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概述

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概述

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前大都经历过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二次大战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被不断强化和规范化，逐步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经济的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进入70年代，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度失灵，各国政府重新考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各项干预政策。于是，80年代发达国家相继削减政府对经济的频繁干预，进入重新重视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时期。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发达国家的政府再次调整了他们对经济生活的宏观干预政策。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新的基础上被逐步加强。同时，在不同国家之间，一方面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和协调；另一方面也在国内政策的目标以及具体措施上呈现出更多的差异。这就是说，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虽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但也更多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象50-60年代那种以凯恩斯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从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共性突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反了。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更有效的宏观经济干预方式。作为本书的概述，我们将在这一章中集中阐述那些具有共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而将各国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放到后面具体叙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演变的章节中。

第一节 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生

第二节

“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指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当局的其他经济管理机构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控的行为。它是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措施、手段、决策机构、执行组织、信息搜集和监督在内的，旨在对整个经济状况进行调节的系统。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沿着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途径发展的，一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二是宏观经济理论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认识。虽然政府在制订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往往以经验性的认识为主要依据，但是它的发展历程却显示出它越来越依赖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政府干预经济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胜利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形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冲破封建社会对商品经济束缚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主张政府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守夜人”的思想正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政府的要求。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市场经济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看不见的手”会将一切都安排好，根本用不着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直到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古典经济学一直坚持着这一思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坚持着对经济活动基本上不干预的信条。但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条。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衰退中的经济进行干预；而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又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源头。

一、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与罗斯福新政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29-33年大危机以前，一直是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否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对经济进行调整，市场机制可以纠正局部的和暂时的危机，使经济总是自动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对于经济危机，政府不必恐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经济危机总会过去。无论任何时候，政府都不必做什么。显然，古典经济学是一种消极的经济学，无为的经济学。它除去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做近乎于“完美无缺”的解释以外，没有任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只会“唱赞歌”而将其称为“庸俗经济学”。当古典经济学家告戒政府，经济危机没有必然性，它只是偶然出现在经济的局部或某些时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向全世界宣布，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将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也终将因危机的不断爆发而走向灭亡。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虽然一次次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总能在一定时期内恢复。尽管这种恢复往往十分痛苦，其期限也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说暂时性和局部性危机相去甚远，但政府还没有被逼到非采取措施不可的程度。

以1929年10月21日的“黑色星期一”（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为标志，资本主义各国相继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后到1933年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各国的存货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大幅度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曾一度达到了25%）。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自行调节到充分就业状态的信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政府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经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崩溃。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生产，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的干预经济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罗斯福新政”。“新政”从1933年3月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旨在整顿经济秩序，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另一类是为了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就业的措施。

在大危机期间，整个经济秩序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金融秩序的混乱又首当其冲。由于大危机期间整个金融系统几乎被破坏殆尽，为了恢复金融秩序，新政在对旧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整顿的同时对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在国内流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在加强对大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由复兴金融公司在必要时予以贷款支持；新政对金融体制的整顿和改革使得金融秩序得以恢复，金融体制的良好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打下了基础。新政在整顿和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竞争秩序进行了整顿。颁布了“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和“公平竞争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和行业中的协调机构，用以保证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协调政府与企业以及劳资双方的关系。在对经济秩序的整顿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对美国后来以联邦储备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货币政策及其执行程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新政中已经包含了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

罗斯福新政对现代财政政策的重大影响是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的一系列措施。如果说罗斯福新政中的货币政策还与对金融业的整顿和监管措施混在一起，从而只是现代货币政策雏形的话，其财政政策则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作现代财政政策开端了。新政中旨在提高有效需求的措施主要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这些政策后来被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对战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凯恩斯主义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

