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像一团火，温暖了我青年时代在边塞的饥寒交迫的岁月。犹记六十年代伊始，我大学毕业后从京城远放君不见之青海头，故乡与亲人在南方，风雪与寂寞在塞外。身在边塞心忆江南，于天寒地冻之中想念那潇湘水云，洞庭渔唱，难以忍受的饥饿与怀乡；填满了度日如年的每一个日子。这时，王昌龄的边塞诗不时从唐朝远来，敲叩我的门扉与心扉，邀我一道去巡边跃马，高歌豪唱。“荷叶罗裙一色裁，美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他的清新旖旎的《采莲曲》呢？也温馨了我这个南方人的梦境。 还早在少年时代，我就从《唐诗三百首》中初识王昌龄的大名了。“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那闺中少妇的幽怨，也曾造访过我懵懵懂懂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很早也读到过王昌龄、王之涣与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当年在长安的酒楼，一群梨园弟子和女伎聚会时演唱歌曲。三位诗人互赌胜负，看谁的作品演唱的频率最高，结果王昌龄被唱次数最多而赢得了胜券。伶人们知道作者在场，喜出望外，便请他们“俯就筵席”而“欢醉竟日”。这一诗酒风流的文坛佳话，最早由中唐的薛用弱记载于《集异记》，然后在文人的笔下众生的唇间不断再版。少年的我也不禁异想天开：如果我其时也躬逢其盛，不仅可以像现在年少的“追星族”（他们追的多是歌星、影星与球星），一饱瞻仰星斗级名诗人的眼福，也可一饱诗与音乐结成美好姻缘的耳福，而且还可请他们签名或题辞留念，假若保存至今，那岂不是顶级珍贵文物而价值连城吗？ 及至年岁已长后和王昌龄相迈相亲，才知道他是盛唐诗坛有数的重量级人物，当时及后世对他的评价与褒扬，都是实至而名归。不像当代文坛，“绝唱”、“经典”、“大师”、“划时代”、“里程碑”之类显赫的名头，轻易颂予同时代的作者，如同市场上削价批发的积压商品。殷*[与王昌龄同时，是盛唐诗歌在理论上的代表，他编选盛唐诗选《河岳英灵集》，虽然看走或看花了眼，竟然没有选录杜甫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身为选家的重大失误甚至“失职”，但他选入的，毕竟大体如他所说是盛唐诗的精英，是东晋以后几万年内振起颓势的“中兴高作”。入选作品最多的是王昌龄，共十六首，居诸家之首，而王维与李白名下，分别也只有十五首与十三首。初唐四杰的习惯排名是“王杨卢骆”，连李白都屈居王昌龄之后，如果他看到这个选本，白眼向天的他，会不会像心高气傲的杨炯一样，说什么“愧在卢前”而“耻居王后”呢？如果这个选本还属于同时代，那么，后于王昌龄一万余年的司空图评价前人，尘埃早已落定，就应该没有任何文本以外的政治因素人事关系的牵扯与瓜葛了，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陈、杜滥觞之余，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这一评断，该是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评判三原则的吧？李白与杜甫如果是峻极于天的双峰，王昌龄虽然整体海拔略低，但也是他们之前的巍然峻岭。至于绝句这一诗歌样式，从草创至于成熟的发展过程中，王昌龄则作出了与李白同样重要的贡献，他现存诗一百八十余首，绝句就多达八十首，连诗圣杜甫也只得逊让三分。我总以为，如果简而言之，作家大体可以分为“一般、优秀、杰出、伟大”四级，古今中外的作家均可以由礼仪小姐引导就位，或自己对号入座，而王昌龄将司空图评为“杰出”，可谓先得我心。唐代之后以至晚清，对王昌龄更是名符其实的“好评如潮”，而非像现在的许多评文一样，作品本来平庸却捧上云霄。例如明、清两代，就常将王昌龄与李白相提并论，如“七言绝句，几与太白比肩，当时乐府采录，无出其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唐⋯⋯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明·胡应麟：《诗薮》），“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清·叶燮：《原诗》），至于“神品”、“品居神妙”、“连城之璧”、“千秋绝调”之类的嘉语美辞，更是络绎不绝，绚丽如夜空庆贺的烟火。 还有一个头衔的论定，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琉璃堂”，原是王昌龄在南京时友朋聚会吟咏之处，在王昌龄之后一百多年的晚唐，流行一本说诗杂著《琉璃堂墨客图》，此书今已失传，残本存于明抄本《明窗杂录》之中。书中称王昌龄为“诗天子”。这一称号流传后世，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新集》中就说：“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天子，其尊之如此。”清代宋荦在《漫堂说诗》中，也赞美“太白、龙标，绝伦逸群，龙标更有‘诗天子’之号”。