是满足每个人各种不同目标的工具。这些法律的制定，应该是长期的规划。在规划中，我们不能明确知道这些规律是否只有利于某些特殊人物，而不是有利于其余的人。法律的公平精神由此体现。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无必然联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3-83。我是十分认同哈耶克对此问题的看法。一个国家如果立法出现问题，那么法律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调整，人们对规则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对于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我国目前立法存在着许多问题。下位文件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同部门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冲突。而且某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规范来调整。而且我国的立法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更多的体现了党和上级的意志，这其实与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同时，立法时更多的体现了部门地方利益。这其实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恶法，立法目的就是对特定的人有利。中国过去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因此政策往往具备法律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权。由于历史传统、体制改革等因素，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而且我国的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虽然这种体制曾经起过较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弊端日益凸现。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党的领导职已经逐步取代国家机构的管理职能，使国家机构的权力逐渐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日益成为整个国家体制的中心。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逐渐转化为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中共也经常对立法进行直接干预。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提出了法治的口号，改革正在进行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正在提请大会审议。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立法法则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这是一部宪法性法律，其法律层级仅次于宪法。通俗来说，立法法是管法的法。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意味着立法本身受到更加谨慎严格的对待，在“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这样的目标下展现问题意识，并勇敢坚决地做出改变。

　　总体来说，哈耶克这本《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好书，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深刻的也是犀利的。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又何其相似。《通往奴役之路》对我们这些在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残余，比如法治的不健全，比如对于物权保护的欠缺，比如集体主义对于个人效用的压迫。同时，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也过于偏激了，将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我并不十分赞同。但其的初衷应该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而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可以看到中国正在逐步改进一些错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篇二：通往奴役之路论文

　　简评《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读书报告

　　摘要：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其声名鹊起的地位。在1929-1933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开始逐渐地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市场失去信心，转而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救世良方”进行追捧。而哈耶克以一种高度的理性向世人警告道：计划主义不是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而是一条通往极权独裁的奴役之路。他讴歌渐渐被人抛弃的自由主义，呼吁人们自由主义才是欧洲文明的灵魂所在。哈耶克的这一著作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关键字：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计划自由

　　正文：

　　一、《通往奴役之路》主要思想概括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直接出发点是向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党领袖发出警告：他们的政策和理想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质相同，其后果是失去自由走向奴役。[1]他首先指明自由主义正在逐渐被世人抛弃，人们纷纷向往社会主义与计划主义，但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 [2]。社会主义承诺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自由主义在本性上与社会主义存在根本的冲突，社会主义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在第三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通过肯定个人主义来批判集体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取代了企业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与以个人主义为重的自由社会背道而驰。

　　接下来，哈耶克反驳了“计划的不可避免性”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越复杂，就越依赖于自由竞争，就越不可能用计划控制，想要借中央计划来实现理想，仅是出自计划者狭隘的看法。若允许这些人对社会进行计划的话，将会非常危险。关于民主与计划的关系，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与民主互不相容——作为计划的集体主义控制社会、整合资源，否定个人价值。如果推行这种价值体系，除了独裁别无他途。计划主义是最为典型的极权主义，而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是可行。在

　　第六章，哈耶克探讨了计划与法治——法治作为形式或实体的法规，它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用以制约政府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哈耶克明确认识到法治首先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所约束。可是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政府集中管理经济活动而使用强制权力，这就会跳出法律限制，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计划经济由国家全面管制经济生活，个人没有平等的权力，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法治。所以没有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控制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哈耶克认为：控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它会对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部分与各个层面进行控制，最终导致现代最为残酷的极权主义。接着，哈耶克论

　　述了计划经济下的不平等。他认为计划经济下的极权政府会产生人为的不平等，极权社会中政治权利渗透到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层面，这必然造成人身控制，同时也形成一个以权力大小划分的等级式的社会。

　　在第九章《保障与自由》，哈耶克区分了人人都能够得到的有限度的保障与牺牲个人自由的绝对的保障后，警示地指出：要想达到对某种经济地位的保障只有一种方式——按军事组织方式组织社会。显然，对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因为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办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他指出凡是愿意放弃基本自由以换取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随后哈耶克指明了计划经济的当政者具有的性质——最坏当政者，最坏当政者能够控制国家政权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集体主义下群体的道德与知识水平欠缺，易受当政者控制；二是社会主义完全忠于的倾向让所有人只认同一个价值标准；三是煽动者划分敌我，借为集体谋利的借口无恶不作，否定了一切道德价值。在第十一章哈耶克讲述了计划与思想的问题，他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口径一致，让全体人民思想一致化；民主国家的宣传则是多元独立的。如此一来，极权国家的人民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最终失去理性。