对战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凯恩斯主义被普遍接受。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几乎在任何国家的近代史中都不乏先例，但是凯恩斯主义将这种干预理论化了，这就使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活动被系统化和规范化了，并作为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职能固定在国民经济中。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含义不是政府偶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而是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日常性干预。这种更具理性的干预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自动保证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现实经济中，就业不是实际工资的的函数，劳动的供给量要受到名义工资假象的蒙蔽。一方面，名义工资存在着刚性，一旦名义工资确定，即使经济出现衰退，工资也不会下降，这样，在经济衰退时就会出现失业上升的现象，这就否定了古典理论关于工资有充分灵活性从而就业总会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的观点；另一方面，工人提供劳动的多寡会受到货币假象的蒙蔽，从而在货币工资上升时，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使经济扩张。这意味着当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时候，总需求会增加，导致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引起名义工资上升和就业增加。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理论的“两分法”，“人们不会受货币假象蒙蔽”的观点被凯恩斯否定了。他提出，当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时候可以增加总需求促进就业的提高。凯恩斯指出，总需求由总消费，总投资和政府支出三大部分构成。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收入会逐步提高，但人们的消费却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以递减的速度上升。这就是说，在经济正常的扩张时期，会出现总消费不足的现象。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将总投资看作是利息率函数的观点，认为利息率是预期利润的函数，随着经济的扩张，资本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因此资本的预期利润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这将导投资需求不足。鉴于这样的认识，凯恩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将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衰退。同时，他也论证了纠正市场经济出现这种偏差的方法，就是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就为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牢牢的盯在充分就业上。而且主要是针对经济衰退的。其手段主要是两个，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降低税收来有效地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使总需求增加。由于凯恩斯的这些基本观点，国家财政的职能不再仅限于为政府各项开支和建立公共设施提供资金的范围，它扩大到了为整个经济服务的范围。国家财政的新的立足点，使得传统的理财方式受到了挑战，凯恩斯提出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赤字财政的主张。在经济衰退时，税收会因人们收入的下降而下降。在这种时候，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和减少税收，就会引起财政赤字。这就冲击了传统的“节俭”观念和“量入为出”以及“平衡预算”的理财思想。赤字财政必然会引起政府债务的增加，凯恩斯认为借债是经济衰退时的权宜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将出现财政赢余。因此在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创立的初期，长期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提出财政政策的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货币政策主张。对货币总量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并针对经济的景气情况适当的调节货币供给量，以帮助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应成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但是初期的货币政策主张，还是将协助刺激经济，消除失业作为其主要目标。中央银行在二次大战前，其主要经济职能还没有转到对国民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轨道上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的理论，对中央银行职能的重新认识和相应的改革已经提到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议时日程上来。

在凯恩斯的《通论》中，收入分配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战后英国的剑桥学派所说，凯恩斯有关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的论述，只是治理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真正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还在于消除分配的不公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因此，凯恩斯对收入分配的论述为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在理论上为宏观经济政策奠定基础的还有瑞典的米尔达尔和波兰的卡莱茨基。在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对“凯恩斯革命”的定义中，将这三位经济学家并列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

凯恩斯的理论已经为系统的制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理论上解决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扩张，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新的补充，宏观经济政策也随之不断发展，到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三、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原因中，不能忽视战前曾取得辉煌经济业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战后法国经济计划，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战后初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留下的深刻影响。尽管到目前为止计划经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放弃，当我们回顾市场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时却决不能忽视它曾经存在过，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计划经济之所以会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影响主要基于两个历史事实。一是前苏联没有受到1929-1933年世界性大危机的冲击；二是前苏联在与纳粹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计划经济不会自动产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在30年代就已经是不诤的事实。前苏联在经济上的业绩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保持着重大的影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左派”在内，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批判，他们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的主张。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针对分配不公的批评和改革分配制度的主张。这些主张对战后福利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在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给前苏联带来了空前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前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工业强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工业的战争，要靠重工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前苏联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期里就将20年代初尚是一片废墟的经济建成了可以与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的工业化强国。在德军围困莫斯科的最艰苦的时期，苏联工业仍能够迅速装备若干装甲师，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在前苏联取得的卫国战争胜利的背后，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经济成了这场战争胜利的物质保障。这使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认真考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行计划的可能性，也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计划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力发展国民经济的优点，对这些国家战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政策的制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鼎盛时期

二次大战前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战后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实践的典范，凯恩斯的《通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次大战以后，经过较短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了“混合经济”时期。也就是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从此与资本主义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国家偶然对经济的干预不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一整套相关措施和执行机构，对经济实行旨在达到即定经济目标的经常性地干预和调节。5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时期。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鼎盛时期。

一、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及其业绩

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凯恩斯革命”在政策目标上主要是针对经济衰退的。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最初的理解也主要限于“衰退的经济学”。因此充分就业是战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强调的目标。失业率与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密切的负相关的关系。当实际GDP的增长率上升时，失业率将随之下降。这一现象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en）做了系统的论证，被称为奥肯定律（Oken’s law）。实际GDP标志着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体现着宏观经济的总体水平，它同失业率一样是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与此相应，“稳定的经济增长”就成为战后西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第二个重要目标。随着50-60年代西方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常应用，通货膨胀时有发生。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得资本主义的政府很快就将它列入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中。“保持物价稳定”成了政府追求的第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国际收支”所反映的情况，于是“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平衡”就成了第四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追求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所谓健康主要表现为“稳定的经济增长”、“ 低失业率”、“ 低通货膨胀”和“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反映这四方面的状况，和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常用实际GDP指数、失业率（UNR）、消费物价指数（PCP）和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差额（CB）来表示上述目标。这一经济政策制订的目标框架是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形成的，8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指标仍然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主要成分。在50-60年代中，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都确定了上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在这些总的目标下，通常还要包括一些关于收入分配、区域发展、扶植农业和出口等等方面的一些政策目标。用以达到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也逐步形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格局。