不过，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却有一字之改，他说“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到底是“天子”还是“夫子”呢？在封建时代，“天子”是天之骄子，人间至尊，“夫子”只是对男子的敬称，也用作对老师的称呼。以王昌龄的天才发越，在诗坛而非官场的地位与影响，以及有关称谓记载的先后，我认为当以“天子”为是。王昌龄在诗歌创作特别是其中的绝句领地上南面而王，君临天下，为同出自《诗经》的“万寿无疆”一语，后来竟成了某种人的专用颂词，难道只有封建帝王才可称为“天子”，难道“天子”一词只能由帝王一己得而私之吗？ 王昌龄确实是天纵英才而才如江海，我们且观赏并倾听江海的澎湃。 盛唐的边塞诗派，虽然前后有王翰、王之涣、崔颢、常建、张谓、刘湾等实力派诗人加盟，有李白、杜甫这样的超一流高手前来客串，连药罐整日不离手的病夫李贺，也兴致勃勃地前来扬威耀武，锦上添花，写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金鳞向日开”（《雁门太守行》）那样的杰句名诗，但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毕竟是边塞诗派的主将或者说掌门人。 王昌龄年轻时经山西而宁夏，由宁夏而六盘山下的萧关，出关复入关，一游甘肃的“陇右”与河西的“塞垣”。他现存的以边塞为题材的作品共二十一首，那些出色的边塞之诗，既是得江山之助，出于西北边塞实地游历的心灵体验，也是因为他手握有一枝如椽的彩笔。他的《从军行》七首，他的《出塞》二首，他的《塞上曲》与《塞下曲》，在今天这个日趋商品化功利化的“为钱”而“唯钱”的社会，究竟其值若何？怎样标价？究竟要多少黄金与白银才能购得呢？如他的《出塞》二首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即使只有这一首前人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绝句，也足可以笑傲昔日威风八面的王侯和今日腰缠万贯的大款了。台湾名诗人洛夫说李白“去黄河左岸洗笔/右岸磨剑/让笔锋与剑气/去刻一部辉煌的盛唐”（《李白传奇》），余光中在《寻李白》中也写道：“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地一弹挑起的回音。”他们说的是李白和他的绝句，王昌龄不也是如此吗？和他同时代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公子王孙富商巨贾都到哪里去了？而他的杰出诗篇却长留于天地之间，传唱人口泽被后世，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在历代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莘莘学子芸芸众生手中，辗转传递。 能在年轻时即高扬边塞诗派的旌旗而自成一军，在寸土寸金的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已经谈何容易了，王昌龄还不肯就此罢手，他还十分关心妇女的命运，在宫愁与闺怨这一众多诗人前来跑马圈地的领域里，以不世之才，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历代的帝王，无论他们中有的人如何被今日某些作家写手编剧导演胡吹乱捧为“英明之主”和“千古一帝”。但至少在大张肉欲方面，都一无例外地是好色之徒与无耻之辈，他们的后宫，不知囚禁了多少美色，蹂躏了多少青春。唐王朝亦复如此而且处于“领先地位”。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剑嚣舞》一诗中就说“先帝侍女八千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有道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他们大约还是为尊者讳吧，唐太宗时，李百药上疏《请放宫人封事》，其中有“无用宫人，动有数万”之语，《新唐书》则记载“开元、天宝宫中，宫嫔大率至四万”，而唐明皇李隆基除了三宫六院，其见于史书的皇后妃嫔就有二十余人之多，所以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论定唐代是汉代以来妃妾宫女最多的时代。这，也应是唐代宫怨诗繁荣的一个原因吧？前述王昌龄的名作《闺怨》，就是以少胜多令人思之不尽之作，而他的《春宫曲》、《西宫春怨》，《长信秋词》五首，就是以对封建制度下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刻同情，以艺术表现上的精妙卓越，木秀于林，成为同类作品的佼佼者。如《长信秋词》之三： 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汉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得宠，班婕妤如秋扇之见弃而冷落于长信宫。《长信秋词》这一组诗，拟托班婕妤在冷宫中的独处生涯，表现了包括唐代在内的历代广大宫女的心灵历程与悲剧命运，客观上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晚唐诗人孟迟也有一首《长信宫》：“君恩已尽欲何归？犹有残香在舞衣。