　　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哈耶克分析了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点明了民主国家中极权主义观念的蔓延，反驳了集体主义所号称的牺牲经济利益以追求理想得到的目标的观点。最后他提出了对国际秩序的展望，认为联邦原则能够发展处一种好的秩序，避免国际层面的计划与强力统治。

　　二、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析

　　学界关于此书的论证与内容有着许多不同的争论而且褒贬不一。所以针对哈耶克的著作，本文从知识性与现实性两个个角度来评析。但本文的评析角度仅仅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哈耶克的作品可以从更多的视角进行阐发。

　　首先是知识性。必须肯定的是哈耶克的论述与其本身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其重要的知识理论之一就是人的不可知论：“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必然的且不可克服的无知状态之中。”[3]每个人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更为严重的是，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很可能是彼此冲突的。所有个人的知识总和并不构成一种内在一致的整个社会知识。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这些就构成了哈耶克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基本核心和理论原点，自然，这也是 《通往奴役之路》 一书写作的内在逻辑起点。[4]哈耶克能够将个人的不可知论观点应用于整本书的论述，确实体现其内在的功力深厚。

　　现实性可以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论述。《通往奴役之路》曾经在一段时间被中国官方列为禁书，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也获得了解禁，而且在一段时间颇受中国读者的热捧——很多读者认为：哈耶克其实是给中国开出了有益的“药方子”。确实，从中国的现实看，2014年中国政治一件大事莫过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依法治国，而且伴随最近念斌的无罪释放与内蒙古杀人案的重审，依法治国似乎在冥冥中推进。哈耶克曾在原书中论述“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证，而

　　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5]当前的中国政治虽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但是这次党会上能够提出“依法治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哈氏的法治观，也表明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6]

　　在国际层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联邦制更好的原则，哈耶克所认为的国家不干涉不管理经济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中。但是就现在的国际关系现实看，事实并非如此。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韩国饱受其苦：经济下滑、企业倒闭，民不聊生。为渡过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的尽快恢复，韩国政府于1997年12月15日于IMF达成了一致协议，即IMF答应向韩国提供一笔总额为5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贷款，条件是韩国政府必须遵守IMF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中规定的条件。[7]IMF的援助确实奏效，韩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又重振了四小龙当年的风采，逐渐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如果按照哈氏的逻辑，让处于危机中的韩国经济听之任之，岂不是坑害了几千万韩国百姓？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更加注重国际组织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哈耶克的观点似乎解释不通了。

　　三、结语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再伟大的作品也是作者个人观点的集合。按照哈耶克的不可知论，他的观点也不是所有知识。所以，哈耶克并不是真理。但是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这本书能够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复兴，必然有其合理性。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生，更加需要了解哈耶克的观点与方法，内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己所用。

　　参考文献：

　　[1]陈伟.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3.

　　[2]、[5]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8.

　　[4]汤松柏.通往奴役之路的知识论逻辑分析[J].金田，2013(4):85.

　　[6]张久石，童庆平.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大家，2008（11）：9.

　　[7]沈守传.从韩国金融危机看IMF疗法[J].港澳经济，1998（7）：40.

　　篇三：通往奴役之路 读后感

　　《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不得不承认，这本让哈耶克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学术声誉的书有着一个让人很难忘记的书名，或许是因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着强权方是真理，才让站在强权对立面会有怎样的遭遇成为一个人人都不愿想的可怕命题，但我相信不管事实上有多么可怕，其中一定有“奴役”的一份功劳。

　　记得老师常常说一句话：“熟知非真知”。奴役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词汇，但是什么是奴役？哈耶克所指的奴役又是什么？我想这是第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字典中解释奴役为“使人或动物像其奴隶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想来这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未知名词——奴隶。自然我也可以用奴役去解释奴隶做“被奴役的人”，只是那样子我对于奴役的认识不过是变成“使人或动物像被奴役的人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显然这样的解释不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所以我简单的用缺乏自由来定义奴役。不幸的是，自由并不是一个比奴役容易描述的概念，但是从一贯强调法言法语的专业要求出发，自由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中介概念以帮助讨论的展开。

　　有人评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的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不过这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社会一定是集权社会吗？

　　二 集权的宿命

　　哈耶克在整本书中持续的论证着西方国家热衷的福利国家建设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这里应该顺便谈谈同样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批判极权主义的讽喻小说为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不朽声誉，但是哈耶克与奥威尔在批评极权主义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奥威尔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细致入微的描述极权主义的残暴的话，哈耶克更专注于梳理并批判那些潜在的隐蔽着的在他看来会带来更大危险的观念——比如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

　　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集体主义明确了个人和最大的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则调整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与最大的经济实体——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自热而然的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样的道理，否定了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也就等于掏空了社会主义。所以由此也可以旁证目下中国到底是在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在书中论证的根本矛盾我以为是自发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与行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计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计划者与被计划者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任何经济体单位都是作为整个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被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至上而下的层层贯彻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过程中将导致事实上不依据实际需要去开展生产而是完全以下达指标去进行。