美国早在1946年就通过了《就业法案》，规定政府应“以一切可行的手段，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和“生产力与购买力”的提高。英国在在1956年也发表了《充分就业的经济意义》的白皮书，将充分就业规定为政府的基本经济目标。50年代初，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主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作为二次大战期间唯一避免了战争破坏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战后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和日本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资本主义世界恢复经济；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以及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谋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随着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各国相继恢复了本国的经济，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和英国一开始就是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下开始其高速经济增长的，而法国则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计划引入其国民经济，并推行了国有化的政策。二次大战的战败国日本、西德和意大利在1945年到5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并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步入其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这些国家在50年代的迅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积极干预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当60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由于成功的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成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理论。这个时期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重点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就业，压平经济周期。

50-60年代资本主义在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下，取得了空前高速经济增长的业绩。发达国家的实际GDP平均以每年5.1%的速度增长。其中，美国为4.4%，加拿大为5.6%，法国为5.5%，意大利为5.5%，英国为2.9%，日本为10.3%，西德为4.3%。资本主义国家在6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还表现在其经济内容的质量方面。战后，汽车、飞机制造业、造船、石油化工、朔料、电子等行业发展迅速，其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都是战前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战后冷战中的军事竞争，使得西方政府拨付巨款支持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高科技研究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军事订货自行当大的程度上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此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战后较为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开始起着调节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作用。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财政政策与福利政策

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西方政府，特别是英美政府，对财政政策情有独衷。这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便于实施（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战后，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既将它看作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从而使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又将它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特别是瑞典、德国等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结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福利。在英国，工党执政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英国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认识。新剑桥认为，需求管理不是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改革分配制度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措施。显然，英国福利政策与新剑桥学派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美英等国家是从干预经济的短期效果角度重视财政政策的，在这些国家兴起的宏观经济学将需求管理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重视短期的总需求调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或减少税收以及政府开支来调节经济。美国在1963年肯尼迪政府时期提供了一个需求管理的典范。肯尼迪政府在1961-1963年期间，不断扩大政府支出，并实行减税，以刺激总需求，使经济加快增长的速度。肯尼迪的成功，使得此后到7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期内，西方政府对财政政策在短期内的作用深信不疑。在其他国家，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时候，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来刺激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中的常识。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向还是扩张性的，紧缩性政策相对很少。由于这个时期，凯恩斯主义刚刚兴起，政府的财政赤字还没有象70年代那样严重，通货膨胀也还没有严重得足以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发生怀疑，因此这个时期财政政策的扩张性特征主要是针对经济衰退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对于财政赤字，多数西方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因为这个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财政赤字除去有一些微小的挤出效应以外，基本是无害的。对于不断积累的公共债务，也被认为是一种基本无害的再分配游戏。

社会福利政策在这个时期却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在欧美发达国家，执政的大多数是受到一定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主党”、“工党”等主张社会改革应朝着更公平方向进行的政党，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对稳定经济，从而稳定社会的重要意义。因此，在6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基本上都重视财政政策中，属于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不断提高。如美国1965年中后期约翰逊实行的“大社会计划”（即社会福利计划）；法国和英国在60年代随国有化浪潮的政府的福利支出的迅速扩大，以至于靠政府支付收入的就业者占了就业总量的近1/3；瑞典就更典型，其福利政策可以追朔到20世纪初。到60年代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实惠保障体系。

福利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定最低工资法，实行收入贫困线的补助政策，对贫困人口的补贴，养老金计划，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对遗产和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率的税收措施等等。福利政策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收入分配起长期调节的作用，能够较长时期使因收入差距过大而产生的总需求不足得到改善；二是在短期也可以起调节总需求的作用，如短期增减某项福利开支等措施。福利政策的执行使得西方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在50-60年代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从而对稳定其经济发展的环境，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中央银行制度与货币政策

国家银行和国有银行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很早，可以追朔到上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但是，国家银行和国有银行与现代的中央银行不同，中央银行的基本任务是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角度来调节和管理国家的金融活动，而国家银行基本上是从政府的角度来执行其职能的，在其建立之初往往主要是为政府财政服务的，是隶属于政府的。在西方国家，通常认为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公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区别就显得格外重要。站在整体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中央银行制度是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思想基础上建立的。例如，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于1913年，但是，美国经济学界公认其开始起现代中央银行的作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然，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国家银行从来没有站在整个经济的角度干预过经济，而是说他们建立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国家银行的基本目的是为政府筹资服务，而中央银行的基本目的却是为整个经济的调整服务并监管全国的金融活动。