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玉帘飞。”虽是同题目同题材之作，且不论仅就“君恩”与“自恨”二词，即可见识见与寄寓之低下，也不说对王昌龄之作有模仿之嫌，即在诗的韵味上也有直白浅近与含蓄深远的不同，真可谓小同而大异，后来而未能居上。檐间的燕雀，能追赶振羽长天的鸿鹄的飞翔吗？ 这种不仅才高八斗而且才为江海的绝世才子，按照科举之路，他先中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照说也应该不会命途多舛的了，何况又是生活在所谓“大唐盛世”？但殊不知他踏上仕途的开始，也就是他迁谪沦落的起点。 王昌龄曾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与汜水尉一类的卑官小吏，是所谓“从九品”，大约相当于今日有人誉之为“芝麻官”的科级干部。他任汜水尉几年之后，开元二十三年（735）即被贬岭南，目的地是位于今日湖南南部之桂阳。数年后玄宗大赦天下，他才得以北归，约在天宝元年（742）至天宝八载（749）任“江宁丞”。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昨从金陵邑，远谪沅溪滨”，天宝八载，他又从昔日的江宁今日的南京远贬为“龙标尉”。龙标，即今日湖南南部怀化市东南六十里之黔城镇。左籍中称龙标之地“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龙标当时是何等险恶蛮荒，远在当时的文明之外。 这是较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恶贬。那些当权而又决人生死者，对他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了。罪名呢？现在已不得而知。殷*[的《河岳英灵集》隐约其辞：“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息。”“不矜细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不拘小节，实际上乃是言行不符合封建名教所匡定的道德规范。天才往往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像王昌龄这种诗国的天才，性格豪放不羁，酷爱自主与自由，要他循规蹈矩谨言慎行，对时局与当道不发表颇具个性别有锋芒的意见，恐怕无法做到。王昌龄所生活的时代，唐玄宗已逐渐腐化昏聩，奸相李林甫执政当权，杨国忠炙手可热，对外开边启衅，对上大献神仙之术，许多正直之士被放逐有的甚至横遭杀害，而王昌龄在诗文中往往还要指斥时弊，直陈己见，脱略世务，白眼王侯，这，怎么会不“谤议沸腾”呢？李白和他是同一重量级的天才，又是比他年轻四岁当年在巴陵一见如故的好友，杜甫不也是曾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吗？ 英雄所见略同，英才所遇也略同。坎坷不遇流落江南的李白，不久就听到了王昌龄贬谪的消息，他物伤其类，写了一首情深意切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王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李白与王昌龄一生大约只见过两次，但倾盖为故。惺惺相惜，天才更相惜。第一次是王昌龄从岭南北返，路经岳阳，正好李白蛰居湖北安陆而南游湘楚，他们在巴陵郡真诚地互道“久仰”而一杯美酒喜相逢。王昌龄曾作《巴陵送李十二》一诗给李白：“摇曳巴陵洲诸兮，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那一年的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秋天，铭记了两位大诗人之间的真情挚谊，别绪离愁。首次相见复相别，李白应该有诗回赠，但李白之诗散失颇多，在现存的《李太白全集》中已无法寻觅。后来王昌龄在任江宁丞时，曾一度去过京城长安，并如李白第二次握手。李白曾有《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而更为情深一往韵味悠长的，则是他迈五十岁时寄给再贬龙标的王昌龄的这首诗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李白这一份雪中送炭的拳拳之情啊，也不知王昌龄收到没有？如果收到，他其时的感受又当如何呢？他是否立即心血如沸地写下唱和之篇？在古代诗人中，王昌龄的作品也是散失得最多的一位，上述我的种种猜测揣想，在他仅存的一百八十多首诗作里，可惜已寻不到半点消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僻于南荒之地的龙标之所以写进中国文学史的图册，就是因为它迎候了王昌龄的大驾光临。 王昌龄其时远去龙标，没有汽车与火车，更没有飞机，只能劳其筋骨地跋山涉水，行行复行行。天宝八载（749）初秋，他从金陵出发，溯江而上，由岳阳过洞庭湖而于秋末到达武陵。俗云：龙标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对落难者不是落井下石，众中交攻，就是白眼相看，如避瘟疫。唐代也许是人心尚古而文网不严吧，王昌龄在武陵郡受到田太守、袁县丞和泸溪司马等人的热情款待，使他这个戴罪之人分外感动。