　　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当中央机构取代了为盈利而奋斗的企业家接阶层时这或许是福音也或许是灾难。于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将

　　从计划本身的好与坏演变成做出好的计划还是坏的计划，人们事实上倾向于我们能够设计出来一个接近完美的计划生产制度，一方面既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有力的前瞻另一方面又能协调当前的各种生产纠纷。

　　三 两个烂苹果？

　　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推演下去，哈耶克需要继续论证的是计划经济本身的固有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人们不可能设计出来完美的计划，并且设计出来的计划都距离完美仍有遥远的距离。但是读书至此，我首先要从哈耶克的思维中抽身出来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同样纳入考量范围。

　　几十年中国的宣传与教育陈陈相因，最可怕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盲信者或者说抹杀了很多人的质疑精神，就像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那样，宣传机器通过不断的“断言、传染、重复”直接跳过了事实判断教人进行以价值判断，比如资本主义永远是万恶的，社会主义绝对是真善美的，奉献精神是最伟大的精神，为自己牟利是可耻的精神等等。但是对于这每一个论断我们都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而这就需要从事实中而非官方宣传中找出真相。我依然自设两问：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能够让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收益？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效率更高？

　　一般来说，我倾向于承认计划经济能够给更广泛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比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我以为我们也可以推断计划经济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得分会较自由主义经济为高——事实上正是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引爆了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狂潮。但是哈耶克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然提出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的核心问题——“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他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的现象”。可以说，至少在保障这一方面，计划经济划下的底线比自由主义经济来得高。

　　另一方面，在效率的探讨上，我以为这将是一个难以有定论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拥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力，但是哈耶克显然否定了这样单纯就某一具体行业来进行效率比较的意义，甚至他似乎也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任何一个行业通过高强度的调动，计划经济都可以比自由主义经济做得好。而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集中大量资源去办的那件大事对于社会而言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民众而言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在这里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的具有比较优势。简单的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机会成本很低的投资行动，而且因为计划经济的主体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是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资源去投资，对于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而言这种投资对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是一项机会成本趋向于无穷大的可怕灾难。

　　费了这么些笔墨，我要表达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计划经济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坏——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坏的更多，如果计划经济真的会引发邪恶的后果，那么表现似乎并不在经济层面。

　　四 权力的声音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如果计划经济在经济层面的表现上并没有过多的可责性，我们的目光自然的将转向政治层面。哈耶克曾断言：“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睿智的判断，由于计划经济的组织是严格的金字塔，命令自上而下的传达，权力自然是自下而上的放大，最终权力必将高度集中于一点——不论这一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于是这极少数人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家的首脑与“人民”的表率。

　　比权力的集中更可怕的是道义的沦陷，由于计划经济必然坚持集体主义观点，为某一“更

　　为高尚”的利益作出牺牲成为一种被普遍承认宣扬和要求的观点，而这类观点又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等口号。于是，当首脑们以首脑身份发下号令宣布要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本人所有人都会无限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而受害人如果不愿做出牺牲就会站在国家社会和所有“人民”的对立面，而这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事实上，哈耶克的观点至此已经非常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戕害，并且这种戕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可怕存在。个人主义者总是坚持认为，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而集体主义者显然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那种情形下，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的优先于个人的喜好。

　　而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在道义上个体已经绝对的屈从与集体成为次要的存在，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当然的正确。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众口一词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而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民众个体将不得不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某一天自己就成为需要作出牺牲的对象，于是相应而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努力的使别人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尽量的拖延自己的受难。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高唱着的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曲调，那就是权力的声音。

　　五 幸福在哪里

　　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何其相似？

　　早在1890年，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就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其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但是抛开各路学者对于各种主义的诸多偏见与偏爱，我提出的命题是什么是人类想要的幸福？

　　无疑，财富，秩序，自由，健康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但是即便这些重要的价值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排序呢？如果一个坚持健康第一的人活在没有犯罪的国度里他一定幸福吗？又比如酷爱财富的人发现他最大的财产是自由的时候又会觉得真的开心吗？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个每个人同等富裕同等健康同等自由的乌托邦，活在里面的人是否就一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建设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要求的大同社会，不但是过去，哪怕是将来，都不会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组织形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如果罗素先生的这个判断是真命题，那么任何违背多元化谋求一致性的努力都将产生负面的效果，无数伟人“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望或许最后都将以社会积蓄的反扑而告终。如同那些远去的热烈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从没有人质疑她们伟大的道德情操以及坚韧的超人品质，然而如果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个人人都要具备伟大道德情操随时准备牺牲的社会，这个社会恐怕也终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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