有意识地，经常性地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是50-60年代逐步固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的。在这个时期，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在各国间稍有不同，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货币政策基本上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卖二级市场的政府债券、调整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比率来实现的。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执行手段，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在日本，一方面，日本的中央银行一直缺乏独立性，从而直到1997年新的银行法公布之前，多是在大藏省的直接干预下执行货币政策的；另一方面，日本大藏省属下的“资金运用部”以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的方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法国在1986年以前，其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也缺乏独立性，并基本以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的方式来实行其货币政策。在这个时期，意大利中央银行也将直接控制信贷规模作为其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货币政策的方向主要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直到60年代末以前，货币政策还主要是隶属于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以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扩张。在通货膨胀率较高时则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减少投资以减少总需求。这个时期的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多是以利息率为主。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与其最终目标是很难分开的，在他们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的时候，其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都是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量。而在这些国家，利息率通常也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因此，法定利息率本身既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是货币政策的手段。6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大幅度上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开始加强。出现了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并辅以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情况。

总之，到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制度，货币政策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内容。

在50-6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在飞利浦斯曲线的认识基础上制定的。飞利浦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由英国经济学家飞利普斯于50年代末创立的。根据费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可能同时发生，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不同组合之间进行选择。高失业率总是伴以低通货膨胀率，而高通货膨胀率又总是伴以低失业率。既然不会发生70年代那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涨的“滞涨”状态，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就不必考虑同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这种相反方向政策的结合。在60年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采取的方向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四、其他宏观经济政策

在50-6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成功关系密切。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强调的两大政策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政府也不是仅仅用这两种政策来调节经济活动。只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的意义上这两大政策才是主要的。科技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支持性的农业政策，以及发展教育等等方面的政策都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般地说，政府主要的干预经济的手段一直就是通过立法。但是，这个手段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当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国家通过立法来维持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私有权，贯彻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职能。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立法同样被作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手段，并被用来建立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框架。例如各国普遍用立法形式规定中央银行对经济的调节职能，并通过立法来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等。立法往往也被用作临时性干预经济的手段，如通过立法批准建立大型公共设施，开发落后地区等等。60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政府通过减税法案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也是一个典型的利用立法来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例子。

美国和英国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立法手段来干预经济。但是，在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干预手段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却更加丰富多彩。法国在这个时期却更多的利用“经济计划”的形式来干预经济，并辅以国有化的政策；在意大利，国有化和指导性经济计划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直接对经济的行政性干预在意大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预方式。在日本，产业政策在50-60年代就开始起重要的作用，其实现的方式虽然离不开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措施，但其目的却与美、英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相径庭。在前西德，50-60年代就已经注意长期性的干预措施，并十分注意政策的连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80年代以后普遍实行的供给派政策，因为供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长期的问题。或者说，旨在长期起作用的政策必然会影响到供给方面。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这些非传统的干预政策，为其在后来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本国特色奠定了基础，也使得这些国家在后来的发展中获益匪浅。

随着50-6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因此调整对外经济关系就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尚维持着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刺激对外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关税政策，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和以贸易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策等。一般地说，发达国家虽然基本上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但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贸易自由主义，往往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时期，多数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刺激出口，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有些国家还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总的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在50年代和60年代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个时期，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通常不是通过调节汇率来纠正的，在对外政策中，汇率也基本上不是调节的对象。但是，到60年代末，美国由于连年贸易逆差，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用黄金和其他国家的硬通货买进美元以稳定美元的汇率。虽然这个时期汇率本身不是调节的对象，但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就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通过买卖本国的货币来稳定汇率。尤其是60年代末，这种经常性的外汇干预，已经成了一些国家的沉重负担，并严重地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也严重抑制了其货币政策的效果。

第三节 滞涨的困境与宏观经济政策转型

70年代，西方经济开始进入了严重的滞涨阶段，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严重的挑战，60年代被几乎公认的非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不再存在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方面寻求新的政策调节途径和方式；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凯恩斯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滞胀”的原因。政策出了问题，批评铺天盖地，从左派到自由主义者，从主张社会改革到主张完全自由化。到7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逐渐显露头角，他们开始受到官方和经济学界的注意。到了70年代末，一方面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所有新尝试都失败了，从而使政府和公众彻底丧失了对凯恩斯主义的信心；另一方面，新古典的理论影响不断扩大，并最终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接受。于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转型。发达国家在80年代先后走上了自由化的道路，从而实行的是新古典学派或与其相近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各个发达国家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种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但是，整个80年代，在自由主义大原则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经济繁荣，仅仅是帮助他们从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摆脱出来。经济增长率一直较低，“滞涨”中的“滞”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在美、英等国兴起，政府再次加强对经济的宏观干预。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更强调长期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了微观经济行为，从而从供给方面对经济进行更具有长期意义的调节，长期性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带有经济计划的色彩。因此，在90年代末我们在目睹了“计划经济”消亡过程的同时，也看到“经济计划”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一、70年代的“滞涨”与新古典学派的兴起

