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发布时间：2016-10-14 22:22:4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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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最近30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伸,文化研究热潮滚滚、硕果累累。西方文化的引介,中国文化的史的开掘和论的创新,乃至当代文化的价值建构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严格的学术创新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诸多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断代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断代文化史的研究,因为历史偏见和研究难度的制约,导致这个领域的空白,需要有志之士有识之人来填补。陈高华等学者的新著《元代文化史》,以元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其间各种思想文化现象作了细致的梳理。全书逻辑严密,文字晓畅,多有创见,是元代文化研究的优秀著作,也是中国文化研究在断代史方面的拓展和深化。作为中国文化研究者,我们细读该书,觉得它有如下优长之处:

　　一、填补断代文化史研究的空白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统中国的朝代。虽然只有短短162年,但蒙族统治者所特有的民族习性及文化背景,使元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活表现出极强的独特性,理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由于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偏见的影响,以及清理元代特殊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难度甚大,故而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元代文化史问世。

　　在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等人的《中华文化史》等通史类著述中,对元代思想文化的介绍大多较为简略。柳著皇皇数十万言,竟然没有一章一节是专门谈元代的! 作者在讲到元代部分时,往往是与其他朝代合谈,并仅以寥寥数笔带过。冯著倒是专辟一节谈元代文化,并有积极的评价,但却是将元代与其他三个朝代合并而谈,相对于该书对其他朝代文化的阐述,明显薄弱很多。《元代文化史》则是系统深入地对元代文化进行专门研讨,可说是对柳著和冯著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在断代文化史研究方面,尽管数量上不如中国文化通史多,但也有相当成果。例如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的《汉唐文化史》,以及其他一些属于专门史性质的文化史著作,诸如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等,但就是没有一本元代文化史! 可见,陈高华先生等人的《元代文化史》的问世,弥补了中国文化史断代研究的空白,其开拓建树之功,令人感佩。

　　二、多维广阔的文化视野

　　陈著的另一显著特征和优长之处,是其多维广阔的文化视野,具体表现为多民族的文化观和多角度的文化内容阐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这就要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具备多民族的文化观,才能如实评判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从主观的层面看,很少有学者会认为中华文化史即是汉族文化史,但在客观的研究实践中,能把多民族文化观自觉落实于学术研究中的却并不多见。其实,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也是文化研究日益完善与成熟的表现。《元代文化史》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鲜明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元代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成果。在作者深入浅出的评介中,我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以四等人制为代表的民族歧视政策是元代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控制权,但汉族文化仍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存在着。政治权力的所有者与高级文化的所有者在历史上第一次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这就客观上注定了两个阶层(亦即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需要。在《元代文化史》一书中,作者将两者之间的张力蕴含于生动的史实描述中,如忽必烈为统治中原而推行汉法、全真教为获庇护将蒙古人敬天的原始习尚与自家学说融会贯通、南人为表达民族之殇而创作南宋遗民文学、蒙古汗廷为训练熟谙对方语言文化的蒙汉菁英而创办燕京国学&&在宽广的多民族文化观下,作者通过详实的叙述、深入的分析向我们展现了多民族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历史轨迹。

　　在对元代文化内容的研究中,陈著不仅介绍了元代各时期的哲学、史学、文学,还对地理学、艺术、宗教等门类以及语言文字、出版书籍等文化载体作了深入的探讨。进而,为了更好地说明元代各种文化现象,作者将百余年的元代历史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先以一整章的篇幅对当时的政治状况进行介绍,然后再叙述该阶段的文化发展情况,并将统治阶级意志与诸文化现象的兴衰有机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及变迁都与其所根植的社会土壤紧密相联。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所左右的。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力不但丝毫未减,还因统治异族所需要的巨大控制力而无处不在。因此,对元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强调,不仅反映了作者周密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折射出一份深邃的历史智慧。在多角度的研究路径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元代文化史》既不是元杂剧、藏传佛教等文化产品的简单陈列,也不是文人墨客、散曲名家等文化主体的随意拼凑。作者通过对元代文化的生成机制、内在特质及发展趋势的考察,实现了文化历史整体性的再现。

　　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

　　多年来,文化研究存在的显著问题是:研究论的,显得空疏;研究史的,流于繁琐。特别是研究文化史的,往往容易停留于材料的罗列,而缺乏思想的灵魂支撑。陈著不是这样。陈著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理论自觉意识,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史观,并能够将其贯穿于全书的撰写之中。作者宣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应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主要包括哲学、史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就是说,主要指精神财富而言。我们研讨的元代文化,就是这个时代各族人民创造的种种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语言文字和书籍出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应是文化史研讨时不可缺少的内容。至于物质财富,大多与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应是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范围。应该说,对文化的解释体现了作者对概念层次的独立思考与精准把握。

　　少数民族文化是元代文化中极重要的部分,也是使得元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各朝代文化的主要原因。一些学者以汉族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对元代社会及文化多有诟病,认为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落。而事实上,问题的另一面是: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在元代获得了较之前更高的发展平台,不但在多方面有质的飞跃,还推动着汉文化的变迁。在《元代文化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藏传佛教萨斯迦派创作的特色诗集《萨斯迦格言》,还看到了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用自己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不仅看到了展现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元一统志》,还看到了以译写一切文字的宏愿在中国文字史上独放异彩的八思巴字。作者不因元代由少数民族统治而否定元代文化的价值,也不因元代统治者曾一度打压士人而心存芥蒂,而是如实地勾勒出元代思想文化的全貌,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华文化的由来、发展、规律和走向的理性把握,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

　　一部出色的断代史不仅应关注文化现象等共时态的因素,还须对文化发展脉络等历时态的问题有足够的把握。就陈著而言,作者一方面注意到了元代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通过对三个时期的细分,对各种文化的出现、兴盛及发展作了逻辑的梳理;另一方面,该书把整个元代文化的发展纳入了中国文化史的整体加以考虑(如科举制度在元代的命运、程朱理学在元代确立的统治地位等),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元代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理性的文化发展观下,作者肯定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突显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这反映了作者撰写文化史著作时的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