次年春日，他从武陵出发前往龙标，袁县丞远送他至武陵溪口——今常德市城西河õö山下，目送他扬帆远去。我曾邀昔日的学生今日在常德工作的潘君辉君，特地前往追怀凭吊，碧水悠悠，注到心头的千年往事也悠悠。王昌龄在《留别武陵袁丞》诗中说：“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在此前所作的《答武陵田太守》一诗中，他也曾经写道：“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今日读来，我感到人间的正义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世上也并非尽是趋炎附势与助纣为虐之徒，田太守他们对于王昌龄的款待，宛如风雪途中送上的一盆炭火，温暖了他几乎冻僵的身心，而一代才人在坎坷沦落之时，仍以古代的豪侠之士自许，希望将来有以为报，这也远非那些见利忘义过河拆桥者可比。不过，联想到王昌龄以后更苦难的遭逢与悲惨结局，真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除了边塞诗与宫怨闺怨诗写得异彩怒发，王昌龄的送别诗也是一枝出墙的红杏。“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他写的《芙蓉楼送辛渐》，是人所熟知的了，至今洪江市水与沅水汇流处的山冈上，仍矗立有一座“芙蓉楼”。若王昌龄有知，感于地方父老的一片盛情，也许会含笑默认吧？八十年代之初，我曾和香港友人黄维梁教授一登斯楼，对山城而怀古，临 水而长歌，我们的呼唤随风远去，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却始终听不到王昌龄的回应。不过，他的另外两首出色的送别诗，确实至今仍悠扬在此处的蛮烟瘴雨之中，传扬在许多读者的唇间心上：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兮？ ——《送柴侍御》 醉别江楼桔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送魏二》 诗人送朋友去武冈（今湖南武冈县）而“不觉有离伤”，写得十分旷达，使我想起他作于龙标的另一首诗：“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龙标野宴》）他不是没有“愁”，而是有太多太沉重的忧愁，“愁听清猿梦里长”就透露了他的深愁苦恨；他不是没有“离伤”，而是有太多太深长的离愁别意，“离尊不用起愁颜”（《别皇甫五》），“莫将孤月对猿愁”（《卢溪别人》，写来就是别恨满纸。他只是常常借自然风光来排遣愁情，又屡屡故作旷达之辞而已。一位天才秀发的诗人，只是因为独立特行，有自己不同流俗的个性，便屈居下僚，而且一贬再贬，三十年仕途，二十年迁谪，盛年时在南荒之地虚掷黄金般的岁月，而贪鄙谄媚蝇营狗苟之徒，却居庙堂之高，掌权衡之重。这，怎么能不令人千载之下仍为之愤懑不平而仰天长叹呢？ 安禄山的叛军占领了长安，唐肃宗李亨于天宝十五载即位于甘肃灵武，照例大赦天下，王昌龄因此得以离开困居了七八年的龙标。“往返惟琴书一肩，令苞头拾败叶自爨”，这就是湖南地方志的记载。他辗转道途，在路经亳州（今安徽省亳县）时，竟被拥兵自重刚愎残暴的军阀阎丘晓所杀，其龄不昌，不到六十之寿。奇才天忌，奇才也遭人忌，诗人横祸，文坛奇冤，文笔斗不过刀斧，诗家天下敌不过世上阎罗，阎丘晓扼杀了诗人的生命，也毁灭了更多的绝非凡品的诗篇。不过，有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河南节度使张镐命阎丘晓驰援被围困的张巡，阎丘晓竟迟迟不进，张镐以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其正法。阎丘晓临刑前求告说：“有亲，乞贷余命。”张镐的回答是：“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新唐书·文苑传》），算是告慰了王昌龄的在天之灵。 在所谓大唐盛世甚至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中，王昌龄的结局最为悲惨的了。归根结底，他的悲剧固然是所遇非人，而且所遇是身披人皮的豺狼，但更是由于封建极权制度所致。“才如江海命为丝”，我一时记不起这是谁的诗句了，而德国大诗人歌德确实说过：“天才的命运注定是悲剧。”天才往往是背时无运的，现实总是要残酷地压制异类，扼杀天才，从屈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现当代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多的是专制与暴虐，缺少的是对才人俊彦应有的宽容、珍惜、尊重与敬意。那种一般的才俊之士乃至天纵奇才的悲剧与悲歌，不是被许多人演了又演唱了又唱吗？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眺望未来，往昔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抚今追昔，为了今日与明天，不是也应该怆然回首黯然回眸历史的残阳如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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