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了70年代，各国都先后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其解释为“成本推起的通货膨胀”，即将通货膨胀归因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和工会提高工资。但是，他们面对严重的“滞涨”局面，所能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混乱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混乱，在更加频繁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的同时，西方各国政府程度不同地采取了“收入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对收入的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最典型的措施是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采取的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其结果是完全失败，通货膨胀不但没有控制住，而且在解除冻结以后，物价上涨得更厉害。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十分类似，只是英国的工党政府反应更加迟钝一些。在意大利，政府使用“指数化工资”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在法国，对付通货膨胀的手段中行政性措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的政策虽然有所不同，其共同的特点是在传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不明现或基本失效时就转而加强行政性的手段。但是，其效果很差。在传统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本对付不了“滞涨”的局面。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政策措施。

早在60年代就颇有影响的货币学派最先站出来反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他们认为，“滞涨”的基本原因是政府频繁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所致。实际上，财政政策基本上是不会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起作用的，它只对经济的名义变量起作用，所以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自发的运行机制，导致市场信息扭曲。加上政府频繁交替使用紧缩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他们主张政府基本上放弃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发地起作用，中央银行只要将货币供给量控制在与实际经济增长率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通货膨胀就会被控制住，而经济增长率将会在市场机制自动作用下达到一个自然的增长率，失业率也会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

货币学派对宏观经济政策失效机制的论证，导致了理性预期学派的产生和发展。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是，人们在预期上不会范系统性错误，当人们正确地预期到政策的结果时，政策就会失效。只有预期不到的政策才会起作用，而政府是不能长期蒙蔽公众的，人们会很快熟悉新政策，并对自己的预期做出调整。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即使在短期内起作用，其效果也不可靠，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要比政府政策可靠得多。理性预期的命题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宏观经济学也因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学家不能不在政策的效果中考虑人们的预期问题。可以说，理性预期学派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除了主张放弃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理性预期学派并没有体提出政策上的建设性意见，只是它使得政府更加重视市场机制自发的调节作用，避免那些可能破坏市场机制的干预性措施。

在美国，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学派是供给学派，这个学派提出的理论并不像理性预期学派那样艰深难懂。但是，其对宏观经济学的深远影响却丝毫不亚于理性预期学派。同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简单明了，对处于困境中的西方政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滞涨”的，他们基本政策是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这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是荒唐的，因为，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减税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它将会提高总需求，使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是对“滞涨”的雪上加霜，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此外，由于当时美国政府连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减税必然会带来更严重的财政问题。因此，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了税率变动与税收总额变动关系的著名曲线——拉弗曲线。拉弗曲线解释说，存在着一个最佳的税率，税率过低和税率过高都会使税收减少，美国当时的税率处于过高的水平，因此，按照供给学派的政策减税，不但可以医治持续以久的“滞涨”而且也可以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供给学派的政策很快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而且在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供给学派也反对频繁地采取需求调节的政策，主张充分重视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但是，供给学派并不像上述两个学派一味地反对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提出了政府应该从供给方面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命题。供给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从长期调节来考虑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这为后来各国普遍实行的长期性的税收调整计划和其他旨在长期对经济起作用的经济计划，在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上述三个学派被西方经济学界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作用，反对频繁使用需求管理政策来干预经济。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及其思路受到了西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普遍在发达国家实行。

二、8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型

进入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先后开始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政策的基本方向已经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向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转变。50-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治理衰退和刺激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70年代则是将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作为调节的对象，但是，由于政策手段单一，不得不频繁采取相反的政策措施。80年代，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通货膨胀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对待，经济衰退则相对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一直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

1．财政政策的转型

进入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先后改变了财政政策的传统做法，开始将消除财政赤字，巩固财政作为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严重的财政赤字导致了巨额的公共债务，而公债的逐年扩大一方面导致财政负担扩大，税收的潜在负担日益沉重；另一方面，赤字的逐年扩大，或者意味着投资将越来越多的被挤掉，或者意味着国际收支将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80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内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从而对汇率的重大影响。到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国家在考虑财政政策的同时，都将消除赤字，稳定国际收支作为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在80年代，减税也成为西方政府财政政策变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美国，里根政府实行了减税计划，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也在调整其税收结构，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减税的财政政策甚至被认为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条件之一。在70年代以前，减税被看作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短期措施，但是，在80年代，减税被看作是一种长期性的措施，它在长期的作用是刺激人们的投资以及工作的积极性，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刺激经济增长。税收结构也开始受到政策制定者们的普遍重视，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可以对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税收负担分配以及进出口的产品结构等实行调整。在财政支出方面，多数国家试图削减财政支出，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福利开支还是在80年代被大规模的削减。例如，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在80年代初就大规模地削减了福利开支，同时还设法增加企业利润，提高折旧率，以便刺激经济增长。

总之，80年代的财政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短期调节向长期调节转化；其次是普遍实行巩固性财政政策；第三是实行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旨在刺激供给方面的措施，并开始注意税收政策对其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作用。

2．货币政策的转型

80年代初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通货膨胀作为头号敌人，开始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转型。在凯恩斯主义盛行得60年代，货币政策还被作为控制总需求的一个主要手段，从而主要用来刺激总需求，降低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了8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被当作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了。根据货币学派的理论，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给量增长太快。而纯粹的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量是基本上不起作用的，因此，只有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在80年代初，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货币学派的主张，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控制利息率转移到控制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转变是80年代货币政策最引人注意的变化之一，与其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对所控制的货币定义的变化，各发达国家相继从80年代初控制M1逐步转向对M2、M3以及更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目标货币定义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随着西方的金融创新的发展，短期金融资产与主要用于媒介交换的货币M1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分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货币当局稳定货币供给量从而稳定物价水平的基本政策目标。传统的对利息率的控制往往不得不使货币供给量经常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根据货币学派的理论，当货币供给量变动的时候，物价水平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他们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滞比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滞要短得多，在货币供给量频繁变动的时候，就只会引起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以稳定物价为基本目的的货币政策就只能将货币供给量作为中间目标。在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然较差，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需要一定的行政性手段来支撑。意大利中央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一些信贷规模控制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

80年代货币政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其制定时更多地考虑到了国内利息率调整对汇率的影响。由于1973年以后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大量国际游资在国际间流动，当发达国家之间发生较大的利息率差额时，资金的国际流动就会导致汇率的相应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当局，开始将调整利息率当作调整国际收支，特别是调整汇率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样，货币政策当局就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的同时，还要考虑其汇率的稳定。在80年代，这两个问题通常是矛盾的，当为了稳定国内物价，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时候，一般是要减少货币供给量，这时利息率通常会提高，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大量流入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冲击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利于维持原来的汇率，特别是对那些采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除非放弃原来的汇率使本国货币升值。而这样一来，又会打击本国的出口，同时刺激本国的进口，导致经常项目的逆差（但总的国际收支会因资本项目的大量顺差而有赢余）。例如，美国虽然不是盯住汇率制度，其在1982年也因为，国内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和巨额公债导致国内利息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国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美元升值，使得美国在资本项目大量赢余的情况下，出现了经常项目的赤字。这也是国内财政政策对货币变量产生影响，从而对汇率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

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在60年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方向上通常是一致的，当财政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的时候，货币政策通常也是扩张性的，反之也是如此。到了70年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保持着一致性，却在时间上出现了较大的错位。特别是在政策转向的时候，经常出现前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一段不长时期的时滞之后，紧跟一个相反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情况主要还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政策转向过于频繁所至。到了80年代，有意识地分别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例如，美国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是紧缩性的，其目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却实行了相反的政策组合，即财政政策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是扩张性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政策组合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都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又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80年代开始有了较大的进步。

4．结构性政策和其他政策

70年代由凯恩斯主义者针对成本推起的通货膨胀采取的“收入政策”到80年代被彻底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所谓“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包括：导致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私有化政策，导致微观行为变化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税收结构政策，以及针对产业结构变化而采取的各种财政补贴，减免税，优惠贷款等政策。

在80年代，结构性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私有化。多数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刺激私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都先后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大量国营企业被出售，甚至一些通常被认为由私人经营必然会产生自然垄断的行业也被私有化了。除去法国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私有化之外，其他发达国家都在8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私有化的广泛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整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私有化也没有使得他们重新回到，60年代那种高速经济发展的状态。

产业政策在80年代也格外引人注目，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是日本。日本走60年代就已经尝到了产业政策的甜头，70年代，日本相对受到“滞涨”打击的程度较小，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执行其了很大的作用。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较大，在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也普遍受到了重视。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产业政策是从80年代开始的，此后一直给予充分的地位。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扶植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加速产业结构的更新。同时，有些国家也有意识地扶植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增加结业，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产业政策并没有独立的政策手段，它的实行主要靠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和与其相配合的税收结构调整，优惠的税收、信贷条款以及相应的法律、管理条例等等的实施。

在80年代，各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方面的国家投入，制定了发展高科技的政策以及性关措施。这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80年代，一些旨在改善经济环境的政策也受到了重视，在80年代末，许多国家都将治理环境污染作为政府发展经济时需要特别给予重视的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法律，采取了税收上，补贴上的一些措施。其他一些政策，如交通政策，能源政策等等的目标通常总是与其总的经济政策目标相配合的，其执行的手段也依然离不开财政政策所用的税收，补贴，以及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的颁布等等。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

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是，经济增长仍然普遍达不到60年代的水平。而且失业严重，经济走走停停。这使得人们对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产生了疑问。同时，在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部分理论和方法，加以发展，并在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90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和英国，其他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完全被看作是新凯恩斯主义，但其政策方向与新凯恩斯主义基本一致。

1．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80年代，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其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如：Q·A·阿克罗夫、J·耶伦、G·曼奎、B·伯纳克等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但是，却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可以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机制，如，提出了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政策在长期的效果。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既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合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又在吸取80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实际上，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即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80年代，也是如此。进入90年代，总的方向仍然是自由化，但是，政府的作用却比80年代大大加强了。加强政府干预并不是简单的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而是政府干预政策的质量大大提高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更加注重长期调节措施与短期调节的关系问题，损害长期利益的短期措施被从根本上放弃。而市场经济最长期的利益就是维护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高度灵活。因此，干预质量的提高就主要表现在充分发挥市场自发机制的结构性政策上。私有化并不是一味地扩大，自由化和非管理化也不是完全放弃政府的监管。尽管在自由化和加强政府监管之间仍然有许多问题，但是，坚持自由化的同时，加强了政府干预就表明，发达国家实际上是在寻求市场自发机制与政府干预政策的最佳结合方式。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2．90年代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90年代，巩固性财政政策在各发达国家盛行。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消除财政赤字，减少公共债务，改善经济增长的条件。多数发达国家还实行了长期的减税计划，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刺激了投资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代表，从1992年以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增长率还没有达到60年代的水平，但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大大增强，生产率也不断提高，经济停滞的状态正在得到纠正。财政政策比80年代更具有长期性，而且，在9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普遍较低，失业率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恢复经济增长。

在90年代，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基本上仍然以稳定物价为其基本目标，甚至将这个目标法律化。但是，由于新凯恩斯主义论证说，短期需求调节仍然是必要的，而且美国的一些旨在提高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已经收效，因此，降低利息率，有限度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仍然不时被用来进行短期的需求调节，刺激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的财政政策中，一些减税措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对总需求的调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结构性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等的一些措施。而货币政策中经常使用的对利息率的调整，也不仅仅是为了对国内投资，物价水平以及国内需求的调节。利息率经常被用来调节汇率，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时甚至是单纯为了这些外部均衡目标进行的调节。

在货币政策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较明显地政策手段方面的分工。如，公开市场业务主要用来对货币供给量进行短期调整；贴现率，从而基础利率则主要用来调整汇率和国际收支。在一些条件下，这些手段也用来进行国内目标调整，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目标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要同时考虑外部和内部的影响，纯粹的考虑内部或外部目标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已经被放弃了。这是因为，各发达国家的开放性比80年代大大增强了，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9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不断爆发，使得防止金融危机的冲击，在90年代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一个新任务。

3．90年代的政策组合与经济计划

9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性大大增强了，甚至使得按传统政策分类来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总的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水平，增强市场竞争性和有效性，刺激长期持续地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刺激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在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通常更加注意不同政策措施的整体配合。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政策，产业政策，科技和环境政策，以及区域性发展政策等等正在形成更具整体性的政策组合。各种带有长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以及分步骤的经济计划越来越盛行。

4．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90年代，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正在加强。尽管在政策协调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当面对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危机的时候，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仍然能够进行。一般地说，这种政策协调主要在货币政策上，而且主要停留在短期的利息率调节和采取共同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一些措施上。对于区域性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合作正在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欧盟，其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已经扩大到了几乎所有政策领域。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国家政策协调的加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区域一体化的加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二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更加频繁。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使得国际间的各种经济联系大大加强。特别是货币市场，由于计算机和网络化的发展，使得国际间的在资本流动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而当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造成了大量的金融投机的机会，使得国际投机资本迅速扩张，从而造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强。只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帮助各国有效地防止来自境外的金融冲击。保证国内正常经济环境。

四、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趋势

宏观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曾经被过渡应用，以至造成了对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严重破坏；它也经历过被过渡削弱，以至使得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犹疑不决，造成经济长期限于走走停停的状态；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曾经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曾成功地使发达国家摆脱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90年代也帮助一些国家恢复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经济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自战后以来一直是经济发展中一个关键的因素。

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不是简单地循着不断加强的路线发展的，而是沿着：初步发展，过度应用，削弱，提高政策质量，丰富政策内容的螺旋形道路发展的。经济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要求对经济干预的深度也不断提高。从战后到20世纪结束的半个多世纪里，首先出现的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对短期经济周期进行调节，这就是需求管理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短期经济周期是在既定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因此，需求管理政策对轧平短期经济波动就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到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形成的产业结构已经老化，短期刺激需求的政策主要刺激对老产业产品的需求，起着保护老的产业的作用。而旧的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已经很高，其进一步扩大就业的作用已经很小，需求增加并不足以支持这些老产业，特别是支柱产业的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就业。这时，需求管理的政策就失效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由于需求变化引起的短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也存在着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引起的长期的经济波动。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时期，有效需求的恢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完成的，这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到，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从经济危机到经济复苏结束，再次经济繁荣开始的一段时期。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通常产业结构引起的经济周期，在政府不干预情况下通常长达50——6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包括上升期和长期萧条期各25——30年）。因为新的产业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要与老产业进行竞争，包括资金、市场、资源等等的竞争。而在新产业形成的初期，它在消费习惯，价格，技术，相关产业的支持等方面都处于竞争的劣势，因此，产业结构的自然转换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的时候，整个经济就会处于走走停停的长期萧条阶段。而当新的产业结构形成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开始加速度发展，这时就进入长期的上升阶段，其中也有一些因短期需求不足引起的衰退，但经过较短期的自然恢复会自动纠正，如果政府进行短期需求干预，将会使得整个上升期内的需求波动减小。一般情况下，在上升期结束的几年内，需求不足特别严重，政府不干预，人们根本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即使政府进行需求干预，也只能暂时使经济好转，但随后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因为这时的衰退和经济危机是产业结构老化所至。供给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从供给方面来调节经济，其中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将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化。例如，日本、前西德在70年代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有对产业结构转化起作用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多带有长期性。供给学派在美国的减税主张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转化有重要作用，对于老产业，减税在一定程度上会起着延缓其衰亡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老化的性质。但是对新产业，减税将帮助它渡过创立初期的困难，只要新产业初步形成，政府的扶植就变得多余了。因为其内在的生命力将推动其迅速增长，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新的产业结构。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中，起着支持产业就够转换的内容十分丰富。而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萧条，资本主义基本上调整好了它的产业结构。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将开始下一轮上升时期。其宏观经济政策的质量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性政策，和其他长期性政策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选择新产业实际上不是政府的事，只有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才有可能由政府负责新产业的选择，如战后的日本。在美国，新产业不是政府选择的，它是在较宽松的环境中由市场选择，由政府加以支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为选择新产业的错误，避免产业结构由于人为干预出现的重大错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将会持续到它老化为止，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退出的产业中打转的政府，或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政府都有可能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在今后长达50——60年的时期内处于落后的状态。

在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其货币政策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显得重要。人们认识到，一旦货币政策失当，就可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失去稳定的环境，扭曲市场自发机制的各种信号；在80年代中期以后，货币政策的失当还可能引起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和汇率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进入90年代，货币政策甚至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和国际投机资本可能的冲击。之所以货币政策显得日益重要，主要是因为1973年以后，货币被彻底虚拟化了。当代的货币不再有金平价，它失去了自然的价值基础，货币的购买力完全靠中央银行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对货币量的控制。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金融创新使得其金融资产迅速扩大，这造成了对货币量控制的困难。必须将短期金融资产一并纳入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才能保持实际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也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不断扩大所控制的货币定义的一个基本原因。进入90年代，货币政策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这是因为，货币就其本质来说，它体现着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价值关系，而价值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当货币失去了其自然价值基础的时候，它作为价值独立表现形式的这种社会职能就必然要通过社会化的人为的控制来实现，这就是中央银行制度。这样，在国内，市场经济就不再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为的社会化控制已经成了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在国际经济社会中，货币同样是虚拟化了的，同样需要高度社会化的控制。在尚未出现，有效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时候，这种货币的社会职能就只能由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货币当局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来维持。

此外，当代西方发达经济正在迅速的经历着经济虚拟化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和与此相关的经济活动迅速膨胀；二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得其资本化的虚拟资产的评价中加入了更多地不确定性因素，使得资本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是当代虚拟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前者与后者的结合产生了经济中更大的不稳定性，经济的虚拟化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又集中在资本市场上，因此，稳定资本市场正在成为货币政策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目标。

整个世界经济将朝着更加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经济政策也将朝着不断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其基本目标是寻求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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